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文体的价值旨向
由于梁启超的思想整体上表现为一种“流质易变”的特征，国内学者在对梁启超的思想状况进行研究时，大多偏向于将其划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认为前期主要为强调政治启蒙与社会变革的功利主义，而后期则为强调情感趣味和非功利的审美主义[15]。这种划分自有一定道理。然就梁启超的一生经历来看，戊戌变法、保皇运动、参与立宪、联袁合作、护国战争、护法运动等等，都体现了梁氏在时势大局中极强的爱国情怀和政治热情。一如他自己在1915年所说：“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吾自距今一年前，虽未尝一日立乎人之本朝，然与国中政治关系，殆未尝一日断。”[16]这一自述事实上可作视为梁启超一生经历所做的最好注脚。有意思的是，在1912年，梁氏曾在报界欢迎会上做演说称：“鄙人二十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17]由此观之，梁启超的政治活动与办报活动是密切相关和连为一体的，这就自然对梁氏新文体的价值旨向产生了直接的决定性影响。梁启超的政论文章创作于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当甲午丧师以后，国人敌忾心颇盛，而全瞢于世界大势。益感慨时局，自审舍言论外未由致力，办报之心益切”[18]。面对步步紧逼的外侮欺凌、岌岌可危的国家命运、腐败黑暗的朝廷政治、愚陋怯弱的国民素质，梁启超表现得极为痛心，在《变法通议》中，梁启超开篇就对衰微颓败的政治时局以及无动于衷的国民做了形象描述：“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睹其危险，惟知痛哭，束手待毙，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补苴罅漏，弥缝蚁穴，苟安时日，以觊有功。此三人者，用心不同，漂摇一至，同归死亡。”[19]正因为意识到国之衰颓将倾，梁启超和康有为才发动了“公车上书”，试图寻求救国之道。梁启超后来的许多报章之文，无一不是针对这一时代大格局所发。强调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探讨实施变法的有效措施，育人才、兴学校、废科举、兴学会、译西书、变官制等，都是梁启超开出的救世良方。1898年维新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并于同年12月23日在横滨创办《清议报》，该报基本上延续了之前的新文体风格和旨向。关于《清议报》的宗旨，梁氏曾对此作了具体说明：“一曰倡民权、二曰衍哲理、三曰明朝局、四曰厉国耻。”[20]所有这些，其实质也都是爱国政治活动的体现。到了1902年的《新民丛报》，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得到进一步的推进，他连续发表了系列政论文章《新民说》，认为“新民”一义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21]。几乎无一不是围绕拯时救弊而发。综上，梁启超是一个最富于爱国热情的国家至上主义者，他曾将自己一生的政治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概言为“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和主张”[22]。从这个意义上讲，梁启超的办报实践也是其政治活动的一部分，梁启超在报章媒体所发表的政论文章，体现了梁氏不断发展成熟的政治思想。而“新文体”作为承载梁氏政治思想的工具，其价值旨向也就必然服务于爱国救国的政治主张，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功利色彩。
二、新文体的创作特质
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就“新文体”的创作特质做出过具体说明：“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23]梁氏的这一自我分析总结影响了绝大多数后人对其新文体所做的评判。较具代表性的，如夏晓虹在《觉世与传世》中就据此将梁氏“新文体”概括为七点：1.平易畅达；2.杂以俚语；3.杂以韵语；4.杂以外国语法；5.纵笔所至不检束；6.条理明晰；7.笔锋常带感情[24]。与此相关的论著还有很多[25]，然都不脱上述框架，此不赘述。笔者认为，不论对梁启超的新文体的创作怎样分析，其特质都不离它的过渡性质。梁启超曾将自己所处的时代称为“过渡时代”，这种过渡性自然不仅仅体现在梁氏的政治思想方面，在其“新文体”创作特质上也体现得同样明显。首先，从句式结构来看，梁启超的新文体散文充斥着大量的骈偶结合的体例。如：“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26]这样的句式在梁氏政论文中俯拾皆是。《与碎佛书》更甚，通篇都是四六文句式。梁启超早年深受传统文化熏染，“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日治帖括，虽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研，顾颇喜词章”[27]。梁氏写作必然留有骈文及八股文写作模式的烙印，体现出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的过渡形态。牛仰山对此做出评价说，从梁启超散文语言的发展上看，“还不脱帖括的蹊径，并带有‘骈四俪六’影响的痕迹”[28]。其次，就语言风格而论，梁启超的新文体散文体现为“言文参半”的特质。如上文所述，梁氏报章文的价值旨向是服务于其爱国救国的政治主张，而要达到“开民智”的启蒙目的，就必然要求在语言风格上做到平易畅达，易于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因此之故，梁氏在“文学革命”中十分注重“言文一致”。“古人文字与语言合，今人文字与语言离，其利病既缕言之矣。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29]梁启超认为，文字与语言的分离是造成中国民众蒙昧的根源，而要解决此问题，则需做到言文一致。“文与言合，而读书识字之智民，可以日多矣。”[30]在此种观念的支配下，梁启超的散文，无论是叙事抒情还是论证议理，都尽量突破传统古文的藩篱，使语言和文字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体现出文言书写向白话书写模式转变的过渡趋势。再次，从语法词汇上讲，梁启超的新文体散文中表现出一种外国语法与多种词汇相混合的杂糅性。梁启超曾一度鼓吹学习日本文的益处：“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中国人而得此，则其智慧固可以骤增，而人才固可以骤出。”[31]梁氏新文体散文受日本词汇和语法影响很深，他自己也说“吾近好以日本语句入文”[32]。日文新词汇在梁氏散文中随处可见，这就必然影响到其新文体的创作。实藤惠秀对此做出评述说：“中国因为流行着广含日本词汇的翻译及掺入日本词汇的新作，所以中国的文章体裁产生了明显的变化。”[33]也正是借助日语这一窗口，梁氏还大量引入西洋词汇，如“烟士披里纯”、Revolution等等。这些外来语法和词汇，在梁启超笔下又经常和中国的古文、佛书、成语、谚语、俚语、俗语等交织一起，形成一种最不合“古文义法”的杂文学。这种兼容并包的语体方式也是新文体散文在过渡时期最为明显的特征。综上，梁启超新文体散文脱胎于传统文学章式，又与外来词汇语法相杂糅，表现出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的倾向，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过渡的创作特质，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
