作者：闵长虹 单位：浙江大学
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迫切性
从传统社会崇尚的整体德性正义观到近现代社会追求的外在规则正义观，再到当代社会提倡的德性与规范相协调的正义观，西方政治哲学的变迁呈现出一个清晰的历史辩证法。这启发我们，正义既不是古代落后生产力背景下的先哲们的直觉感悟，也不是近代个体被强迫遵循的行为规范、现代社会赖以维系的无奈选择，而应该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和谐统一的当代的自觉追求。这无疑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实践指向相耦合。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人的依赖性”的传统社会解体，建立在“物的依赖性”之上的“人的独立性”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模式。在宗教的神圣形象被揭穿、温情脉脉的封建面纱被揭开之后，存在于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之间的紧张和冲突被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紧张所取代。伴随个体权利的成功伸张和有力扩张，维护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私有利益成为政治国家的必然选择，个体权利本位及其诉求的正义制度为自由划定了上限，对自由似乎不能再有更高的奢望。马克思要超越的正是这种哲学，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直接地将自己的哲学与他要超越的哲学的差别表述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这个新的立脚点超越了市民社会的社会关系及其要求的伦理原则，超越了仅以个人权利为基本原则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阈。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的全新的政治哲学观。在马克思的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非常有限，资产阶级没有实现革命年代许下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诺言，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后这些诺言纷纷破产。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是以自由主义民主在那个时代的狭隘为背景的。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政治解放为自由划定了上限，使人陷入自私自利的樊笼而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这与人类解放的宗旨相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言:“每个人都互相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设定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6］(P．106)然而，在近现代西方学者围绕正义、权利、民主等重大政治哲学问题的讨论中，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几乎垄断了话语权。似乎只要论及正义、权利、民主等问题就只能求助于自由主义话语，马克思主义陷入了失语的状态。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仅仅被诠释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容易产生忽视民主形式及相关制度建设的误解，最终导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维度的被遮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异并不在于是否肯定维护个体权利的正义原则及相关政治制度，而在于是否承认其只是过渡性的正义原则和政治制度。自1971年罗尔斯发表《正义论》使政治哲学复兴以来，西方左翼学者尝试着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一些左翼学者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国家制度，其建制形式需要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重新定位，以完善阶级、国家仍然存在的无产阶级专政，充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在自由主义主导话语权的西方学界，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始终与其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和自由主义对其的反批判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么被看做是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要么被当做是自由主义缺陷的补充，其自身逻辑从未得到清晰呈现。这种状况迫切需要我们洞察西方政治哲学历史变迁的真实意向，分析西方启蒙运动开启现代化的利弊得失，遵循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的自身逻辑，构建一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尽量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本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切入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生之年把全部精力聚焦于批判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对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系统、精深的正义建构。这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过错，仅仅依此忽略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性旨趣是教条主义的表现。根据传统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唯物史观是依据科学事实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其任务是向人们揭示客观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规律“是怎样”的，因而它只是关于客观事实的描述性理论，而不是关于社会生活“应当是怎样”的规范性理论。对唯物史观的片面理解使以规范性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合法性成为一个问题，导致马克思主义面对自由主义话语的失语状态。在唯物史观中，事实与价值、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是马克思考察一切问题的方法论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只有在这一方法论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性与建构性、价值性与事实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才能够得到合理说明。20世纪中后期，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焦点集中在个人自由与历史规律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在自由主义阵营内部，无论是波普、伯林还是其他的自由主义者，都力图将马克思的方法归于机械决定论，批判其以历史规律宰制个人，否定了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最终导致专制主义的发生。在回应这一批判的过程中，哈贝马斯等批判理论家和一些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得出了“事实与价值内在于唯物史观”的精辟论断。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长期以来被人为地分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各学科只满足本学科的研究，理论视野和实践视阈日趋狭窄和片面，最终引起“回到整体马克思”的呼吁。“回到整体马克思”需要我们洞察唯物史观的真谛，立足唯物史观的旨趣，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包含以规范方式考察问题的视阈。一方面，唯物史观通过分析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变迁，实然地揭示了客观历史规律;另一方面，唯物史观通过诉诸应然的价值准则指明人类实践活动的终极目的，努力超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狭隘与资本主义正义的片面。唯物史观的精髓在于:在物质生产实践中，从封建社会的“人的依赖性”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在“物的依赖性”之上的“人的独立性”，再过渡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维度，双重批判在生产力逐步发展的历史基础上逐级展开。因此，不能超越发展阶段先批判资本主义后批判封建主义，超前批判资本主义容易掩盖封建主义的更大罪恶。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必须把准确阐释唯物史观作为切入点，既扬弃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又坚决抵制各式各样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在国外以列奥•斯特劳斯及其后学为代表，提出了古代的善(整体美德)高于近现代的个体权利之命题，他们虽然敏锐地洞察了现代性的消极面，却也拿不出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存在开历史倒车的嫌疑与危险。与国外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相呼应，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思潮大肆渲染儒学复兴中国，鼓吹儒学拯救人类文明危机。儒学博大精深的和谐思想、大同理想、仁爱理念无疑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但儒学也有其“糟粕”性的一面，思想上的保守、政治上的封建专制使和谐思想、大同理想、仁爱理念更多地停留在观念层面。真正的和谐不是观念上的自我陶醉，而是物质生产实践中的不断创造;不是封建宗法关系笼罩下的温情脉脉，而是经济独立之后个体的精神觉醒。当代中国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既要坚决抵制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又要借鉴性地批判资本主义文明;既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用体制正义带动以人为本的国内科学发展，又要着眼自由主义泛滥的世情，用人类正义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既要立足当下借鉴西方发展市场经济、建设宪政民主的有益经验，又要着眼未来阐释用人类正义取代资本正义的方向和路径。在社会碎片化、价值虚无化、意义空洞化的影响日益加深的当代世界，这一理论构建显得愈加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