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１９—２０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轨迹
（一）比较文化形态学与“文明形态史观”
２０世纪初，“欧洲中心史观”在西方史学中的统治地位之所以开始动摇，主要有两个原因，这两个主要原因也成为比较文化形态学产生的直接原因。其一，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伴随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使一些西方史学家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感到忧虑。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欧中心地位造成严重冲击的同时，也动摇了“西欧中心史观”的根基。其二，西方史学向专门化发展，对各国、各地区、各时代、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缜密，促使史学家不仅要以新的眼光看待欧洲历史以外的历史和文明，也使他们重新思考对人类历史的整体考察。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历史哲学领域，出现了批判的思辨的比较文化形态学。比较文化形态学的奠基者是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Ｏｓｗａｌｄ Ｓｐｅｎｇｌｅｒ，１８８０—１９３６）的著作《西方的没落》（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ｔｈｅ Ｗｅｓｔ）。该著作１９１１年开始构思，当第１卷于１９１８年出版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１９２２年出版了第１、２卷合订本），西方文明的种种危机已经充分暴露出来。斯宾格勒在该书中否定他所称之为西方研究世界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即对那种将西欧的土地“当作一个坚实的‘极’”，并选定它“作为历史体系的自然中心，当作中心的太阳”的历史观念给以批判，指出这是在制造“‘世界历史’的幻景”；他认为“‘世界历史’指的是整体，不是选定的某一部分”［３］，反对以西欧历史的三分法“古代—中古—近代”为基本框架来编排历史。同时，他又带着宿命论的色彩，开始把世界历史看作是８种文化（古典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诞生、成长、鼎盛和衰亡的历史；他通过对不同文化的比较，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认为除了西方文化之外，其他文化都已衰亡，西方文化也在没落。①随后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Ｊ．汤因比（Ａｒ－ｎｏｌｄ Ｊ．Ｔｏｙｎｂｅｅ，１８８９—１９７５）在其１２卷的巨著《历史研究》（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中继承并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他认为，历史学研究的最小单位是“文明”，并通过对近６０００年出现过的２６种文明形态的比较研究，以其著名的挑战和应战学说，揭示了各种文明形态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一般规律，最终确立了文明形态史观（亦称文化形态学）的历史哲学体系。②汤因比认为，一切文明在哲学上都是同时代的和同等价值的，因此一切文明形态都是可比的，而西方基督教文明仍然具有“创造性的活力”。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虽然在本质上仍然没有摆脱“西欧中心论”，但是他把多种文明相提并论，并认为西方文明最终也会衰落，这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英国史学家杰夫里·巴勒克拉夫（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Ｂａｒｒａ－ｃｌｏｕｇｈ，１９０８－１９８４）对此有着深刻的评论：“正是因为他（指汤因比———笔者按）最早发动了对欧洲中心论的猛烈批判（尽管他的全部历史观充满了他所攻击的那种欧洲中心论的‘异端邪说’），因而具有解放的作用，这才是他名满天下的主要原因。”［４］文明形态史观对２０世纪世界历史研究的影响有三个重要方面。其一，为“全球史观”奠定基础。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说，汤因比“提醒那些沉湎于专门领域的研究而迷失方向的历史学家，使他们认识到需要用全面的眼光去看待人类历史的整体”，［４］从而为“全球史观”的确立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其二，以文明为单位研究和撰写历史。以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作为撰写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明史为开端，文化形态史观也逐渐发展为“文明多元论”，以文明为研究单位的世界通史的写作从此方兴未艾。③其三，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由于文明囊括人类所创造的所有物质和精神的伟大成果，所以对于历史工作者来说，无论是全球的宏观视野，还是对每一种文明的具体研究，都需要运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于是，在历史学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同时，在对史学工作者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促进了历史学各个分支学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迅速发展。
（二）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和鲁滨逊的“新史学”
在对实证的传统史学的批评中，１９２９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刊的《经济社会史年鉴》（１９４６年起改为《经济、社会和文明史年鉴》），标志着一个新的学派———年鉴学派的诞生。年鉴学派的第一代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ＭａｒｃＢｌｏｃｈ，１８８６—１９４４）认为：“历史学的对象是人”，历史学是在时间长河中的“人类的科学”；“正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潜伏着各种事件，也只有在时间的范围内，事件才变得清晰可辨”①。在年鉴学派看来，正是由于史学以历史中的人为其对象，史学便能够也应当以史学为基础并全面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研究路径。因此，年鉴学派主张打破史学研究的专业局限和学科局限，提倡通过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联合来打破传统的史学模式。于是，社会史、经济史、人口史、环境史等都成为年鉴学派的研究范围。也正是在既强调历史学的重要性又主张打破学科界限的主张下，年鉴学派提倡总体地、整体地研究历史，正如布洛赫所说：“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历史包罗万象，无所不言……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写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②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念和方法论，实际上也是一种世界史的观念，并影响了以后世界历史观念的发展。