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靖年间，我国东南沿海倭患严重，湘西土家族土兵在时任土司彭明辅、彭翼南等的率领下奉调出征。湘西土兵英勇善战，他们发明的铁塔式战斗序列“钩廉枪弩之技”［1］连挫倭寇，抗倭名将戚继光在此基础上创造出著名的“鸳鸯阵法”。学术界对湘西土兵的研究主要从其参与的某一场战争入手来分析其军事制度中的某一方面，而从武术文化的视角对湘西土兵武术与军事战争的各方面特点展开研究鲜有人涉及。本研究拟从武术文化的角度对明代湘西土兵抗倭战争中的武术、兵器、阵法、尚武与民族精神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进一步深化武术深层次的研究。
1明代湘西土兵抗倭征调述略
1.1明代湘西土兵溯源土司制度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分封地方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一种军政合一的特殊政治制度。土司既是辖区内的最高行政长官，也是最高军事首领［2］。他们都各自拥有一支数量不等的军队，俗称土兵。土兵编制单位有营和旗两种，其中营是土司正规部队的编制，依土司势力大小拥有营的多少不等。旗是土司寓兵于农的一种军农合一的组织，凡境内居民均编入旗内。湘西土司自五代后梁开平四年(910年)开始。永顺土司区正式设立于明朝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当时中央政府下令设立永顺军民宣慰使司，隶属湖广都指挥使司［3］。明代是永顺土司区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使其当时最强大土家族土司区之一。《大明会典》记载:永顺土司在明代有把总三十一员分管五十八旗随堂办事(把总即当日舍把之类)。《保靖县志》记载:“湖广保靖州军民宣慰使司宣慰使彭九霄，系出世藩身为良将，掌兵权而谙三令五申之法;督军任而明六花八阵之图。”
1.2明代湘西土兵应征抗倭的历史背景明代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卫所空虚、海防废弛。此时，日本国内局势动荡幕府政权被击溃，一些没落武士、商贾、亡命之徒及无业游民开始结队进犯我国沿海地区［4］。《明史•朱纨传》记载:“浙闽海防久境，战船哨船十存一二，漳泉巡检司弓兵旧额二千五百余，仅存千人，倭剽掠辄得志，益无所忌，来者接踵。”郑若曾的《筹海图篇》、王士琪的《黄明驭倭录》、卜大同的《备倭记》、宋应昌的《经略复国要编》等史籍中，均有对倭寇的凶狠与残忍无道的记载。《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沿海倭乱”载:“嘉靖三十二年夏，汪直、毛海等大倭寇在浙江遭到明军的打击，于是贼移舟而北，犯苏、松郡。二郡素沃饶，贼至，捆载而去。”在战局十分不利的情况下，朝廷任命张经为湖广总督统领各省军务。张经认为“要对付昼伏夜出、穷凶极恶却善战的倭寇，必须征调湖南骠悍勇猛的土家族士兵”。《筹海图编》记载:“短兵相接，倭贼甚精，近能制者，惟湖广兵镰钩枪弩之技，必须动永、保二宣抚(慰)司精兵。”于是上奏朝廷:“若剿灭倭寇，须调动永顺、保靖二宣慰司精兵”。嘉靖三十四年(1535年)冬，永顺宣慰土司彭明辅、彭翼南亲率5000土家族士兵，自筹粮饷远涉五千余里，奔赴苏州、松江一带抗倭。《明史》载:“西南边服各有土司兵。湖南永顺、保靖二宣慰所部，广西东兰、那地、南丹、归顺诸狼兵，四川酉阳、石硅秦氏、冉氏诸司，实力最多，边事急，有司专以调三省土司(兵)为长策。”
2明代湘西土兵在抗倭战争中的表现
2.1湘西土兵抗倭中的主要军事活动《明史•张经传》载:“倭寇猖獗，江浙、山东兵屡败，欲俟狼、土兵至用之。”可见在当年抗倭战争中湘西土兵属明朝军队的精锐之师。据《永顺宣慰司历代稽勋录》和《明史•湖广土司》卷310记载，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至三十五年(1556年)，湘西土兵在时任土司彭明辅、彭荩臣、彭翼南的率领下曾3次奉调出征江浙沿海抗倭。
