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为什么要增长？
经济自消费始。人类最初的经济活动主要从消费开始，人类最初和最终的经济目的也源于消费。可是非常遗憾，这样一个几乎属于常识性但有决定性的问题并未被人们所重视，尤其是在经济学家中，消费对于经济的目的性在许多场合被遗忘或淡化。其实，人类祖先就是为了温饱的满足才脱离动物界，用劳动生产更多的消费品来解决温饱不足的问题，从而有了最初意义上的经济活动。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和再生产消费品的环节不断延伸，消费品的生产既包括消费品本身的生产，还包括生产资料的生产，许多经济活动似乎与消费关系不是十分密切，甚至出现偏离、背离消费的情形。但是必须明确，任何生产资料的生产都不能完全脱离消费品的生产，否则，人类发展经济的目的性就值得怀疑。以生产消费品为目的的经济为什么要增长？在根本上，则是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也是增长的，撇开人口增长的因素，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消费品的数量特别是质量需求是不断增加的，包括消费品的升级换代和消费品范围的扩展。所以，消费是经济永恒的增长动力。当然，消费品的生产要涉及到众多的生产与再生产环节，围绕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需要有生产消费品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还有其它为人类消费提供生产的环节，比如安全的生产、环境的营造等。换言之，围绕消费品的生产需要一系列的社会劳动，都是表现为经济的活动。必须指出，只有以消费为中心构成的经济增长才是真正的增长，那些脱离、远离、偏离、背离消费，游离于消费之外的经济增长，不能构成真正的经济增长，只能是一种为生产而生产、为投资而投资、为速度而速度的增长。这样的增长是一种典型的物质浪费。需要指出，站在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层面上，会对经济增长的目的有多样的看法。就某个个人而言，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除了满足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以外，还有超出消费的许多目的，很重要的是财富的积累，对金钱的贪婪，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社会交往、名誉、良心等；就企业来说，则是利润的最大化，利润转化为资本，扩大再生产，击败众多的竞争对手等；在国家层面上，结合开放的国际环境分析，不仅包含满足本国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还包括更多的外汇、更多的超出消费范围的财富、超越别国的竞争力等。但是，站在世界层面上，如果将世界看作是地球村，是浓缩了的个人，经济增长的目的就没有那么复杂多样，就是以消费为中心的经济增长。那些脱离消费甚至挤压消费的增长则具有明显的非经济性，是对经济的负效应。这也清楚地表明，经济学家在个人、企业、国家还是全球层面上研究经济，会产生不同的观点和结论。
影响增长有哪些因素？
站在国家层面上，中国如何解决经济增长的目的，实现比较理想的经济增长？笔者认为，有两点必须考虑：一是尽可能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这是居于经济发展首位的目的；二是争取开放条件下的国际竞争力优势，保持对外贸易的总体平衡、略有结余。满足这两个目的，就算是比较理想的经济增长。问题是由于一些增长条件的约束，实现理想的增长并非易事。具体必须考虑到以下一些因素：——居民增长的消费需求因素。居民消费始终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居民消费本身的增长也并非是越快越好。一般来说，人类在解决温饱、生活实施初步完善以后，消费的增长就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这时候，主要追求消费的品质、安全、环境和健康等因素，消费表现出科学合理而富于理性。特别是在没有大的消费升级和更新换代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片面追求过高的消费品零售增长，以此带动经济增长，不是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同时，消费还受到收入增长水平的限制，在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不能指望消费增长有很高的速度。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并非是这些国家的生产能力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费处于相对饱和的状态，不会有大的增长。——资源的供给因素。资源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当今世界，凡资源禀赋丰富的国家，未必就是经济发达的国家。但这并不能降低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从长期发展来看，一个国家如果资源匮乏，会制约自身的经济增长，其经济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它获得外部资源的能力，以及它利用资源的水平和效率。考虑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必须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是速度和数量。——环境容量因素。在现代社会，环境成为人们重要的消费元素，在经济增长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人们必须在保护环境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进行权衡和选择。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得的经济高速增长，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人们的消费，事实上抵销了部分的经济增长。比如由高速增长引致的空气污染、水污染等，必然会明显加大经济增长的外部成本，加重环境治理和修复的投入经费。在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就要认真考虑适当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减少对环境的破坏问题。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环境容量有限的国度，更要考虑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刚性约束。——国际竞争力因素。国际竞争力强的国家，经济增长会有较大空间和回旋余地，国内外市场的利用游刃有余。通常在国内市场需求疲软的时候，可以在国外市场上争取较多的份额，并且在应对技术壁垒、环境壁垒、关税壁垒等方面也能保持一定的优势。中国过去若干年里的经济增长，除了改革驱动和投资拉动外，主要是依靠利用外资、扩大出口，以劳动力的低成本、环境准入的低门槛以及土地的低价优惠。今后一段时期，原来那种有缺陷的国际竞争力优势将好景不在，过去的增长方式会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必须在争取新的国际竞争力优势方面有所突破。——科技创新因素。