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文明的演进是建立在两种观念基础上的，一是否定宗教神学和追求世俗生活的人文主义观念，二是继承古希腊以来理性主义的文化传统用对象化的态度来对待世界，把自然、社会个人都看作科学认识,的对象，并在此基础上解决一切问题的技术理性观念，西方文明就是在这两种观念彼此作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世俗生活以科学为工具来满足自己，科学以世俗生活的欲望作为发展自己的动力，随着技术理性不断取代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并成为支配性的力量时，西方文明危机不可避免出现了。
关键词：西方文明；人本精神；科学精神
一、现代西方文明中人本精神的生成
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基本精神——技术理性主义和人本精神就其历史和文化渊源或其内涵来说是古希腊理性主义和犹太基督教的西伯来精神构成的，二者的结合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础。
垂历千余年之久的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对近现代西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为一切世俗的文化活动提供了神圣的支撑和终极的根据。在它的文化基础上，才能建立近代文明的大厦。当然从另一方面看近代化文明的过程同时也是摆脱基督教制度束缚的过程。特别是经历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以法国为核心的启蒙运动和由马丁，路德所倡导的宗教改革运动，西方开始进入近代化过程。
作为现代西方文明开端的文艺复兴运动所开创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奠定了现代西方文明基本特征。可以说现代西方文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人本主义精神。虽然说现代西方文明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理性化(技术理性)的过程。但现代西方文明的兴起与发展却始终以人为核心，只不过是在现代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技术理性侵蚀了人本精神，并取得了主导地位，才造成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危机。
英国著名学者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在谈到西方文明时，他在看待人和宇宙思想上分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超越自然的，即超越宇宙的模式，聚焦于上帝，把人看成是神创造的一部分。第二种模式是自然的，即科学的模式，聚焦于自然，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像其他有机体一样。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模式，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在这三种模式中陆续产生以来，就是同时并存的，但对于现代西方文明生成具有重要影响的是人文主义模式和科学主义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讲科学主义模式又是从人文主义模式发展而来。而人文主义模式和科学模式又都起源文艺复兴时期。
“当中世纪的宗教文化陷入价值危机时，在危机的另一面则表现一种新的世俗价值追求的精神曙光开始在地平线闪现出来，这就是对人和自然兴趣与关注，表现为人文主义思潮的产生和自然科学精神的孕育”。发端于这场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与神圣文化相对的、带有明显的世俗化倾向的文化运动。人文主义的思想的实质是确立人、人的尊严和人生价值的新观念，人文主义在肯定上帝的至尊地位的前提下，他们把研究的重心从人神关系转到了人物关系，人突出了它的优越地位。人的本质不再是体现在人与上帝的区别中，而是体现在人与万物的区别中，在人与万物的区别中体现出来的人的本质，再也不是面对上帝时的卑微罪恶，而是人特有的跃居万物之上，自主生活的高贵本性和崇高尊严。这样一来人文主义就肯定了世俗人生的意义和感性生活的幸福，肯定了个体的存在、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自由和个体价值等一系列全新的观念。人文主义对现实生活的追求，为启蒙运动的发展开辟道路，而基督教人文主义则成为宗教改革的先导，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的结合，最终，促成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形成。
二、人本精神下科学精神的兴起
人文主义者一方面对当时教会禁欲主义的虚伪性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另一方面对现实生活和现实幸福倾注了巨大的热情。按照中世纪的神灵理想，人的真正幸福在于达到上帝的真善美本性，只有来世或彼岸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因此人们在现实必须克制自己对财富和荣誉的追求，限制各种感性欲望的满足。对于人主义者来说他们并不否定来世的幸福，认为人应该按照本性去追求精神享受的同时，去追求感官的满足。因此物质欲望的满足、对现实生活的追求，就成为人生活的惟一目的。公民人文主义在这两方面为启蒙运动发展开辟了道路：其一是他对个人需求的倡导和追求自我满足的个人道德提倡：其二它促进了作为为启蒙运动基础和推动力的自然科学的发展。
首先，对人的自然欲求和世俗感情的追求有助于现代技术产生，人文主义者充分肯定人性及世俗生活的合理性。“我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成为当时最流行的一句名言。著名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指出“欧洲启蒙时期对于需求驱动的、追求自我满足的个人道德提倡，也就是对于一般意义的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比新教伦理少一些名气，但与后者有同样影响——提倡，做出一些杰出的贡献。”最重要的是这种对于尘世生活的热爱与科学技术所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相结合，造就了欧洲近代“尘世的天国”的神话，进一步确定了技术理性统治的根基。