③２０世纪初，美国也兴起了一个“新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是１９１１年詹姆斯·哈威·鲁滨逊（Ｊａｍｅｓ Ｈａｒｖｅｙ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１８６３—１９３６）出版的《新史学》（ＴｈｅＮｅｗ Ｈｉｓｔｏｒｙ）一书。该书是鲁滨逊的论文和讲演的汇编，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鲁滨逊反对只偏重研究政治史，主张把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人类以往的全部活动，凡从古到今各种经济、文化、教育、宗教、艺术、科技发明等都应包括在内；反对只讲大人物和大事件，主张研究普通的人和普通的事，用综合的观点揭示和分析历史事实，用进化的眼光考察历史变化，以展示人类逐渐走向进步的历程，等等。“新史学”在美国影响很大，并通过中国的留学生介绍到中国④，影响到中国的世界历史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地位明显衰落，西方建立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社会主义取得重大胜利，使“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受到更严厉的批评。与此同时，随着资料范围不断扩大，科学技术飞速发展，通讯联络四通八达，世界日益密切联系成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历史研究也不断进步。正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迫使人们去承认“一个世界”的现实。于是，历史学家更加意识到要撰写整个世界的历史。⑤全球史观应运而生。
（三）全球史观
什么是全球史观，学术界并无定义，但是可以从一些史家的论述中看到他们眼中的全球史观。一般认为，在国际学术界，最早系统提出以“全球史观”撰写世界历史的是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他在１９５５年出版的论文集《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中，提倡史学研究要“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时代”①。１９７８年他组织编写出版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欧洲为中心论述历史的旧观点，从宏观阐述自公元前９０００年到公元１９７５年人类历史的形成和发展，避免了事件的堆砌和割裂。”②他在１９７８年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出版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Ｍａｉｎ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Ｈｉｓｔｏ－ｒｙ）一书中进一步指出，“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的主要特征之一。”③爱德华·Ｈ．卡尔也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就指出：“也只有在今天，才第一次有可能想象整个世界包括着在十足的意义下真正进入了历史的人民，包括着不再是殖民地行政长官或人类学家所关心的、而是历史学家所关心的各族人民。这是我们的历史概念的一次革命。”［１］（１６３）于是，西方史学界在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掀起了打破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历史编纂潮流，使世界历史的叙述与编写在总体上进入了全球整体历史的时代。以下是几本可视为以全球史观撰写的西方学者的世界通史著作，对中国学者产生了较大影响。早在１９２０年，英国作家（非职业历史学家）Ｈ．Ｇ．威尔斯（Ｈｅｒｂｅｒｔ Ｇｅｏｒｇｅ Ｗｅｌｌｓ，１８６６—１９４６）就出版了简明世界通史读本《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Ｔｈｅ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Ａ Ｐｌａ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Ｍａｎｋｉｎｄ），论述了从地球的形成、生物和人类起源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横跨五大洲的世界历史。作为对西方文明的一种批判，作者深切关注整个人类的命运，批评过去的欧洲历史学者“严重贬低了亚洲中央高地、波斯、印度和中国等文化在人类这出戏剧里所分担的部分”，决心在自己的著作中不再“局限于西方世界”，而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④该书的盛行（据说每个说英语的家庭都有一本），客观上形成了对西欧中心论的一大冲击。⑤１９６３年，美国史学家Ｗ．Ｈ．麦克尼尔（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ＭｃＮｅｉｌｌ，１９１７—）出版了《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Ｗｅｓｔ，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该书采用了从古至今的叙事史体例，被西方史学界认为是专业历史学家写出的第一部综合世界史，开创了世界史研究的一个新时期。在该书的基础上，１９６７年麦克尼尔出版了更为简要的《世界史》（Ａ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⑥美国史学家Ｌ．Ｓ．斯塔夫里阿诺斯（Ｌ．Ｓ．Ｓｔａｖｒｉａｎｏｓ，１９１３—２００４）于１９６６年和１９７１年分别出版了《全球通史：１５００年以后的世界》（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ｉｎｃｅ １５００：Ａ Ｇｌｏｂ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和《全球通史：１５００年以前的世界》（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ｏ １５００：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作者认为：他这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他“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或非西方人”，世界历史是“从全球的而不是从地区或民族的角度讲述历史”，世界历史要探究的是“那些曾对整个世界有影响的力量或运动”。①美国学者、被称为西方“新左派”的伊曼纽尔·沃伦斯坦（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１９３０—）以“世界体系理论”作为其世界历史观念，１９７４—２０１１年陆续出版了４卷本《现代世界体系》（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Ｓｙｓｔｅｍ）。作者从全球出发，把资本主义的历史放在世界性的体系中去认识，认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１６世纪开始于西北欧为中心形成的“世界性经济体系”）出现的，并将“世界体系”作为研究的单位；他还引入“核心”、“边缘”、“半边缘”等概念，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把世界逐渐卷入核心和边缘的历史。②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这些世界历史著作的研究与编纂体系存在什么样的缺陷，它们都显示了“一种观察人类历史的整体观念”。今天，全球史观在西方史学界关于世界通史的编纂理论和实践中开始居于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全球史观也对中国的世界通史研究和编写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２０世纪中国的世界史学发展