2.2湘西土兵参与抗倭的主要战役表1明代湘西土兵抗倭主要战役及战绩年/月战役名称战绩1554/1上海松江之战战绩不详1555/1江苏新墩之战斩获敌人首级300余人1555/4常熟三丈浦之战歼灭倭寇281人1555/5浙江王江泾之战斩倭寇2000余人1555/7苏州陆泾坝之战斩获倭寇600余人1556/8浙江乍浦之战擒斩倭寇1200百余人从表1可以看出湘西土兵在抗倭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浙江王江泾之战，史称“东南第一战功”。《明史•土司传》载:“(嘉靖)三十三年冬，调永顺土兵协剿倭贼于苏、松。明年，永顺宣慰彭翼南统兵三千，致仕宣慰彭明辅统兵二千，俱会于松江。时保靖兵败贼于石塘湾。永顺兵邀击，贼奔王江泾，大溃。帝降敕奖励，各赐银币，翼南赐三品服。”《明史纪事本末》载:王江径之战，“永顺宣慰使彭翼南攻其前，保靖宣慰使彭荩臣蹑其后，遂大败之。自有倭患来，此为战功第一。”《明史湖广土司》则说:“王江径之战，保靖犄之，永顺角之……盖东南战功第一［8］。
3湘西土兵抗倭中的武术文化解读
3.1湘西土民尚武精神的展现湘西土家族的先人是古代巴人，古代巴文化崇虎尚武的历史传承可以追溯到商代。就文献记载来看，巴以善战而载入历史，以其勇猛而闻名。《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师锐勇，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后汉书•南蛮传》载:“板盾蛮夷者(按:即今湘西、渝东土家族的先祖)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阵，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古代巴文化基因中有一种尚武赴义的民族精神，所谓“刚勇生其方，风谣尚其武”［9］。彪悍、骁勇的民风不仅可以从历史的文字中找到，而且从土家族的曲艺文化、图腾文化和对英雄的崇拜等各个方面都可以找到其民族骁勇的特性，在茅古斯、傩戏、摆手舞当中，都能找到与军事武术有关的影子。《永顺县志》载:土司在战斗选兵前会进行一种祭祀活动，“宣慰吁天祭以白牛，牛首置几上，银副之”，对参加选调的土民宣布:“有敢死冲锋者收此银，啖此牛首。勇者报名汇而收之。”湘西文化中，一个极为显著的特点是武文化的发达，武风的浓郁，尚武精神的强烈，尚武基因贯穿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在社会实践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尚武是湘西文化的显著特质。《永顺县志》说:“土俗耐劳习险，劲勇善斗”。《苗防备览》云:巴人遗裔“轻生好斗，而朴拙淳直”，“永堡土人，劲勇好斗”。《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篇卷五言:“宣恩，……俗嗜暴悍”，“来凤，性犷而悍。”
3.2湘西独特的武术、武器和阵法关于单个湘西土兵武术的文献记载很少，土兵在战争中的表现却在多处文献中均有记载，可以从记载土兵战争的文献中探索古代湘西土家族武术文化风采。土司对土兵的训练十分严格，《永顺府志》载:“永顺司治西五十里，有教场坪，皆昔土司演武校射之处……土人常于此处演武。又西北五里有博射坪，又北五里曰射圃，地势均宽敞，土人每于此博射。”［5］在土家族叙述族源和发展的民间文学史诗《梯玛神歌》“迁徙记”一章中，描述了土家先祖通过器械、徒手格斗打败妖魔的情节，这时候土家族武术的基本雏形已经形成。在唐顺之《武编》、戚继光《纪效新书》、郑若曾《江南经略》、何良臣《阵纪》等书中详述了拳法、刀法、枪法、棍法、射法、狼羌、憧耙以及阵法等多种武术内容，其中不乏湘西武术技击方法的影子。土兵制度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土兵武器大多从土民的劳动工具中提炼加工而成。湘西土兵武器主要有以下四种:钩、镰、枪、弩。“钩”战斗时可用来砍杀、钩割;“镰”战斗时用于砍杀敌人的头颅、四肢或钩马腿;“枪”用于刺杀，是土家族主要狩猎工具;“弩”宜用于远战射杀。土兵除以上四种主要兵器外还使用蛮刀和一种叫做“毋显”的武器。土兵对武器的运用并不是一成不变，各种武器会因战况的不同而采用不一样的用法。“钩镰枪”就被用来在“舟中或割其缭，或钩其船，或割其棚间绳索，必不可少。”关于土兵的战斗穿着，有史料记载“永顺司治……有洗甲溪土兵奉征调时洗铠甲之所”(民国《永顺县志》卷24)，土兵战斗时身着铠甲，这减少了土兵在战斗中的伤亡［6］。湘西土兵“塔式”阵法以二十四旗为阵，这是一种三角队列的阵型，这种阵型十分稳固，并且在战斗减员时可以分五层递补，胜负以五重为限，要想战胜这队土兵就必须消灭掉全旗，这样阵列不仅机动和灵活，也加强了土兵战斗序列的整体性。《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八•土司》戚继光的鸳鸯阵法就是学习湘西土兵阵法而创立的。戚继光的鸳鸯阵，《纪效新书》中的原文是“居首一人为队长，旁二人夹长盾，又次二从持狼筅，复次四从夹长矛、长枪，再次二人夹短兵。阵法可随机应变，变纵队为横队即称两仪阵，两仪阵又可变为三才阵。”鸳鸯阵运用灵活机动，抑制住倭寇优势的发挥。戚继光率领“戚家军”，经过“鸳鸯阵”法的演练后，在与倭寇的作战中，每战皆捷。
