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澄江古建筑的一般性描述
澄江县是云南最早接受中原文明的地区之一，汉武帝设置益州郡，澄江是其所辖的俞元（一说为胜休）县所在地。从那时至今，澄江设县的历史已经长达2120多年。如果从南诏设立河阳郡、元明清相继设立澄江路、府算起，澄江连续作为二级行政机构驻地的历史长达1100多年。自古以来，这里都是云南省内农耕文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从民族结构来看，汉族人口长期占总人口的96%－98%以上。因此，这个地方在滇中古建历史上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遗憾的是，在现有的云南民居各种论述中，关于澄江的古建筑内容基本上都被忽略了。从采集到的建筑遗物看，这里至迟在南诏时期（唐代）已有规模较大的汉式公共建筑。华藏寺大殿据传建于南朝齐梁时期，史称“以柱头叠架成梁，四围无墙，仅编竹篾，垩以泥灰，壁上图绘人物，衣冠皆元时制，迄今（康熙时）遗笔未泯。”[1]这座大殿历代多次倡修，均被匠师们视为“鲁班仙迹，未敢擅动”[1]而得以保持其原初面貌。所谓“柱头叠架成梁”即是六朝至唐宋时期盛行的以斗拱支梁架柱和出檐的做法，明清以后已经基本绝迹。而“编以竹篾，垩以泥灰”俗称“夹泥墙”，更是西南地区相沿的一种极其古老的墙体做法。这座大殿一直以原物形态存在到清代晚期，如果不是在“咸同滇变”中不幸被毁，那将是云南省古建筑中的无价瑰宝。
二、澄江古代城市规划理念和美学特征
现在我们见到的澄江府城始建于隆庆四年（1570）。与其省内其他地方的城池不同，它是一座完全在人为规划的基础上营造的城市，处处体现着中国传统建筑理念和审美意识。其中最有典型意义的，是它的形势之胜，也可称之为地理环境优势。当时知府徐可久陪同临元兵备道曾一经选择城址，他登上舞凤山巅，极目四望，不禁赞叹道：“灵秀钟于此矣！”[1]时任云南布政使的陈善进一步解释说：北面的梁王山驰奔云矗，气势雄伟，绵亘数十里，中分一脉，面向正南而下，形成舞凤山，凤山的左右，两山环列，控御着广阔的平川，前面俯瞰着浩渺奇秀的抚仙湖，这简直就是上苍事先设计好的最理想的建城之地。实际情况确实如此。澄江坝子是一个四缘规整浑一的平川，北高南低，平整熨贴，北枕罗藏，南濯仙湖，回龙、天马，点苍、玉笋诸峰分峙左右，舞凤山中分罗藏，逶迤南来，深入坝子北缘正中，为整个坝子投下一条若实若虚的中轴线，府治奠基于此，以罗藏为祖，以舞凤为屏，左有回龙、天马如秩秩公卿；右则点苍、伏虎似桓桓武将，外面仙湖浩渺、五峰睛岚，如宫阙浮云，气象万千，且左掖东浦、右涌龙湫，罗藏、玗扎二溪夹城而注，是所谓“天设”“有待”，擅尽尊体了。这座城市的形胜，还在于它在空间视野方面的匠心独运。澄江坝子充其量不过四五十平方公里，空间视野其实十分拥挤促狭，设计者把城池选在北缘，为南、西、东三方腾出较开阔的空间，同时巧妙地借来了三百里抚仙湖的洋洋大观，人们登临极目，所置身的不再是那个逼窄的一掌平川，而是一片深邃绵远的锦绣山河了，凤山公园志舟楼上所悬的“远吞山光”四字，可谓灵犀一点。城池座落的这条中轴线，实际上它并不是平分东西的，但我们的视觉一般上并没有这种不适感。这是因为，东边虽较窄，但诸峰苍圆匀润；西边虽较开阔，但点苍山（老虎山）磅礴亢逼，给坝子较大投影，城池的所在，还是很得宜的。明代云南19府，大部分于洪武年间筑城，澄江府至隆庆年间始迁于今址。其城池规模、城墙高厚、人口繁富和工商业发达等方面比之于云南大理、曲靖、临安、永昌诸府自然略逊一筹。但因为它完全根据人工设计的蓝图营建，更完整地体现了相沿三千多年的中国城市营建理念和审美要求。