（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世界史教学
中国的历史学家从中外研究世界历史的各种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中汲取营养。２０世纪兰克学派传入中国，一些人把它概括为“史料即史学”。例如，历史学家傅斯年（字孟真，１８９６—１９５０），就主张“史学便是史料学”，让史料本身说话，即他所说的“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这里颇有兰克主张的味道。尽管这种观点有点过于绝对，但是他的“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一分资料出一分货，十分资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的主张，以及他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治史原则，③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唯物史观对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与编写也产生了影响。早在１９２５—１９２６年，陈衡哲（１８９０—１９７６）就出版了高中教科书《西洋史》，沿着上古—中古—近世的线索，叙述了上起地球和生物的起源，下至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历史。尽管作者表示要以多元史观解释历史现象，但她认为自己深受唯物史观的影响，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你说我反对唯物史观，这是不然的；你但看我的那本《西洋史》，便可以明白，我也是深受这个史观的影响的一个人。”作者虽然“叙次西洋史迹，又时与中国有关内容加以联系。”④１９３４年何炳松出版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外国史》（上下册），从人类文化起源一直写到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该书虽然多参考西方学术成果，但作者反对西欧中心论，表示自己的立场与西方学者不同：“我们试看寻常所谓外国史或世界史，多半是西欧中心扩大起来的西洋史。欧洲固然是现代世界的重心，值得我们格外注意。但是我们中国人既系亚洲民族的一分子，而亚洲其他各民族在上古和中古时代对于世界的文化又确有很大的贡献，似乎不应因为他们久已衰亡，就可附和欧洲史家的偏见，一概置之不理。因此，著者很想在本书中有一种新的立场，把亚洲匈奴人、安息人、月氏人、突厥人、蒙古人等向来受人轻视的民族，根据他们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活动和贡献的程度，给以相当的位置，而加以叙述。”①因此，该书在论述文化起源时从亚洲讲起。何先生接受２０世纪上半期美国出现的以詹姆斯·哈威·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派的观点，在教材中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历史教科书只关注帝王将相少数人活动和偏重政治史的现象，大大扩充了选材范围，以较多的章节叙述文化与社会生活。１９４９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城撰写的《世界通史》。该书在前言中就说明反对“西欧中心论”，将各大洲和各民族均视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并强调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他强调世界史是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应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更迭理论来划分世界历史的时代。另外，周谷城还认为，“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而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故叙述时，力求避免分国叙述的倾向，而特别着重世界各地相互的关系”。②这一看法，对于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尤其具有启发意义。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与教学有了很大进步，也一度受到苏联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即关于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解读的较大影响。这种解读，突出反映在苏联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及其后陆续出版的１３卷本《世界通史》的编纂体例中。④该书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斗争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生产方式把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排列起来，形成了苏联的世界通史体例。然而，该书并没有完全摆脱西欧中心论的影响，而且过于强调苏联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套《世界通史》对新中国的世界史教育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１９６２年出版了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４卷本《世界通史》，即现在人们简称为“周吴本”的世界通史教材。这套教材，同样以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人民群众为主角，“以时间的延续为经，以地区的分布为纬，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整个世界从人类的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对世界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⑤。同时，人们也能够明显地看到它较严重地受到苏联《世界通史》的影响，在世界史的体系方面，没能有更多的创造和突破，而且缺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
