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和形成的逻辑进路
我们２０２０年要“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就是人类历史性实践历经的第二种社会形态。根据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进程理论的一般性，工业文明上承农业文明，下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对应的社会形态就是“人类社会”———人类必将抵达的社会。当今世界仍然有许多主体上处于农业文明阶段的国家，它们正在努力向工业文明国家迈进。有许多发达国家，它们早已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却没有进入生态文明社会，而是误入了消费社会。当代中国建设“工业化和现代化”国家，方向只能是生态文明的“人类社会”，面临着既要坚持“人类社会”最高目标，又要脚踏实地立足自己已有的前提。根据世界历史，工业化的完成一般与过剩经济相联系。也就是，工业文明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属性建立在社会财富为交换价值或者资本的基础上。而当代中国的前提是：我们虽然在２０００年就进入了过剩经济，进入了工业文明语境，但是，我们距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却相当遥远。“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工业文明时代生产“交换价值／资本”。马克思指出，在物的依赖性社会，“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每个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不管活动采取怎样的个人表现形式，也不管活动的产品具有怎样的特性，活动和活动的产品都是交换价值，即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４］。也就是说，工业文明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产品都是交换价值，任何个人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消费品不依赖或者不是主要依赖自己劳动所得的产品，而是必须依赖自己劳动所得的产品先转化为交换价值，再转化为自己的生活消费品。只有生活消费品不依赖自己劳动所得的产品，一切产品和活动才能转化为交换价值，社会化的全面的依赖才能形成。“民以食为天”，考察一种生产方式及个体生活是农业文明方式还是工业文明方式，尤其是要根据获取食品的方式是否直接来自自己生产的产品。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城镇人口６．６６亿人，占４９．６８％；乡村人口６．７４亿人，占５０．３２％。流动人口２．６１亿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３９ ９５９ ４２３人，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２２１ ４２６ ６５２人。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的农民工至少２．２１亿，这里我们以２．２１亿计算。我们先考察４９．６８％的城镇化人口（显然，２０１２年５２．６％的城镇人口较第六次人口普查又有所提升）。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农民工至少２．２１亿。这２．２１亿农民工虽然是城镇人口，但是，他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消费显然不能完全由参与城市劳动所得的工资获取。甚至仅仅从劳动力价值考察，农民工的城市劳动收入远远低于劳动力价值。根据劳动力价值理论，劳动力有三个组成部分：维持劳动者自己的生活费用、维持劳动者需要抚养的人的生活费用、劳动者自己的教育和培训费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以上三项的计算标准当然要按照工作地标准。很明显，农民工不可能依赖自己的工资收入供养自己和需要抚养者在城市生活———住房、子女的教育、自己的培训、老人的看病和护理等。所以，农民工不可能依赖城市的工资收入维持自己的城市生活，目前，他们不过是两栖者，农民身份才是他们在马克思社会形态三阶段理论中的位置，即他们主要还是处于农业文明时代。我们再来考察其他４．４５亿城镇人口。因为城镇包含很多新城新镇。而新城新镇的人口并非都是依赖交换价值生活，有一部分人口仍然是直接依赖自己的劳动产品生活。最后，我们再来考察纯粹的６．７４亿乡村人口，他们依赖农产品收入（包括家蓄收入）维持自己的生活。所以，尽管当代中国２０００年就进入了过剩经济的情境，２０１２年人均ＧＤＰ甚至高至６１００美元，但是，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考察，当代中国农业文明生产方式、工业文明生产方式、生态文明生产方式并存（行政力量主导下的尝试），甚至大部分人口主要处于农业文明时代。不论是城镇化率还是人均ＧＤＰ数值都不能真实表达我们在文明阶梯上的位置。我们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当代中国只能选择、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从“协和万邦”到“大一统治理模式”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和形成的逻辑进路
正如上文分析，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党史、国史，世情、国情、党情是我们的前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更是我们行动的指南。依据“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原理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到，西方先后形成了“分而治之”、“轮番而治”和“议会民主”的治理模式，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协和万邦”和“大一统”治理模式。在这样的历史基础上，当代中国只能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同于西方政治治理模式源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份额的竞争和分配，这种对份额本身的竞争和分配的关注是短视的，往往忽略历史大趋势。中华民族的政治治理模式源于基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迥然不同的复杂生存环境。这个复杂生存环境要求具有把握历史趋势的能力、有为民的根本指标、有强有力的领导。而这也正是对当代中国选择、形成政治治理模式的根本要求。当代中国，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来说，古代、近代、现代并存。从文明形态来说，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并存。从精神文化和价值信仰来说，多元文化、多种思潮、多样价值观念同时存在。从生存资源和人口状况来说，地稀人稠、资源紧张，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从国际环境来说，虽然和平和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是，竞争激烈。在这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中华民族只能选择、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保证：第一，明辨历史方向，坚定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动摇。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之后的历史阶段。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正如无神论是对宗教的扬弃一样。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的扬弃包括三个环节，即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和完成”、私有财产的否定和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或否定之否定，而共产主义“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虽然“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相反，马克思在共产主义的这三个阶段之后又讨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完全独立”两种形态，通过这两种形态，共产主义和无神论最终也将被扬弃，那时候“社会的人类”才能诞生，“人类社会”才能到来［５］。