澄江府城大体上呈圆角正方形，周长五里三分，城墙高一丈九尺，厚一丈五尺，城墙上建有跺口181个、炮楼30座，东南西北各建一门，东门名“拥晖”、西门名“揽秀”、南门名“澄波”、北门名“仪凤”，四门题额都由当时的云南巡抚邹应龙题书。四门规模以南门最为宏伟壮观，城楼为三开间重檐门楼。除四个城楼外，还模仿北京内城，在城墙的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四角建有角楼各一座，城内街道五横四纵、笔直宽阔，各种市政设施完备，如墩台、铺舍、水洞、沟道等，一应俱全。又由官府开凿公共水井数眼，其分布从城东南往西、往北、再折往西南，略成北斗七星之状，称为“七星井”。城墙东南角上矗立着一座钟楼，楼高三层，每天撞钟报时，钟声悠扬连绵，达于远近。四城门前原各建有牌坊一道，东门前一道名“东来紫气”、西门前一道名“爽气西来”，南门名“解愠阜财”、北门名“北门锁钥”，民国时期，在四城门前的护城河桥上各建碉堡一座，形成瓮城。城墙四角原角楼之处，改建为四个碉堡。城墙之外有护城河环绕。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写道：“近省城垣，以澄江最完整。”澄江府城的营建受到当时北京城规制的影响。北京城内将宫城建在中轴线南部，左为宗庙、右为社稷坛，体现了《周礼》的“前朝后市”“左宗庙右社稷”的格局；澄江府城在平面布局上也颇具匠心，其中部偏东南、东北为主要官署、文庙、武庙、书院等集中的区域。河阳县署、县文庙、书院等原分布于西北隅，西部、南部则为民居，又有庙宇分布期间；街道上穿插建有牌坊20多座，其中较著名的有北正街的三俊坊、中丞坊、西正街的紫垣峻望坊、圣旨旌表坊、南正街的进士坊、百岁坊、文庙前的文明坊、城隍庙街的威灵显赫坊、锡庆嘉师坊、东正街的方岳坊、北门外的忠孝坊等。澄江府城的镇山舞凤山，因形似一只振翼南飞的凤凰而得名，凤凰历来是祥瑞的象征，舞凤山不仅形似飞翔的凤凰，而且它的土质间杂红紫二色，更显出一种金紫辉煌的神秘尊荣。凤凰的左右两翼又像九朵含苞欲绽的莲花，所以澄江十景中有“九苞凤城”一景；又府城以北正街为轴线，分为东西两个部分，形如一本展开的书籍，人们置身高处，可以看到金紫腾光的凤凰，它的喙部刚好衔着这本方正的书，故又称为“丹凤衔书”。“丹凤衔书”来源于中华民族一个悠久的记忆，先秦时期的《吕氏春秋•应同》说：“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这里的火赤鸟就是凤凰，故孔子叹道：“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丹凤衔书”的出现，是社会转向政治休明、人民生活美好的吉祥征兆。一个“丹凤衔书”的美学命意，可见华夏古老文明在澄江人文情怀中沦浃之深之笃。
三、澄江古代公共建筑体势与风格
澄江现存的古代公共建筑基本是明、清以来的遗物。主要可分为官署，教育、礼制性建筑和宗教建筑三个类型。传统的公共建筑大多数是营造工程中的大式建筑。这些建筑体量宏大、建筑规格等级高、立体或平面布局严谨周密、材料、工艺要求严格复杂。如澄江文庙占地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为滇省最宏大的文庙之一。整个建筑分为中、左、右三路格局。中路为主体部分，从南到北依次为大广场、文明坊、大照壁、德配天地、道冠古今二坊、泮池、棂星门、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大成殿左右两翼、左右两庑；大成门左右名宦、乡贤二祠；东路上半部为文昌宫，再后为忠烈祠；西路为明伦堂，即澄江府、河阳县两学。