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异质文化空间建构
福柯认为，由于“乌托邦”并不真实存在于实在的位置和场所，而在一切文化或文明中，有一些真实而有效的场所却是非场所(center-emplacements)的。因此，这些对应了“乌托邦”想象的真实场所或非场所即是“异托邦”的异质文化空间，它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被想象和体验到的，因为空间本身就是“被观看的，被想象的和被直接体验的”(Lefebvre246)。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TheSoundandTheFury，1929)开篇就以“栅栏”的“囚禁”隐喻，建构了与外部自由空间对立的异质空间，使小说中的南方与美国主体社会间异质文化冲突的主题隐喻开门见山的跃然纸上。文中第一章的第一句话:“透过栅栏……”，交代了主人公被囚禁于“栅栏”之内的生活环境。然后接二连三地“我顺着栅栏朝前走”、“顺着栅栏往前”、“我贴紧栅栏”、“我们顺着栅栏”、“走到……栅栏旁”、“影子落在栅栏上”、“在栅栏上”等等一系列关于“栅栏”的描写，隐喻了南方社会的封闭衰败和南方人的失落与困窘。紧接着“铁院门冰冰冷”、“铁门是冰冰冷的”、“铁门冷”、“她打开铁门走进来”、“他喜欢抓住铁门”、“朝院门外面张望”(3—7)，通过这些界定边界的词语，福克纳为读者描绘出了一个活生生的囚禁环境，一种类监狱或精神病院的异质文化空间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既交代了班吉的囚禁生活，更隐喻了南方人的精神困境。如果仔细琢磨这些关于“栅栏”短句的先后顺序，我们还会发现其中的递进关系，首先是“透过栅栏……”这是一个相对静态的视觉空间关系;之后是“我顺着栅栏朝前走”、“顺着栅栏往前”呈现人在空间中的移动状态，显然栅栏内的人有走出栅栏空间的意愿;再后“我贴紧栅栏”、“我顺着栅栏走回”，栅栏中人明显是出不去所以往回走;“我紧紧地贴着栅栏”、“来到栅栏旁”、“我们顺着栅栏”，此时表现出渴望走出栅栏、了解栅栏之外世界的急切心理;最后“走到……栅栏旁”、“影子落在栅栏上”、“在栅栏上”，体现了栅栏中人在经历了一番情绪跌宕起伏的挣扎之后，望“栅”兴叹的无奈。班吉这个人物是影射耶稣的原型引用，小说中班吉33岁，而耶稣正是33岁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而班吉居然是一个白痴，但福克纳赋予了他耶稣般的超意识力，竭力想阻止凯蒂的堕落。而凯蒂堕落是旧南方衰败的隐喻，因此竭力阻止凯蒂堕落的实质是想阻止南方社会的崩溃。然而，这位具有超意识力的班吉竟然被囚禁在栅栏之后。通过引导读者体验班吉“非场所”囚禁空间的故事情节，福克纳轻而易举地亮出了班吉的白痴身份，揭示了康普生家族与世隔绝的生存环境和远离社会主体文化的隔离状态，不露声色地嘲弄了“全能上帝”的神性，喻示了南方社会无可挽回的败落结局，深化了小说的批判主题。作品不仅对班吉的叙述使用了异质文化空间手法，在凯蒂为毛莱舅舅送信的情节上，也使用了同样的空间隐喻手法。为了送信“我们往山下走去”、“我们来到小河沟了”、“她拉我过了小河沟，我们往山上走去”、“我们面前出现了一道栅栏”、“她手里拿着信，从栅栏上爬过去”、“帕特太太的裙子让栅栏挂住了”(3—15)。毛莱舅舅让外甥女凯蒂给自己的情人———康普生家的邻居帕特太太送情书，福克纳在这里完全避开了传统小说叙事的时间顺序，而以“河沟”、“山”、“栅栏”等不同寻常的空间概念作为叙事手段，并以“从栅栏上爬过去”、“帕特太太的裙子让栅栏挂住了”(3—15)这样的隐喻，暗示毛莱舅舅与帕特太太间的私情是对道德伦理的僭越，以及情书被帕特先生夺过去之后的尴尬处境。由上可见，文学异质空间与社会意识形态间存在着互相生产、互为表征且密不可分的有机关联，文学空间总会生产出人们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始终充斥于空间的社会文化关系、权力运作乃至思想观念等形而上的意识形态内容。因此，异质空间不是纯粹自然的存在，它是一种文化性的建构。在福克纳的文学创作中，“异质空间”作为叙事的技巧介入背景、结构乃至意义的表征，被应用于对既有空间—权力的社会性批判。