3.3湘西武术在爱国主义方面的体现湘西土家族是一个深具爱国主义精神的民族。杨昌鑫在《浅谈土家族历史上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土家族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史略》中就充分论述了土家族“自始至终围绕一个核心，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国难当头、强寇入侵或内乱纷纷、民不聊生的关键时刻，在那慷慨赴国难的壮士行列中，总能见到湘西人奋然前行的身影。无论是明朝的抗倭战场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湘西士兵的英勇善战充分反映了湘西人奔赴国难、慷慨报国的气概，体现了湘西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土家族把提前一天过年称之为“赶年”，关于“赶年”的传说流传最为广泛的是土家族人民为送子弟兵奔赴东南沿海抗倭前线而提前过年的故事。从历史战争的传说中，我们看到土家族人过“赶年”，乃是为了纪念这些标志性的胜利，这些战争的胜利是其民族的自豪。“赶年”习俗体现了土家族人民识大体顾大局，甘愿为国捐躯的博大胸怀。湘西水系交织的地理环境促进了土民与外界进行经济、文化的全面交流。通过交流湘西土民逐渐产生了对汉文化的认同感，这种对汉文化的认同感逐步地依附到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国家身上，随之而来便是强烈的“国家认同”。土民开始认识到伦理纲常的重要性，把“忠于国家”等道德品质视为人生准则。《辰州府志•风俗》载:“虚公家之赴必急。”《土家族文化精神》载:“保卫国家，急公尚义，以诚相待，守望相助。”湘西土兵的抗倭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湘西土民在对明朝中央政府产生“国家认同”的前提下，基于“忠君爱国”文化精神，为了家园的稳定发展和国家安全进行的一场正义爱国主义实践行动。
3.4湘西武术与其他武术的交流与融合明代东南沿海的倭患促使全国各地武力汇集东南沿海，除了湘西土兵和广西兵外还有全国各地的客兵，主要有辽东兵、河南毛葫芦兵、山西兵、保定箭手、福漳兵、浙江处州坑兵等。(《筹海图编》卷十一下《经略二•客兵附录》)各地域客兵武术伴随抗倭战事发展而不断转徙、驻守及换防，其武技、阵法及成功经验在军队、民众中传播与交流。戚继光《纪效新书》中就有借鉴湘西土兵的器械而研制出的狼羌、藤牌刀、幢耙及其使用方法。吴殳的《手臂录》一书中有其所著“诸器编说”“狼筅说”“藤牌腰刀说”“筅枪说”等。在茅元仪的《武备志》也曾列举出狼羌、惶耙、藤牌腰刀等器械，以及对这些器械的形制和演练方法的介绍，并附有画图和说明。其不仅辑录较完备，而且多有评述，对后人了解和研究兵器及武术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抗倭”战争亦促进了中日武术交流，倭人长刀技艺倍受明代武术家关注，甚而切身习练、著录成书，当前尚流传的苗刀技艺源自倭刀。戚继光在十二卷本《纪效新书》卷4《短器长用解》中说:“长刀，此自倭犯中国始有之。彼以此跳舞光闪而前，我兵已夺气矣。倭喜跃，一迸足则丈余，刀长五尺，则大五尺矣。我兵短器难接，长器不捷，遭之者身多两断。缘器利而双手使用，力重故也。”何良臣《阵纪》卷2《技用》中说:“日本刀不过三两下，往往人不能御，则用刀之巧可知。”［11］明代刀术既吸收了日本刀法的精华又沿袭中国刀法的传统，武术家迅速将日本刀法纳入中华武术体系中。
作者：邱海洪 饶平 单位：衡阳师范学院体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