三、新文体的历史影响
梁氏新文体的历史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要对此做出合理估计，笔者认为有必要先对当时几类较有代表性的评价做出具体分析。首先，当然是梁启超自己对自己的评价。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新文体创作有着这样的评价：“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34]“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35]依照梁氏说法，其新文体散文在当时产生的巨大社会效应，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受到了民众和学者的热情追捧，二是引发了“老辈”顽固守旧派的恨之入骨。后来评价者也多从这两方面入手对梁氏新文体散文做具体分析。在一个新旧交织的年代，这两方面的反应也恰恰能显示出梁氏新文体思想的价值所在。照梁氏的思维逻辑，我们不禁要追问，究竟梁氏新文体散文在当时受到民众怎样程度的追捧？要对此做出判定，想必发行量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个问题。据梁自己说：“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分，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36]这种销量，就当时来讲堪称是空前的。众所周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等报刊均创办于日本，却受到国人如此狂热的追捧，想必也是梁氏始料未及的。张朋园的考证认为，《清议报》的平均销售数目，总在三千至四千份，读者人数当不下四五万人[37]。而《新民丛报》远甚于《清议报》，在第一、二、四年，销量均在一万份上下[38]。从这一数据大致可以看出梁氏报章体散文在当时的受欢迎程度。据此，黄遵宪有评述说：“《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大无过于此者矣。”[39]从中可以想见梁氏新文体散文对当时舆论空气带来的强烈震撼和深刻影响。如前所说，梁氏新文体散文还受到“老辈”顽固守旧派的痛恨。梁启超作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代表，之所以能够产生重大社会效应，很重要一点即在于他宣传的思想有着强烈的战斗色彩。他不仅揭露了专制统治的罪恶，而且也极力鼓吹输入西方的社会学说，建立民主制度，并且还试图运用西方近代理论来对中国的学术进行整理研究。他的新文体散文，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让传统的守旧派感受到巨大的威胁，如正统士夫叶德辉等“老辈”认为，梁氏之学的目的即是“乘外患交侵之日，倡言乱政，以启戎心”[40]。他们也极力反对梁氏报章体散文的创作，并对其大加挞伐。“自梁启超、徐勤、欧榘甲主持《时务报》、《知新报》，而异学之词、西文之俚语，与夫支那、震旦、热力、压力、阻力、爱力、抵力、涨力等字，触目鳞比。而东南数省之文风，日趋于诡僻，不得谓之词章。”[41]事实上，守旧的批评恰恰深刻地揭示出梁氏新文体散文的创作特点及其影响，如思想上对传统政治的巨大冲击，形式上借用了大量的外来词，并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风气，等等。顽固派的批判完全可以视作是对梁启超新文体散文的最佳诠释。由此我们也可得知，梁氏新文体散文在内容和形式上都给传统的思想文化及文学范式以极大冲击。其次，还有一个最不容忽视的，当然是五四后学对梁启超新文体散文所作的相关评价。这方面的评述，也被大多数学者视为梁氏新文体散文对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影响的最佳说明。尽管五四时期的那些“新青年”对于传统都采取极力的破坏主义态度，但是他们的破坏也并不是毫无根源的。如钱玄同这个主张废除汉字的极端主义者，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开展的1917年，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对梁氏新文体散文的影响做了十分客观公正的评价。他说：“梁任公先生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虽其政论诸作，因时变迁，不能得国人全体之赞同，即其文章，亦未能尽脱帖括蹊径，然输入日本文之句法，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42]钱玄同的信应该是其真实看法的流露，由此该信也充分说明了梁氏新文体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事实上，可与之参读的还有胡适写于1922年的《五十年来之文学》，以及周作人写于1932年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等。钱、胡、周三人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他们对于梁氏屡次三番的高度评价，完全可以看作是梁氏新文体散文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巨大影响的凭证。从这个意义上看，梁启超新文体创作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远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四、结语
梁启超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大致可作两方面的分析：一为政治活动，二为思想文化。事实上，梁氏的政治活动一贯被后人所非议，而对于其思想文化内容，正面评价则较多。梁氏的报章文体创作又堪称是梁氏思想文化中最有价值、最有影响和最具冲击力的部分。梁氏新文体散文是在经世致用、服从于政治改良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它是中西、新旧思想交织碰撞的过渡时期文学与政治相结合的产物，因而它也最具有政治功利色彩。需强调的是，报章新文体并非梁启超所创，其成功也不是梁凭一己之力实现和完成的，前人辛勤的探索和开拓性创造都不容抹杀。与此同时，梁氏新文体还极大地挑战了当时正统的思维模式和陈旧的文学创作范式，对于过渡时期的晚清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巨大的启蒙影响，同时它也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有着不容忽视的开创性意义。
作者：席志武 于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