其中的大成殿栋宇翚飞、金碧焕彩，其结构为五开间重檐歇山式，为传统营建制度中仅次于重檐庑殿顶的第二等级建筑，加上陡峻的屋顶坡面、宽阔的月台，更显出其庄严壮丽的气势。从1703年建成以后，文庙作为全城最雄伟、最庄严、最精湛、规格最高的建筑，高高表出于蜂房蜗居般的全城万家烟火之上，与浩渺深邃的苍天单独交谈了两百多年，生动而有力地表现了以“仁义忠孝”为核心的孔孟之道在我国传统文明和社会精神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官署在礼制等级上自然不能与文庙相比。它们在个体高度、体积等方面不可能有太多的突破，于是在平面设计上追求纵深与变化，来体现其本身强烈的政权象征意义。典型的例子如澄江府署，该建筑群占地面积超过20000多平方米，也是滇省面积最大的古代官署之一（据传面积超过了云贵总督衙门）。府署坐北朝南，东西两侧的街口各有牌坊一座，临街建一大照壁，依次进去为广场、大门，大门之内为一空旷的广场，依次又为仪门、戒石坊、正堂、川堂、后堂、主楼各五间，均为单檐硬山顶，内部梁架枋柱高大雄伟，雕饰彩绘富丽堂皇，各堂之间有廊庑科房联缀；最后一层为二层重檐主楼五间。整个建筑布局层层递进、宏敞深邃。其西北侧为知府燕居游娱区，有花厅、别墅、荷花池、清风亭、太湖石等，间植青松翠柏修竹，配以琴棋书画，饶有雅致。府署主体建筑的左右两侧，还有仓库及其他官署建筑，构成为一个庞大有序的建筑群体，府署主体建筑从明代中期建成后，历代只有局部的修补，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被拆毁为止，总体仍保持了明代或清初的原貌。其他如学政行署、游击署、河阳县署亦与之大同小异。境内宗教建筑众多，年代比较久远而规模又较宏大的有华藏寺建筑群、凤祥寺、庆善寺、城隍庙、五灵庙、文明寺、伏虎寺、万松寺、阳宗龙泉寺等。其中仅华藏寺建筑群就拥有20多处佛道寺庙以及10多处名胜景点，堪称滇中历史久、规模最大的寺庙建筑群之一。这些建筑绝大部分已在“咸同滇变”及以后的年代被毁。据民国二十一年《澄江县社会调查》，当时全县还剩有大小庙宇316处。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强调对称与稳定，在有序中实现变化与自由。这也体现在传统建筑的平面布局与立体构造上。澄江古建筑也不例外。它的公共建筑受北方官式建筑的影响尤为强烈，通过平面上的纵深与对称来凸显建筑物的社会身份与性质，在立体构造上，强调建筑群各个单元之间的主次与尊卑，以实现空间上的灵活变化。但澄江大式建筑也有其鲜明的地域特征。首先在建筑单元的形态风格上，由于采用了柱子“生起”“侧脚”，墙体“收分”，屋顶“举架”，翼角起翘、出挑（俗称“发攒”）等工艺技术，这里的大式建筑的屋顶、屋檐呈现舒缓的曲线；又由于工艺模数的差异，与北方官式建筑稳重端庄相比，本地屋面的曲线显得更为优美而轻盈明快，但又比江南建筑展翅欲飞的夸张显得更加平稳含蓄，除了自然和物质方面的影响外，也是滇中地区人文审美习尚的体现，除文庙等少数例子外，屋顶的举架还保持着唐宋时期平缓的形式。其次，由于始终没有成文的营造规范和工艺模数，建筑物也因之避免了北方官式建筑所习见的千篇一律的程式弊端，较能体现工匠的创作自由与艺术个性，这种创作自由与艺术个性被称之为匠人各自的“手风”。因此各个时期的建筑、各个建筑群体都会表现自身独特的体势与美学效果。以时代而论，清初及更早的建筑，建筑物的开间较小，高度较低，屋顶举架特别平缓，墙体的收分和柱子的侧脚幅度较大；清中晚期以后，开间扩大，高度增加，举架也有所升高，侧脚和收分逐渐减小，整个建筑墙体看上去更像一个呆板的直线立方体。最为自由和生动的部分体现在建筑特的装饰方面。