（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世界史发展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的世界史学界也迎来了思想的大解放。当人们重读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论述时，就发现他们在论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不仅注意到社会形态的变化，也注意到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即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从而对作为唯物史观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有了新的认识。从社会发展形态的演变来看，马克思在１８５９年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胞胎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５］从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即世界历史的形成来看，甚至早于上述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的行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形态演变和世界历史形成的论述，以及物质生产是社会形态变化和世界历史形成的共同的推动力量的论断，鲜明而深刻地批判并突破了西欧中心论，是世界史观的一次重大变革，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①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观，吴于廑先生对世界史学科应该研究的对象提出了新看法。他认为，“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述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②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吴先生强调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认为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而这两方面的发展互动，就形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７］可以看到，这种对世界历史本体论的新认识，与世界上已经流行的全球史观的发展虽然并不完全同步，但基本上是同向进行的。根据这种新认识，吴于廑和齐世荣受国家教委委托，主编了６卷本《世界史》（古代史编２卷、近代史编２卷，现代史编２卷），被简称为“吴齐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在１９９１—１９９４年出版。这部２００多万字篇幅的世界通史，突破了以往国内外世界通史的编撰模式，尤其是突破了苏联学者所编世界通史的模式，以包括世界历史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构世界史的宏观体系；同时借鉴当代史学理论和方法，以中国人的思辨，探索自人类起源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这一历史长河的源流及其走向，考察世界如何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它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从全球的视角，对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进行重新划分：人类产生至１５世纪末为古代史，１６—１９世纪末为近代史，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为现代史。这种超越社会经济形态的分期从历史实际出发，与原先以政治兴替或其他“重大事件”为分期标准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第二，力求避免重蹈国别史汇编的旧体系，采取纵横交织的编撰体系和纵横比较的写作方法，抓住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密不可分这一关键环节，注意揭示纵向的重大历史现象对横向发展的制约，以及横向发展对纵向发展的反作用。第三，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模式，不仅阐释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以及各国各民族内部的暴力冲突和阶级斗争在打破其分散闭塞局面，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作用，而且注重深入探讨人类和平交往和思想文化，特别是科学技术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作用。第四，创造性地将中国历史纳入其中，以有限的篇幅简述中国历代兴替的基本脉络，重点发掘中国与世界发生联系的重大史实及其意义，并从中外历史的比较中确立中国在世界史上应有的地位，从而勾勒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和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轨迹。①至２０１３年，该教材已经发行上百万册，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世界通史教材。还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以罗荣渠为代表的“现代化史观”也于８０年代异军突起。②他主张“从宏观历史学的角度，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全球性大转变的过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大过程，进行整体性研究”，并认为“现代化史学是关于现代世界的变革与发展进程的整体和分体研究的史学”，③因此也被称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④。９０年代他以《现代化新论》和《现代化新论续篇》两部著作，将“现代化史观”具体实践，成为中国现代化史学的开拓者。
三、进入２１世纪的世界史学发展
（一）全球史的兴起进入
２１世纪，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于２０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全球史”（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或称“新世界史”（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在２１世纪继续发展，并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兴趣。最初的“全球史”只是美国历史教学改革中出现的一门新课程，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宏观编写世界通史的方法论。它与以往世界史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从全球化的背景出发，关注那些导致全球化因素的发展过程。正如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杰瑞·本特利（Ｊｅｒｒｙ Ｂｅｎｔｌｅｙ，１９４９—２０１２）所说：“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发展的强劲的全球化的势头也促使历史学家们关注人类早期的跨文化互动和交流过程。在许多方面，世界史作为一种理性的研究课题，代表了当代职业历史学家们对他们身居其中的跳跃式发展的全球化现象的职业反映”。⑤因此，“新世界史”更为重视对长时段的、跨区域的、跨文化的环境变化，物种传播，疾病蔓延，人口发展，移民迁徙，意识形态和观念变化，跨国公司，能源需求，国际犯罪，甚至政治、文化的全球化等问题的研究，注重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互动特别是人类早期的跨文化互动和交流过程。于是，国内已有学者将这种从全球化的视角出发研究人类历史发展本身的观念称为“全球化史观”；［８］亦有学者将这种学术取向称为“把全球化历史化、把历史学全球化”⑥。以下是几本被视为全球史的西方学者的世界通史著作，对中国学者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上述已经提到的美国史学家Ｗ．Ｈ．麦克尼尔１９６３年出版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一书被认为是全球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诞生。１９６７年他出版的《世界史》和１９６６—１９７１年Ｌ．Ｓ．