无论是在消费层面上，还是生产层面上，科技创新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使用什么样的工艺和设备生产，有多高的劳动生产率，产品的品种、性能如何，都跟科技创新有很大关系。并且科技方面的创新，不可能靠单纯的引进。虽然在某个历史阶段，资本和技术的引进会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没有自身的创新，经济增长只能主要表现为是“懒汉式“”寄生型”的。从长期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必须依赖于科技自主创新的环境、创新的人才，以及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判断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趋势，必须将科技创新作为重要的因素加以考量。——制度因素。经济制度涉及到人的权力、利益和责任，决定人的行为，是约束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作为经济制度表现形式的经济体制，能否激励人们追求利益的动力、规范经济行为，并形成有效的宏观调节，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增长的实际效果。比如在收入的宏观分配问题上，如果基尼系数过高，财富急剧向少数人集中，多数人并没有同时分享发展的成果，同样在事实上抵销了实际的高速增长。并且这样一种分配制度，不可能维系长期的快速增长，甚至有可能成为经济下行的重要因素。
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长？
综合考察上述几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才能决定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长，这是我们必须严肃认真面对的重大课题。突出以消费为目的的经济增长。中国是人口超级大国，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必须始终确立以消费为中心组织经济增长的理念，打破为生产而生产、为投资而投资的增长传统。将经济增长的重点放在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方面，注重消费条件的改善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居民消费质量以及消费对于社会发展的进步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标准，特别是提高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另外，消费安全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突出矛盾。缺少消费安全，任何经济增长都会变得毫无价值和意义。抛弃狭隘的速度思维。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过去多年里的高速增长，除了高于GDP2-3倍的固定资产投资外，还包括大规模地利用外资和大规模的出口，GDP中有30%左右的外资份额。如果不是计算GDP，而是计算GNP，情况会有很大的不同。如果剔除外资企业的出口，贸易顺差肯定有很大差异。考虑到约束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因素、环境因素、技术因素，在最近的几十年里，中国经济不用说在技术上赶上美国，就是在总量上赶上美国，都是困难的事。结合今年上半年GDP7.6%的增长，笔者跟许多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个速度不是偏低，而是仍然偏高，不排除存在过热的情形，有相当大的降幅空间。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如果能在3%-5%或2%-4%左右，就是理想的增长。片面追求高增长，只会图虚名、招实祸！将环境保护放在经济增长的首位。在经历了工业化中后期以后，环境在经济增长中上升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消费层面上，环境成为了重要的和基本的消费品。比如，对清洁空气的需求、对干净水的需求，是消费的基本组成部分。如果只是钱多了、房子大了，但生活在雾霾状态，会大大降低消费的质量。必须彻底从“先上车、再买票”“先污染、再治理”“边治理、边污染”中摆脱出来，对现有土壤环境、水环境、大气环境等进行认真的普查和评估，坚持严格的环境评审制度。必须根据环境容量，确定经济增长速度；宁愿经济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也要保护生态环境；宁要绿水青山，才要金山银山。对牺牲未来，以破坏损害环境为代价形成的经济增长，必须严惩重罚，决不搞下不为例。促进有分配公平的经济增长。分配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是从结果上反映的生产关系。分配公平对经济增长有决定性的作用。公平分配条件下5%的增长，可能比不公平的10%的增长要强很多。这方面，首先要走出西方福利经济学关于公平的误区。在西方福利经济中，公平的定义是收入均等化的概念，与我们追求的公平相去甚远。平等不平均、平均不平等。分配的公平，不是收入的无差异，也不是差异越大越好，而是将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笔者不同意“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说法，应该是“公平优先、促进效率”。因为效率来自于公平，公平出效率。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必须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保护劳动者合法的收入；建立累进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征收机制，在不搞平均主义、保证投资者积极性的基础上，强调高收入者多交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保护低收入困难群体基本的生活权利，保证基本的生活条件；确实处理好政府、企业、劳动者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合理调节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分配比例。建立有责任约束的经济增长机制。经济增长既要有利益激励，又要有行为规范，两者缺一不可。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但表现在地方政府，往往“高速增长是硬道理”“、上项目是硬道理”“、招商引资是硬道理”，对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投资高负债等严重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往往是将矛盾向后拖延，包括贷款，也是只负责贷，不负责还。说到底，缺乏完善的制度约束，没有真正形成对增长负责的机制，尤其是对未来负责的机制。新时期的经济增长，必须建立起一整套强有力的责任约束机制，一任领导，不仅对任期内的增长速度负责，更要对生态环境保护、资源有续利用、收入分配公平、偿还债务等负责，而且还要对任期内自己行为给后人和未来造成的影响负责。有了这样的责任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只追求高增长却不承担高增长后果的矛盾积弊，让经济增长回到合乎规律的科学轨道上来。
作者：葛守昆 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