装饰的部位主要集中在大门、过厅、窗子和主体建筑的前廊、内外檐柱、檐檩、槅扇（俗称格子门）、梁、枋、雀替等部位。这些部位的木雕、砖石雕、彩绘可谓繁复富丽、美不胜收。为了避免屋顶内部坡面的单调，较重要的主体建筑前廊都做成弧形椽（俗称罗锅椽）、瓦，并且施以各种彩绘。在彩绘方面，它的用料、工艺、图案和色彩对比都与官式和苏式那种高度程式化作法迥异其趣，表现力更强、更为活泼自由。除此之外，石作、砖作等工艺都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在高度程式化的清代。北方石雕如狮子、麒麟、人物等，无不刀法圆熟，但缺少生气，而云南的木石雕刻作品则一个个千姿百态、栩栩如生。
四、民居建筑
与滇中、滇南民居一样，澄江民居主要以“一颗印”为骨干形式。对于“一颗印”的起源，建筑史学家们有各种不同的结论，多数学者认为它主要是汉族的民居形式，而蒋高宸等人则认为系受彝族传统的土掌房影响而成型。[2]与明清内地民居以平房为主不同，一颗印及其所衍生的各种类型的民居大多是楼房结构，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的干栏式房屋已经具备组合式居室的形态，张增祺将它命名为“三合院”式住宅[3]；上述大理等地出土的汉代陶楼模型虽非组合式住宅，但已是楼房的形式，将一颗印与广州出土汉代陶屋模型对比，我们会发现其间的某些相似特征，这与上古时期从两广到云南广大地区的濮越民族以干栏式楼房为主体民居形式是相吻合的。唐代樊绰的《蛮书》描写当时云南的民居说：“凡人家所居，皆依傍四山，上栋下宇，悉与汉同。”代郭松年在其《大理行纪》中说“（云南）宫室、楼观……略本于汉，……犹有故国之遗风焉。”说明楼房是云南本地汉民及汉文化程度较的其他民族的主要居住传统形式，这是一颗印产生的历史和文化条件。至于它的直接源头，应该是江南地区盛行的“四水归堂”民居，它随着明初江南地区大量军屯、民屯人口的迁入而来，又揉合了云南固有的古滇建筑传统而最终形成。与之相反，彝族的土掌房是在古代氐羌民族“碉楼”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在与汉文化接触较少的偏远山区，这种土掌房多为单体平房，与组合式的楼房类型有本质的区别，因此我们倾向认为一颗印应是云南地区汉族及汉文化程度较高的其他民族的建筑形式。另外一些流行的观点则又将一颗印归为北方四合院的一种，甚至直接称之为四合院，这显然也是不恰当的。且不说它们在平面布局方面的差异，只就结构而言，两者也明显不同，四合院以平房为主，正房与厢房、耳房、垂花门、倒座、大门、跨院和后罩房在个体上是互相独立的，仅以窝角廊、游廊等连接；而一颗印的正房、耳房、八尺之间紧密结合为一个整体，明显不宜归入四合院之中。典型的一颗印由正房、两耳、倒座、天井构成。它的体量主要适用于中等小康之家。家境稍微俭素一点的，则视此而有所减损，或者只有正房、两耳或一耳；阳宗坝子有一种“一颗印”的简单形式，左右两耳仅伸出五尺，俗称“羊头厦”，更贫寒者则只建有正房，形式为单檐悬山，屋顶为简单的直线，俗称“竹杆水”，最下者即为茅屋了。而人口稍多、条件更为殷实的人家，则在“一颗印”的基础上有所增益，或在大门外两边增建耳房各两间，前面再建一重大门；或将前面的八尺作为与正房相似的三间两坡顶，称为“前三后三”；或在正房的两边山墙下建小房各二至三间（即北方四合院的“耳房”），因形似轿杆，故称“四人抬轿”，又或在“前三后三”的基础上前后正房山墙两侧各建小房和跨院，因有大小五个天井，故称“四合五天井”，亦称“八马推车”等。