二、异质空间的社会相关性表现
其实，福克纳的许多作品都与福柯异质空间的六项特征有着一致性。福柯认为，从运作来看异质空间具有社会相关性，每一类社会如同它们各自阶段和异质的历史展现的“都有某种精确的和特殊的运作”(24)。也就是说，在同一民族或不同民族的社会中，不同时代所处的每一个相对不变的社会阶段或文化形态，都是一种异质空间。并且，这种既存的异质空间以完全不同于常态的方式运转，公墓就是这样一种异质空间(尚杰22)。福克纳《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ARoseforEmily”，1930)中的爱米丽“那幢过去漆成白色的四方形大木屋”(41)以及那间锁着荷默•伯隆尸体“布置得像新房的屋子”是“笼罩着墓室一般的淡淡的阴惨惨的氛围”(51)的不同常态的异质空间。对进入现代社会的杰弗生镇来说，爱米丽的老屋本身已是一种旧南方文化的“异质空间”，而她那间存在于活人居所之内的、形同墓室的存尸房更是难以名状的异域:“败了色的玫瑰色窗帘，玫瑰色的灯罩，梳妆台，一排精细的水晶制品和白银作底的男人盥洗用具，但白银已毫无光泽，连刻制的姓名字母图案都已无法辨认了……椅子上放着一套衣服，折叠得好好的;椅子底下有两只寂寞无声的鞋和一双扔了不要的袜子”，那具男尸躺在床上，“那没有肉的脸上令人莫测的龇牙咧嘴的样子……显出一度是拥抱的姿势……他所遗留下来的肉体已在破烂的睡衣下腐烂，跟他躺着的木床粘在一起，难分难解了。在他身上和他身旁的枕上，均匀地覆盖着一层长年累月积下来的灰尘……旁边那只枕头上有人头压过的痕迹。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从那上面拿起了什么东西，大家凑近一看———这时一股淡淡的干燥发臭的气味钻进了鼻孔———原来是一绺长长的铁灰色头发”(51)。至此，福克纳叙述了一个发生在异质空间里毛骨悚然变态的情爱故事。爱米丽的悲剧始于旧南方这个“既存空间”文化与发展了的社会文化的激烈冲突，她毒死荷默•伯隆并藏尸40年既是对被剥夺权利的反抗，也是正常人性情感遭受抑制后的变态表现。以其父亲为象征的旧南方传统意识要求她保持冰清玉洁的淑女形象“赶走了所有的青年男子”(45)。对爱米丽青春的扼杀和对她情感自由的禁锢，造成了她的悲剧人生。杰弗生镇这所“四方形大木屋”既是一个为人居住的物理空间，又是一种意识文化的异质空间，其异质性不仅仅体现为社会文化权力对爱米丽的作用力，也体现了她反抗文化权力控制的悲剧意义。这里异质空间与社会文化的相关性十分明显。
三、叙事结构的异质构成
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异质空间还表现出异质并置的结构特征。一个异质空间不仅可以与其它异质空间不同，并且在一个单独的异质空间中并置多个彼此不相容的空间而不破坏原有空间的完整性，也是一种异质空间形态。这样的空间并置强调打破叙述的时间流，要求并置地那些或大或小的意义单位，即由若干时间线索并置或并列成桔瓣样的空间形式，从而使文本的统一性存在于叙事空间的关系之中。将这种空间关系比喻为“桔瓣”，极为形象地表明了几个并置或并列故事情节的向心关系:“一个桔子由数目众多的瓣、水果的单个的断片、薄片诸如此类的东西组成，它们都相互紧挨着，具有同等的价值……但是它们并不向外趋向于空间，而是趋向于中间”(弗兰克142)。具体来说，桔瓣式的空间形式就是依靠相同的主题、人物或情感把叙事关联起来，使几条时间线索组成可相互追踪的空间形式，让各部分故事情节之间产生必要的关系，以便于不同读者推导出不尽相同的结论。