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传递方式对建筑组织形式的影响
直到战国时期仍未形成初具规模的邮驿建筑体系，一方面是由于政治动荡和连年战乱，另一方面是文字不统一、文字承载物（羊皮等）过于昂贵和沉重。至秦“车同轨，书同文”后，才有“为驰道于天下”(班固《汉书?贾山传》）的条件，为邮驿制度的形成奠定基础，也进一步确定了邮驿建筑选址于主干道路之侧的属性。先秦的邮驿称遽，兼有委作仓库。与其形制类似的还有路室、庐、馆等。同时根据车马每曰行进的距离，确定了相邻邮驿建筑的间距。商代时，便有边疆‘通信兵’用甲骨文传递军事情报的记载。到西周已有了比较完备的通信系统，烽火狼烟的方式成为军事制度：“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寨”。在邮驿体系未正式形成前，烽火台充当最早的邮驿构筑物，既可通信又可戍兵。由此可知邮驿体系在催生前，其军事属性是显见的，并较早的显示出邮驿建筑的线性分布特征。同时形成邮驿建筑体系的另一条线索，用作外交礼仪接待的馆舍一庐、馆，在《周礼》中已有“遗人”（又称“野庐氏”）的官员管理，“掌道路庐宿之委积，以供宾客会同师役之事”。《周礼?地官》：“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馆，馆有积。”此类建筑的作用是旅馆并服务于交通，由此蕴含并衍生出邮驿建筑的另一重要属性，突出了在线性分布的各点上进行的扩展。
2.邮驿体系的驿道及区域辐射性
“交通系统的完备程度，决定文明圈的规模。”古代的邮驿体系，限于科技与交通工具的发展，实际上长期处于“接力传递”的阶段。长期的追求致用性，则相应的难以从本质上提升传递的可靠性与速度。由此也不难理解，邮驿体系作为中国文化延续的一部分，保持了其一贯的延续性而非创新性。纵贯其发展，其发展沿革始终围绕着管理体系的调整及传递的标准化、定量化。邮驿建筑作为古代交通建筑的代表类型之一，除需关注其单体的组成、形式及体系的运转过程外，始终离不开动态的流通过程。其建筑类型的基本任务即是服务于交通的过程。在交通工具基本不变的条件下，对于道路、桥梁等构建、延续交通体系的线性实体工程的关注，则可进一步提升传递过程的可靠性和效率。
2.1.邮驿的驿道与聚落的选址
邮驿体系的驿道是联系各驿站的基础，其构筑、选择的线路多考虑联系的便宜性。根据当时的现状，驿道多与官道合用，部分结合了村镇道路。地方史志关于邮驿的部分，多表现了对于线路选择及变更的关注，却绝少提及道路的分级与建设。对于道路建设的关注，臻于极致的是有严格法令管理的秦朝。基于当时统治的需求，在规范货币、统一度量衡等措施后，明确提及了“直道”、“驰道”等有国家军事需求色彩的道路建设。由此也暗示了邮驿体系的本质，是便于统治者及时掌控地方事务，统一调配资源以巩固统治。驿道的建设与路线的选择与中国古代城镇、聚落的选址、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商周时期，领土面积不断扩展、国家概念仍未成熟之际，为了巩固发展成果，多选择于交通要冲、河湖可及之处移民筑城。最初为了便宜联系、互通往来的驿道，在城镇、聚落的选址因素中起到的作用是显见的。虽无法定量权衡经纬土地的选址过程中，驿道的构筑、选择起到何种影响，但中国古代早期城市大致沿线性分布的事实却可证实此双向影响的存在。
2.2.邮驿体系的区域辐射性
邮驿体系的区域辐射性也多反映到地方社会文化的发展中。邮驿的管理体系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控制、协调、运行、监督等各方面的职责在中央与地方政权间不断调整。邮驿的运转多指派吏、军士、民壮等完成，但其两端却代表了中央与地方的政治中心。同时古代邮驿体系为官营，故对地方政治的发展始终存在一定的影响力。围绕着邮驿——官道体系，衍生出了一些建筑形式，如长亭、邮亭等；甚可发展成一定的聚落形式，本文介绍的深青驿站周边形成的深青村，即为此类；在具体城镇的布局发展中，广泛存在的关城、厢城等形式也多为邮驿一官道影响下，民众自发形成的经济行为。邮骚——官道体系的辐射性，宏观上影响城镇、聚落的选址、布局，微观上则可深入到地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并由其表现出的辖射性，带动区域的人口、货物、信息等资源的流通。
3.漳泉地区邮驿建筑实例一深青驿站
深青驿站位于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深青村，紧邻324国道，是后溪仔与落壁溪交汇处。处于连接同安县城与漳州的驿道中段，同时是厦门岛（旧称"嘉禾”）周边地区联系同安县城的支段驿道的中转点。深青驿站的主要功能是沟通泉州（包括同安县）、漳州地区的联系，其早期选址时，即根据驿传的日传送最大距离60里而确定。3丄文献考证及设立概况。据《同安县志?卷之十九?交通》所载：“深青驿在县西六十里，宋名鱼孚，在安民铺之侧，元移今所。明洪武十四年（西元1381年），知县方子张重建。景泰元年（西元1455年），尚书薛琏命主簿蔡璘重建，上至大轮驿六十里，下至漳州龙溪县江东驿六十里。原系驿丞专理，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裁汰，归县管理，额设瞻夫六十名，抄单、走号、防夫等五名，兜夫十五名。“曾重修于清康熙年间，续建于嘉庆九年(1804年）。旧时驿道的设置，是以当时的地区行政中心——同安县城为核心布局的，而未重视厦门岛会有今后的发展，故而深青驿站选址于漳泉地区沟通距离的中心——灌口镇。“宋元时期的厦门称嘉禾里，属于同安县的绥德乡。”明初设卫所，并于洪武十七年（1394年）于厦门岛筑"厦门城"?清军人关后，郑成功占领厦门、金门，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改厦门为“思明州”。清政府收复后，仍隶属同安县行政区。由此可见，长久以来该地区邮驿传递以同安县为主体。深青驿是宋元时期漳泉古驿道的中间站，连接东北方向的大同镇（现为厦门市同安区）大仑山驿站和西南方向的柳江营驿站（现位于龙海市角美镇东桥北）。
作者：徐阔 曹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