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不可缺少的政治素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活力的源泉所在，亦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理论保证。本文试就试邓小平创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重大理论创新的条件及其表现作一探讨。
一、邓小平理论被称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飞跃，根本的一条就在于邓小平同志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以开拓的眼光和务实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思想，而不是教条式地和图解式地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解释或解决当代中国的实际问题。敢于这样去做，本身便需要一种巨大的勇气和胆识，当然也离不开个人具有的很高的政治理论素养。我们认为促使邓小平在理论上创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综合体，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第一、曲折的斗争历程和丰富的建设实践经验是邓小平理论创新的实践来源。邓小平同志从事革命和建设生涯长达近80年，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为其奠定了十分丰富的实践基础，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直接领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更是获得了十分宝贵治国安邦的经验。概而言之，邓小平的理论创新精神与非凡的政治生涯紧紧相连、息息相关。
第二、渊博的知识，精深的理论素养，是邓小平理论创新的内在因素。邓小平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解决和处理我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其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他在开拓新道路的过程中，“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借鉴世界经验又不照搬别国模式，总是从中国的现实和当代世界发展的特点出发去总结新经验，创造新办法，”给他的非凡的理论勇气带来了丰厚的理论底蕴和创新的方法钥匙。
第三，坚定的党性和对人民无私奉献的情怀，是邓小平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邓小平把毕生的精力都交付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有勇于为共产主义真理而斗争的献身精神。邓小平对社会主义道路是坚定不移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求中国，才能发展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至现在六十多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正因为如此，他“目光远大、胸襟开阔、无私无畏、不屈不挠、不顾个人安危、不计荣辱进退，总是以大局为重，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着眼来观察和处理各种重大问题。”所以他既能坚持和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立场，又能大胆地扬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过时或不合时代具体环境的结论，而代之以符合实践需要的新原理、新方法和新结论，体现了伟大的政治胆略和理论勇气。
第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和世界发展潮流是邓小平产生理论创新的社会条件。时代呼唤并造就伟人的理论创新，社会客观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的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给邓小平向理论创新提供了客观条件。而且处在中国历史新的转折时期，处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的新时代，邓小平又能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
二、党的十六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而且提出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这正是因为邓小平理论是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其在本质上是开拓性的，是创新性的。开拓创新自始至终体现在其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之中。
(一)邓小平的理论创新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坚持党性原则，敢于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作坚决的斗争，捍卫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就同党内在各个阶段出现过的“左”或左倾路线作无所畏惧的斗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神圣与科学。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他大力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与当时所谓“正统”观念相违背，被指责为“富农路线”并被撤职，政治生涯中严重受挫。但他立场坚定、是非分明、不折不挠地同“左”倾错误理论作斗争，体现了顽强的斗志和惊人的理论勇气，并为我党恢复和确立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领导地位作出重要贡献。
“文革”期间，邓小平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再一次被“打倒”，但他从理论和实践上都一直没有停止同极“左”的思潮无情斗争。1975年他复出后，提出全面整顿的思想和措施，强调要“敢字当前，横下一条心”对“文革”以来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他号召人们大胆地起来抵制“左”的思想，鼓励人们消除头脑中的“仙”字，要求干部和党员“要有一点精神，不要怕挨批判，不要怕犯错误”。他还提出：“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的。”邓小平主张抓生产实现四化的思想是对“文革”理论的“背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体现了惊人的胆略、不屈的斗志和伟大的理论勇气。虽然这导致了他的第三次下台。但“整顿的业绩和整顿中表现出来的风骨，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开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道路中，党内外有部分受极“左”思潮毒害至深者，攻击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用极“左”观念来曲解四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一些主张搞资产阶段自由化者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和成就进行全面否定散布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谬论。这两股“黑流”皆要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干扰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执行。特别是后者在八十年代末发展到顶峰，使我党又面临着重大的历史考验。在这种情势下，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社会主义事业。”正是由于邓小平有坚定清醒的立场，敢于坚持理论创新，才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有了立国之本的保障，才使“我们经受住了严峻考验，我们的事业继续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道路蓬勃发展。”
(二)邓小平的理论创新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既敢于冲破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的束缚，又坚持和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十年内乱结束后，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成为决定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何去何从的关键。而当时，党内有些人提出“两个凡是”，企图继续执行“文革”的极“左”路线，使拨乱反正工作及其他各方面工作的整顿与恢复受到禁锢。对待这个问题，邓小平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非凡的理论勇气，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决定性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人手进行拨乱反正。一方面他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但一另方面，他在领导我们党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及时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一再强调，“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坚持“两个凡是”必然亡党亡国。同时，他又科学地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思想体系，“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这样使我党既冲破了教条主义迷信的束缚，又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使我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我国从此走向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铺平了思想轨道。
(三)邓小平的理论创新的最重要、也是突出的表现方面则是他不拘泥于经典，而是从实际出发提出新的论断和理论，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要求人们既要坚持真理又要发展真理，二者相互促进，皆不可偏废。在邓小平创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中便非常鲜明地体现出了这一基本的原则。其中，邓小平对计划和市场与社会制度关系上的理论阐述，对社会主义本质所作出的新概括，对“用资”、“允资”方面的理论贡献，就是最突出的表现。
按照经典作家们的设想，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因而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单一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之上的。而现实的中国并不具备这一条件，特别是70年年代末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展，遇到了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上义的传统观念的障碍，这就要求从实际出发重新认识这一理论。邓小平率领全党勇敢地迎接现实理论的挑战。早在1979年，他就指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经过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十三大等几个重要认识阶段的发展，终于由邓小平在1992年初作出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等科学结论。这从理论上深刻地回答了长期困挠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成功地解决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方向和道路问题，并为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至关重要的理论基础，而且对党的十五大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全党，更是邓小平一直探求和反复思考的首要的基本问题。80年代中期他在会见外宾时，多次提出：“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在此之前，中国还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人敢于公开承认这个理论问题。有反思就有探索，有探索就有突破。邓小平以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正视现实，不断探求，终于在视察南方时，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结论性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论断，使人们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了崭新的认识，这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最重大的理论成果之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的理沦拓展。
在改革开放中敢不敢试验，敢不敢闯，社会主义建设步伐能否借助外力加快一些，遇到一种困惑，就是怕学习和利用了资本主义的某些经济形式、手段和方法会被认为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姓了“资”。为了拨开这个认识迷雾，邓小平以极大的远见卓识和理论勇气，提出“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这一思想最突出的体现是关于建立经济特区和关于“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的理论和实践。经济特区是排除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束缚的产物，从创办到发展过程中，始终都受到姓“社”姓“资”的困扰。邓小平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理论胆略，果断地排除来自“左”和右两方面的思想障碍，提出，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特区姓‘社’不姓‘资’。”极大地鼓舞了特区建设者，使他们冲破了来自“左”或右的思想樊篱，冲破了前人未曾涉足的“盲区”和矛盾错综复杂的“难区”。特区十多年来的建设成就已有力地证明了邓小平这一利用外力，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先进经营管理方式理论的正确性。而“一国两制”构税收经济期刊想在香港、澳门顺利回归及对台湾的重大而有力影响也生动表明邓小平这一允许资本主义在一社会主义国家内存在以促进祖国统一和现代化建设思想的科学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