居住在澄江城内的官僚仕宦或世家大族，“一颗印”及其各种变化形态远远满足不了其家庭规模与社会活动之需要，他们的府第往往结合本地“一颗印”与北方四合院的规制，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平面布局与结构体势，本地称之为“重院”。这种形式一般为临街三间，形似四合院的倒座，但中间为大门，进门内为一天井，左右两边各建耳房二至三间，中间建过厅一间，类似四合院的垂花门（二门），进入过厅为一大天井，左右建耳房三至四间，上为正房三至五间，有的正房之后又有后厅及左右耳房，形成三进、四进甚至五进的层层深入的平面形式，给人以“侯门深似海”的视觉效果，在主房的两侧，有的还建有花园等。这种建筑有的采用“一颗印”的结构，正房与耳房结构相连；有的则借鉴四合院的做法，正房与耳房各自单独构成。早期的建筑多为大开间、大进深的平房，中晚期后则以楼房居多。这种布局的开间、院落都比较宽敞，立体与平面的比例恰当，比“一颗印”那种紧密拥挤的空间感觉更为舒适、宽敞。“重院式”民居的代表建筑有：城内李府街的李姓宅、南横街、西正街（今人民路）吴姓、华姓、解姓、罗姓宅、景宁街的郭姓、刀姓、潘姓、吴姓宅等。李府是清初名臣湖南巡抚李发甲的府邸。位于县城西北李府街，总占地面积达6240平米，整座府邸坐北朝南，分前后两部分，前部依次为大门、过厅、世恩堂（俗称接旨大厅），后部自东至西依次排列着各自独立的四个三进重院式院落，因主房均为五开间，俗称“五凤楼”。此外还分布着另几组较小的“一颗印”院落。总占地面积6000平方米，是澄江城内现存规模最大的清初民居院落群。在功能方面，大门、二门之间的平房一般作为仆役、马厩、贮藏之用，正厅为会客及重大家庭活动的场所，正厅左右两间为主要卧房，左右两耳为家庭其他成员寝室；在各层正厅的左右山墙两翼，有的还各建有一组耳房，俗称护山耳，形成单独的小小跨院。这里相对幽闲安静，一两个人在这样的小院子中流连吟咏、玩月操琴，关闭小门，外面的喧嚣可暂时置之事外，为身处大家族集体生活之中的个体提供了一个优雅自由的个性空间。清末、民国以后，受省城昆明的影响又时兴“宫楼式”民居，即民间所称的“走马串阁楼”。这种形式兼取“一颗印”和“重院式”等传统建筑之长，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它的纵向全部改为二进以至多进的的正房和天井，各进正房两侧为两坡顶耳房二至三间，各进正房的山墙之下建有小房和跨院，正房与耳房之间结构相连，但略去腰厦，改用栏杆和走廊回环相通，窗子装饰除正房明间外，多数使用玻璃窗。木活、石活工艺更为精细，而雕饰彩绘则趋向简洁明快。这方面代表性的建筑有：城内华家大院、罗家大院、刘开富公馆、龚顺璧公馆等。其中，华家大院为澄江绅首华家琦宅邸，罗家大院为昆明市长罗佩荣宅邸。这些都是当时流行的宫楼式建筑，前门从人民路起，直通后面庆善寺街，为四至五进院落。这些建筑规模庞大、材料考究、工艺精湛，建筑平面和空间结构典雅精致，具有难得的地方古建筑实物审美和研究价值。结语生命是川流的河水，而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是民族传统文化的躯干。在当代社会，各种物质的、文化的新生与更替频率越来越急促，然而一个令人只感觉到变化的社会，尤其需要一份持守与连续，否则人的生命将会失去方向与信仰，这份持守就是民族的传统、民族的精神。当我们从现实的飞湍瀑流中暂时脱出，优游于一座古城、一条古巷、一座古宅之中，领略那一幅幅充满历史沧桑的图景，那就是我们所渴求的持守与连续，仿佛寻回了久违的从容与亲切。
作者：詹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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