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型城镇化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首次提出了城镇化的概念[1]。城镇化的发展，不仅是社会化、市场化大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关于农村城镇化概念表述、问题研究、模式分析的成果很多，主流观点认为“农村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集中以及由此引起的产业—就业结构非农化的一系列制度变迁的过程”[2]。城市人口增加、面积扩张、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的欧美城镇化模式成为中国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基本共识。笔者认为，中国农村城镇化与欧美国家城市化背景不同，人口结构、人口素质、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文化、制度等都存在较大差异，中国特色的农村城镇化进程不该把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当做城镇化的必要条件。孔祥云教授在农村城镇化模式选择研究中提出“转移型城镇化”和“非转移型城镇化”模式。转移型城镇化模式包括自发转移型与强制转移型城镇化模式两种。自发转移型指的是由于市场力量的诱导促使农民向城市迁移而实现城镇化的模式；强制迁移型是指由于地方政府的某些行政行为,迫使农民向城市迁移而实现城镇化的模式[2]。非转移型城镇化指不以农民向城镇化迁移为必要条件，通过政府或企业开发农民所在的农村实现就地城镇化。笔者以孔祥云教授的农村城镇化模式为研究基础，以“非转移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人力资源”为研究对象，构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生态环境，开发当地农村人力资源，实现就地城镇化。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的关键在于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转化[3]。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的转化取决于农村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源所处开发环境之间是否匹配。
2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生态环境研究
中国加入WTO后，人力资源的全球竞争日趋激烈，为了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学者们开始关注人力资源开发生态环境的构建。彭剑锋指出：所谓人力资源生态环境，是指人才与人才所处的环境之间的互动及其制约要素的相互影响与均衡[4]。人力资源生态环境包括人才主权得到尊重、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人才流动与配置的市场化、教育资源的市场化等在内的十项标志。笔者认为，人力资源开发水平的高低不是取决于是否引入先进的文化、先进的技术、优良的教育资源、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诱人的人才政策，而是取决于人才与人才所处的开发环境之间的‘合适性’、‘有效性’、‘匹配性’。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新的人力资源开发生态环境内涵，人力资源开发生态环境是指，人才与人才所处的开发环境之间的“适配性”。这种“适配”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1）人力资源开发环境必须保证开发主体在其中长期处于“开启”状态，即人才处于活跃的状态下。（2）凝结于人力资源身上的知识、技能、经验、健康、创新等能力必须适应开发环境，能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如果人才与人才所处的开发环境之间‘不匹配’、‘不合适’，可能会适得其反。例如，在对内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如果移植温州地区的‘重行动、轻学历、极强风险偏好、重商轻迁’的文化，就会不利于当地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适配性的开发环境主要涉及区域文化适配性、科技适配性、教育适配性、区域自然环境适配性、人力资源开发政策适配性。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生态环境是指在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要紧密联系农村实际和市场需求，以农村人口为对象，以现有人口质量为基础，包括与农村人力资源状况适配的区域文化环境、科技环境、教育环境、人才政策环境、自然环境。优良的人力资源开发生态环境能充分发掘农村劳动人口的生产力，提升农村人口整体素质，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人’的城镇化。
3人力资源开发生态环境研究理论基础
3.1生态学理论生态学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本意是研究生物栖息环境的科学。主流研究观点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科学。在生态学中，环境是指某一特定生物个体或群体以外的空间及直接、间接影响该生物个体或群体的一切事物的总和[5]。主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包括：主体与环境相互适应；生态系统内部各种因素相互协调发展；生态系统物质循环、转化、再生；协同进化。生态学是一门以“和谐”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是以自然科学的概念、价值观念和分析方法为表现形式的现代哲学[5]。生态学研究生物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系统要保持稳定存在，最可能的途径就是主体和环境之间形成某种和谐稳定的关系，即主体适应环境。生态学世界观认为，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人的肉体组织和精神结构是在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人类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存在于社会之中，也存在于同自然整体进化的关系之中[6]。基于此，人类应将生态因素纳入自身的行为体系中，将人类自身活动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匹配，形成人、自然、社会三者构成生态化的基本坐标。
3.2人力资源区域异质性异质性，英文为heterogeneity，是指质或种的多样性，质或种的变化性，无关联的质或种的杂含并存。《辞海》对异质性的解释是：由彼此差异较多的单元组成的组合的性质。如某群体的成员来自多种家庭背景，教育水平参差不一，习俗各异[7]。经济学中，对于‘人’的异质性的思想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马歇尔。他认为：企业家是‘具有特殊天才的人’，应该获得‘稀有天才的租金’。1960年，舒尔茨第一次明确阐述了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企业家作为最重要、最稀缺的资源，其异质性对企业有重要意义。中国学者丁栋虹对人力资本异质性进行研究，并定义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中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形态的是异质型人力资本(IdiosyncraticHumanCapital)。同时指出，企业家是拥有实现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形态的异质型人力资本所有者。周文斌将人力资源异质性研究推及到区域层次，提出人力资源的区域异质性，指出：人力资源的异质特色主要通过区域群体共同的或极其相似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表现出来。区域得到普遍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决定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心理倾向决定行为方式，行为方式反过来影响思维方式，体现价值观[8]。
4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生态环境构建———五个适配性