其次，公民人文主义在吸取希腊文化理性精神的基础上，主张用人的理性取代信仰才能发现真理，并产生了近代自然科学，这种自然科学观的产生有力地推动了启蒙运动。中世纪晚期不仅人被发现了，确立人文主义观念，而且自然也进入了人的视野，产生了科学的需要，这有赖于当时生活条件的变化，首先在意大利，而后在西欧其他国家兴起的建筑业、造船业等一系列领域或变化、经营体制和方式的革命性以及日益复杂的计算，要求对人的活动和自然过程进行的经验的和试验的研究。于是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一方面艺术家们开始把目光投向自然，另一方面，对自然的兴趣，对人自身力量确信，又进一步推动了人们依照理性去探索大自然奥秘的科学追求，从而促发了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的诞生。
在中世纪人文主义者始终把古典思想和哲学学习同基督教信念、对人的信念和对上帝的信任结合起来、相互容纳起来，因此在公民人文主义与基督教神学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冲突，因此公民人文主义进一步发展了中世纪的自然神学，并以此为自己追逐尘世生活作论证。自然神学认为诸如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据这样不涉及物理世界的存理性论据之外，通过考察上帝创造物也可以知晓关于上帝的真理。因此对于自然规律性的认识也就是展示上帝完善、完满性，因此自然是上帝按照理性形式设计的，随着17世纪科学成就的增长，这种源自上帝设计的论据开始取代了先验的理性论据，甚至常常取代基督教《圣经》和《启示录》而作为主要的宗教证据。如哲学家约翰，洛克热情地声称“自然的作品处处都在充分地证明一个神。因此可以说，”启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作为完美治理的理性向作为自然规律的理性的转化造成的。正是这种自然理性发展，造就现代西方文明根本推动力的科学技术。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现代技术理性。
但这种自然理性的发展为启蒙运动造成了两个没有解决的悖论。自然理性讲究规律性，倡导理论和实践、经。验和理性相结合的原则，缺乏人的目的性，因此启蒙思想家通过自然科学来建构人的现实生活，必陷入矛盾之中，其二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的目的是找到能够完全和精确地预言未来事件的控制自然现象的规律，并企图探求自然中更大决定性，同时将自然规律运用于人，并认为会给人以更大的自由，然而在完全决定物理世界中的事件和使人之自由的自然规律之间必然存在着矛盾，结果是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使人丧失了存在的自由，这种矛盾导致的结果在于，自然理性侵蚀了人的精神领域，在人的精神生活之中排斥了人文科学的作用，从而使其自身丧失了外在的批评维度——人的价值判断。正是这一点导致了现代西方文明发展的危机。但是，“由于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发展过程中，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基本精神的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是统一的，技术理性仅仅是作为批判宗教神学武器进入人的精神领域。启蒙理性的这种内在矛盾并没有发展起来，因为两种文化的分家还没有产生。”
无论文艺复兴运动还是启蒙运动，它们的影响主要停留在社会精英层面，也没有仅仅停留在思想领域，而真正实现启蒙运动的是北方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发展起来的宗教改革运动，这是一场深刻的思想与社会运动，它对于现代西方文明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场宗教改革，打破了天国理想和人间生活的截然对立，是虚幻遥远的彼岸建立在世俗的此岸，从而超越了中世纪人的生活观念。而在另一方面，伴随着宗教统治模式的瓦解，近代民族意识开始真正觉醒，民族国家迅速成长起来，神性与人性、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的融合，确立了人性的尊严和精神的自主性，激发了人们恪守天职，勤俭生活，努力工作，追求成功的世俗的热情，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通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西欧社会完成了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并创造出一种理性主义的现代生存方式，在这种生存方式之中人的自由、理性和创造性得以充分展现，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又逐渐形成了一种理性的契约精神。
借助于一种理性的文化模式的形成的完成。在人们之间原始的关联丧失之后，一方面为了人类社会不至于理性精神和自由创造性地确立是借解体，另一方面也为了避免人与人之间斗争毁灭人类自身，必须重建人与人之间联系。这种新联系的确立只能依赖于人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理性，这使人摆脱自然共同体而获得独立过程，也就是人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理性生成过程。正是由于自我意识和自由理性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了自由、平等的关系，将契约引入了人类的生活。这种新的生存方式之中，人始终处于核心地位。这是一种真正人的生存方式，但是在现代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科学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自律的技术理性逐渐取代了人的自由理性，并进一步侵蚀了人本精神，从而导致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