如《喧哗与骚动》分别以班吉、昆丁、杰生和迪尔西四个不同的叙述角度，采用桔瓣式空间情节并置，使情节表现产生了多层的并列结构。其中班吉部分主要是回忆康普生家子女的童年生活;昆丁部分叙述他们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杰生部分表现的是他们成年的生活经历;而迪尔西部分又展现了康普生家当前所发生的一切。对于前三个第一人称角度尚未叙述清楚的情节，第四部分又用第三人称进行全方位的补充。一个故事被分为四个部分叙述，但讲述的都是康普生家族衰败的故事。不同的叙述者从不同的角度讲述同一件事情，情节之间相互联系但并不向前发展，使传统小说情节的时间序列变成了围绕主题中心的空间结构形式。这样多角度共时性地对同一事件的多重叙事，构成了异质聚合的空间结构，使不同角度的叙事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福克纳不仅在同一真实空间中同时并置若干矛盾空间构成异质空间叙事，他还以人物过去与现在的生存空间的叠加来展现被社会权力异化的人物及其宿命。他的《八月之光》(LightinAugust，1932)就在同一场景中并置了三条情节主线，空间叠加叙事对深化作品主题的效果尤为显著。杰弗生镇作为主要场景共时并列了莉娜、克里斯默斯和海托华三个性格迥异的人物故事。福克纳建构一种空间结构，使克里斯默斯在物理空间不断迁徙的行为成为他无从寻求自我的隐喻，使空间元素直接承载了主题的意义，揭示了他内心的矛盾与精神困惑;为了表现海托华沉溺于祖辈荣耀而穷途末路的痛苦状态，福克纳将其置于传统与现实、幻想与真实的激烈冲突之中，形成了令人窒息的幻灭空间;莉娜以“行进在路上”的意象表征了永恒循环，表现为无限可能性的梦想空间。故事中的场景空间成为描写对象而不只是简单的故事背景，三条主线空间并置发展的主题在克里斯默斯死去、莉娜孩子出生时达到高潮，这喻示毁灭的同时也象征了新生，昭示了人类的生命循环和顽强博弈的生存信念。为了更好地突出主题，小说还以不同人物的思考来映衬克里斯默斯徒劳地找寻自我的悲剧意义。作品反复出现了“想”、“知道”、“认为”、“记得”等引发思考的词语。其中第8章和第12章中，克里斯默斯、拜伦和海托华使用“想”的动词和“想”的意象及此类词语的短句数百次。尽管各章的中心角色与叙述角度不同，但依靠空间场景与意象等空间并置的叙事推动，以海托华象征过去、克里斯默斯代表现在及莉娜喻示永恒，这使三个空间层面的叙事完美地取得了表意的一致性。同时，意象和短语之间的相互对应，使一条主线意象与另外两条主线意象产生回应，以人物过去与现在生存空间叠加形成的异质结构空间，清晰地展现了社会权力控制下的人物命运。为了主题的需要，福克纳将不同空间中没有直接关联的情节，通过特定的方式联接为一体，形成新的异质间性的并置空间结构。在《我弥留之际》(AsILayDying，1930)中，就出现了达尔•本德仑这样一个无所不知游离于人物之外的叙述者，并由他不断移动物理空间改变叙述视角，使原本根本无法联系的情节空间形成了空间并置。在艾迪去世、卡什雨夜赶做寿材以及达尔被送入疯人院等多个情景中，达尔的独白均不同程度地提及了他并不在场的空间。当艾迪去世时，一方面达尔完成了对母亲弥留之际的观察和叙述，另一方面又描述了他与朱厄尔在雨中的行为。这样两个场景并置的叙述手法，不仅实现了叙事距离和人物内心观察侵入等视角越界，还共时并置了多个叙事空间。这种同一时空并存的多视角和“场景叙述”叙事手法，是福克纳对于空间并置叙事手法的创造性运用。他通过这种手法，使故事情节和小说表意愈发立体、深刻与完整。
四、时空同步的异质空间