从过剩经济来看，当代中国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物质前提已经具备；从西方绝对过剩经济来说，“人类社会”的前提条件也已经开始慢慢地具备，中国道路的选择具有极其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从中国国情来说，生产能力尚不高，低于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为中介，利用多种手段发展生产能力，始终坚持目前阶段的最低纲领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最高纲领的统一，在生产力的现实的运动中，实现“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必须坚持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动摇。第二，以人民幸福为根本宗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人对自己的本质、对自己的生命的真正占有，是人向着“社会人”的真正复归，这就要求政治治理模式的选择、形成服从服务于人的这个历史性“旅程”的完成，必须以人民幸福为根本宗旨。然而，究竟什么是幸福？全方位的物欲的满足是否就是幸福？马克思把生产分为物质生产、社会生产、政治生产和精神生产，那么，消费也就包括物质消费、社会消费、政治消费和精神消费，需要包括物质需要、社会需要、政治需要和精神需要，价值同样包括物质、社会、政治和精神四个层面。显然，物质层面的需求、消费和满足在价值排序上层次最低，精神层面的需求、消费和满足在价值排序上层次最高。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与社会合一，单独的政治层面的需求、消费和满足不复存在。那么，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为物质需要、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财富呈现为物质财富、社会财富和精神财富三个方面，精神财富成为最高的价值追求。“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有“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就是幸福的人。我们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推进的正是这样一条动态的不断地前进发展的路。第三，狠抓自身建设。“协和万邦”政治治理模式提出：“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天”就是“民”，“民”就是“天”。“大一统”政治治理模式提出：“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水”就是“民”，“民”就是“水”。１９３９年１０月，毛泽东撰写《〈共产党人〉发刊词》，论述新民主主义理论时，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为主线，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保证明辨历史方向和为民的宗旨。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８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指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的思想和行动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使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具有广泛、深厚、可靠的群众基础。总之，从“协和万邦”到“大一统治理模式”再到当代中国的现实要求，当代中国只能选择、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天道与人道合一
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任何民族在人类历史性实践中的位置始终是民族史、世界史与空间交汇而形成的坐标点。在向着“人类社会”的历史性的“旅程”中，以物质生活的生产为基础和核心，在整体的生活的生产中，面临着不同的具体的生存图景和核心问题。生存问题迫使他们产生不同的问题意识、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解决模式。西方生产生活史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古代西方，“自然秩序”异化为无处不在的“逻各斯（理性）”，“逻各斯（理性）”决定了“自然之所是”的本性和目的，自然主宰了人。随着生产能力的提升，近现代西方，自然又异化为被征服的对象，人主宰了自然。生态灾难的出现，人们重新审视自然。马克思发现，人、自然统一于现实的以物质生活的生产为基础的生活的生产，追问人与自然何者为先是一个假问题，人、自然、生活三位一体并发生改变的一致。伴随自然的异化，发生人的整个生命的异化：知、情、意三个层面的异化，以及以生产为基础的生活的异化。在“人类社会”的历史性实践中，知性科学满足异化了的人的求知需要，宗教满足异化了的人的情感需要，伦理学满足异化了的人的意志需要。当生产力足够发达，共产主义扬弃了私有财产，无神论扬弃了宗教，以致社会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时，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把这种扬弃了共产主义和无神论之后的形态称为“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人类的“史前时期”（甚至包括共产主义在内）已经终结，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最终实现和解。中华民族生产生活史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人与天的关系问题。中国先民关于“天”的讨论，从“宗教之天”到“物质之天”，再到“义理之天”，从“天”的神格化到它的人格化，“天道秩序”异化为无处不在的“道”，“天道”异化为“天德”，“天德”孕育万物的本性和存有。“天”、“天道”、“天德”主宰了人。由上文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分析可知，追问人与天何者为先是一个假问题，人与天统一于现实的以物质生活的生产为基础的生活的生产，人、天、生活三位一体并发生改变的一致，天对人的统治，是人的整个生命的知、情、意三个层面的异化。“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从发展生产能力着眼，扬弃整个生命活动的异化，向着“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迈进，最终实现人道与天道的合一，这要求当代中国必须选择、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坚定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方向，根据“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关注国情、世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从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突出“三个代表”最后落实到“以人为本”，与理论建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三个文明”（加“政治文明”）一起抓，最终到“四个文明”（加进“生态文明”）一起抓相结合，观照全部的生活层次和整体的生命活动［３］。在向着“人类社会”的历史性实践中，坚持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道路创新，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针对当代中国过剩经济现状，努力建设生态文明，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化和现代化完成之后人类如何生活的问题。
作者：陈瑞丰 单位：上海电机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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