非转移型城镇化模式中强调城镇化进程不以农民向城镇化迁移为必要条件，需要政府或企业开发当地农村，提供与农村现状匹配的人力资源开发环境。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生态环境的架构必须着力于五个“适配性”。人力资源开发与环境的五个适配性之间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统一体。
4.1人力资源开发区域文化环境适配性人力资源开发必须与当地的区域文化相匹配。区域文化本身具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体现在区域成员身上的文化，对区域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也会影响区域的发展。霍夫史台德的组织文化理论为研究区域文化适配性提供了基础。他在研究中提出了辨别区域文化差异的五个维度：权利距离、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男性化/女性化倾向、不确定性规避、长期时间导向。权利距离指下属人员或者是上级感受到的上级和下属之间的权利大小、影响力的大小；个人主义倾向用来测量个人受集体影响的程度；不确定性规避，指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风险的忍受程度；男性化/女性化倾向用来测度表现自我、控制外界愿望的强弱、参与的深浅；长期时间导向反应社会对传统和未来价值的信仰程度[7]。周文斌利用霍氏五维度对温州和西安地区的区域文化进行研究后指出：温州地区比西安地区具有更高的男性化倾向和集体主义倾向，而西安地区比温州地区具有更高的权利距离。温州人具有强烈的追求事业成功欲望，特别是赚钱意识浓厚。区域文化经过长时间的挖掘、整合、沉淀、归纳成型,深深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实践证明，如果盲目推崇甚至移植温州文化到西安或其它地区，鼓励他们去创业，并不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4.2人力资源开发技术环境适配性人力资源开发技术环境适配性主要是指技术要与应用它的人的知识结构、生活境况相对应、相匹配。首先，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主体是人，技术则是客体，主客体相互依赖，主体能动的把握客体，将客体放在自身的认知框架中，在自身实践技能和所掌握的基本知识的基础上，与客体融为一体。人们才能理解、吸收和革新他所使用的技术[9]。人力资源开发和技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其次，不同农村发展阶段，人们所能接受的技术应该属于不同阶段，所以对特定的人群应该有特定的技术发展形态。这种人与发展技术的匹配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大量的先进技术的引进，只会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中国不少学者从经济学角度研究FDI带来的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源是否相适应。许学军（2003）以拉美国家为例证实了大量FDI所带来的不合适的技术进步通过拉大不同劳动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会严重阻碍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开发。而以东亚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适应性为例，证实了人力资源的先行累积与合适的技术进步不但能促进落后国家的快速发展，同时能进一步诱致人力资源形成，由此带来人力资源、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10]。
4.3人力资源开发教育环境适配性教育、培训是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手段。目前农村教育的最大困难在于其目标的应试性、城市性、离农性。这种情况与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素质，实现农村城镇化进程的要求相差甚远。教育环境适配性强调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的教育手段、教育方法、教育内容、教育目标要与农村经济发展状况、人力资源状况、农民需求相契合。因此，必须结合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的城镇化要求与农村经济技术发展现状，发展先进教育观念，对农村教育的办学体制、培养目标、教育内容和方法及考评制度等进行全面深入的改革，构建一个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相衔接的多元、多层次的社会化众生教育体系，培养各级各类农村实用人才[11]。首先，全面巩固提升农村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是提升农村人力资源整体素质的关键，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加快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摒弃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从农民需求出发，从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实际需要出发，大力发展注重学生实际能力培养的素质教育，促进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整体提升。其次，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是提高农村人力资源整体素质的重要保障。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结合当地特点、实际情况、农民需求设置专业和课程，确定具体办学模式和途径，为农村农民青年提供专业技能和操作技能培训，为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培养出大批用得上的实用型人才。再次，强化成人教育。农村成人教育是实现‘人’的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是农村终身教育的核心。因此，要立足于农村人力资源自身、立足于农业和农村生产经营实际，定期举办各种形式的专业技能培训班，培养一支适合农村发展需要的高素质现代农民队伍。
4.4人力资源开发自然环境适配性自然环境对人力资源开发影响很大，自然环境适配性主要强调人力资源开发要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相匹配。对于农村的人力资源开发，必须分析农村所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特点，制定出相应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例如，中国很多山区地质构造特殊，地貌形态复杂、气候多变，由此形成的自然旅游资源非常丰富[12]。发掘当地自然景观的旅游价值，发展以旅游业为中心的第三产业，是实现当地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这种地区就地城镇化过程中，应该引导农民更新观念，培训相关技能，发展特色优势。
4.5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环境适配性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主要指人才的吸引和激励政策。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应首先建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管理和服务专门机构，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机制。要根据农村人力资源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社会保障政策，真正实现村民社会地位平等、村民享有平等的就业、医疗、社会保险权益[13]。其次，加大政府投入。就地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应该增加财政支出，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作加大资金保障。另外，还要出台激励和优惠政策，调动企业、教育培训机构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作的积极性。
作者：李小聪 单位：淮阴师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