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都被视为全球史的世界通史著作并成为畅销书。由此可见，全球史观与全球史的编写是有其一致性的。２０００年，杰瑞·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的《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ＪｅｒｒｙＢｅｎｔｌｅｙ，Ｈｅｒｂｅｒｔ Ｚｉｅｇｌｅｒ，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一书①出版，作者力图超越西方中心论，注重文明的多元传统和相互之间的碰撞与互动，揭示人类社会不同传统之间的紧密联系，成为美国最畅销的世界史教科书，在中国也拥有广泛影响。２００３年，麦克尼尔父子出版了《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Ｊ．Ｒ．Ｍｃｎｅｉｌｌ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Ｍｃｎｅｉｌｌ，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Ｗｅｂ：Ａ Ｂｉｒｄｓ－Ｅｙｅ Ｖｉｅｗ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一书②，作者力图以一种超越文明的宏观视野来重新审视全球历史，认为世界历史就是全人类与自然界共生的世界体系，就像一张无形的巨网，人类前进的每一步都在影响着自然物种的进化，也同时受着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作者追溯人类网络的变化，揭示各个阶段不同人群之间合作与竞争的生存特征，以及人类社会与生物圈的依存、互动，启发读者思考人类网络的未来之路。由此可见，“全球史”或“新世界史”更为强调世界历史发展的横向联系，就这一点来说，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于“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的论述是有共同之处的。③当然，“新世界史”存在的明显缺陷也招致一些专业历史学家的批评。例如，它比较忽视社会内部发展的作用；没有完全摆脱西欧中心论的思维；使用的多是二、三手资料，较少原始资料的利用等。全球史学家也正在努力克服这些缺陷。
（二）中国世界史的新发展
进入２１世纪，中国的世界通史研究和教学也取得了新进展。首先，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尝试运用全球史的角度和研究方法，修订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６卷本《世界史》，以齐世荣为总主编的修订本４卷《世界史》（上古、中古１卷，近代１卷，现代１卷，当代１卷）于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出版。该修订版与“吴齐本”内容多有不同，采用了国内外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例如，近代部分的编写“参考了Ｂｅｎｔｌｅｙ等编著的国外最新世界史教材以及其他许多专著”④；现代卷和当代卷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对冷战起源、战后的两极格局向多极化的发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等，都有新的看法，并补充了１９９４—２００４年的内容。其次，从文化形态史观发展而来的“文明多元论”，在当代中国也有它的回响，这就是北京大学出版社于２００４年９月出版的马克尧主编的２卷本《世界文明史》。编者在该书导言中指出，文明是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史也就是世界通史。但文明史不同于世界史，就是它所研究的单位是各个文明，是在历史长河中各文明的流动、发展、变化。因此，该书以文明作为研究单位，根据各文明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情况，将各文明划分为农业文明时代和工业文明时代，并以此为线索，通过全球的视角将各文明的纵向发展与横向交流进行勾勒，展示出７０００年人类文明发展的宏观历史画卷。再次，在较长时段的断代史方面，也有新的成果问世。这里仅举两例。其一，以现代化史观研究世界近现代史。２００３年，钱乘旦发表《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一文［９］，把世界近现代史分为现代化的准备、启动、在西方的成熟和发展、向全球扩张和转型迹象等五个阶段，成为现代化史学中的又一个新的体系。２０１０年他主编的涉及西欧、北美、拉美、东亚、中东等地区的《世界现代化历程》（６卷）出版。其二，２０１２年，徐蓝主编的《世界近现代史１５００—２００７》出版。该教材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注重人类自身的活动，通过宏观的视角和微观的论述，将１５世纪末１６世纪初直至２１世纪初的世界历史发展合为一体；叙述结构独特：以近代早期的世界全貌为开篇，然后以时序发展为经线，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殖民体系的瓦解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西方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变化等五个方面为纬线，进行整体叙述，注重历史事实和发展趋势，长时段地勾勒人类历史不断走向现代化、走向全球化、走向多极化、走向进步的过程。总之，２０世纪以来中外学术界关于世界历史的观念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的世界通史理论和编纂实践，也推动了中国的世界史教学的进步。但是，与大学的世界通史的进步相比较，我国中学的世界史教学则相对有些滞后。因此，我们在修订后的《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２０１１年版）》中，不仅强调历史学科的时序性①，而且进一步贯彻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内的唯物史观，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纵向的经济社会形态演进的阐述及其对横向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阐述为基本指导思想，以纵向和横向这两条相互交错的“线”来排列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世界古代史注重全面反映多元文化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以及在欧、亚、非洲之间不断进行的交往；世界近代史注重论述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历程、马克思主义诞生和殖民地人民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反抗，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和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联系的不断加强；世界现代史注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第三世界发展历史进程，以及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构成了世界各国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的复杂局面，揭示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现实，从而使学生能够以开放的心态和开阔的视野看待世界。实际上，这也正是作为人文学科的世界史的“立德树人”的基本教育功能之一。
作者：徐蓝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