从空间与时间的关系来看，异质空间还“常常和时间的断裂相关联”(福柯24)。如果场所聚集了所有的时间，那么场所本身就已经形成了时间的断裂(如图书馆、墓地等)，处在了正常时间之外，其时间与空间形成了时空同步的异质空间。《喧哗与骚动》以不同叙述角度采用桔瓣式空间情节并置，《八月之光》以人物生存空间叠加异质结构空间，《我弥留之际》建构情节表现多层并列结构的情形。但是，福克纳作品的空间并置手法远非那么简单，他的同一部作品往往呈现了多种多样的表现效果。《我弥留之际》中的故事也处在时间断裂的时空同步异质空间中。围绕送走艾迪遗体事件，全书由15个叙述者的59个叙述部分组成，不同叙述者交替叙述的情节互为补充又相互矛盾，这使得叙述背景淡化、时间断裂。时间参照消失而构成了时空同步的异质空间形式，这使作品奇异怪诞的事件和动机复杂的行为具有了寓言般的可读性。为了将《喧哗与骚动》的故事情节和作品思想更加清晰地呈现给读者，福克纳刻意将其中的1928年4月7日、1910年6月2日、1928年4月6日和1928年4月8日四个叙事部分的时间断裂错位，从而实现了时空同步的异质间性关系，使读者同时接触到了四个部分的情节内容。作品以最为晦涩的班吉部分作为开篇，故事场景相互穿插、叙述穿梭于现在过去，此手法与人物颠倒错乱的精神状态与作品篇名十分契合。这些看似颠倒的叙事仍是依循时空规律的，在第三部分故事时序连贯，第四部分则全能地呈现给人们直接的描述。作品的情节几乎同时向读者展开，使读者能看到康普生家所有的重要变故，同时目睹故事中的所有人物及其情感和思想，更容易整体地把握这个“阴森森的疯狂和仇恨的故事”(明特117)。
五、互为他者的排他空间结构
时间断裂形成了时空同步的异质空间，而其还具有内部的排他性，即两个异质空间之间既隔离又相互渗透的空间结构。各种不同的异质空间自身是一个开放又封闭的系统，是一种有联系但并不融合的异域。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讲述的是安斯•本德仑为实现对妻子的承诺，在其死后将她运回40英里外的故乡安葬的故事。这是一个典型的排他性异质空间的故事，艾迪•本德仑的尸体与丈夫及其他人虽然同处于一个物理空间，但死人和活人的空间是一种有联系却不能相互进入的异域。福克纳在这样的空间关系中建构故事情节，使其中充斥了幻觉与现实、疯狂与清醒、存在与非存在等的对立，反映了不同价值观念的矛盾与冲突。作品的写作背景是基督教清教失去权威、基督教义成了人们为己开脱的借口、社会道德沦丧和主体迷乱变本加厉的社会阶段。因此，“我弥留之际”无疑隐喻了行将崩溃、处于弥留之际的南方清教社会。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作品使用互为他者的异质空间结构，旨在揭示新旧社会文化互为他者的异质排他性。此外，班吉的叙事也是在特定的内部排他性空间里展开的，其中叙述有50多处提到栅栏和大门，而13处是班吉与“栅栏”的描写。小说通过呈现班吉所处空间处处皆边界的隔离状态，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开放而实际封闭的“异托邦”系统，被栅栏围合的房子和花园空间，揭示了班吉的囚禁空间———同一物理空间互为他者的排他性。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不仅设置了囚禁班吉的康普生大院的异质空间，还对应隐喻了昆丁自我精神囚禁的非场所异质空间。昆丁生活的物理空间虽然横跨密西西比河直至马萨诸塞，但实质上他的精神同班吉一样栖息于象征旧南方传统的宅院之中。不同的是，班吉主要是肉体的监禁，而昆丁则是自我思想精神的囚禁。《喧哗与骚动》中作为囚禁象征的叙事空间都发生在康普生家的花园里，福柯说“异托邦”最古老的例子也许是花园(尚杰23)。因为花园对应了人类追求理想“乌托邦”想象的“异托邦”场所，作品利用故事异质空间的真实性和异质性，构成了对花园式“乌托邦”理想的否定，进而对南方传统社会空间权力进行揭露与批判。
六、对既存秩序空间的超越
空间补偿和超越是福克纳驾轻就熟的叙事手法。从功能上看，异质空间能够超越既存空间创造出某种新的具有幻想性和补偿性的真实空间。船舶等流动的空间被视为“出类拔萃的异质空间”(福柯28)，因为这类空间能把其它各种非流动空间联结起来，创造新的空间而实现了空间的超越。这种具有幻想性和补偿性的异质空间对应了空间的两极，一方面它创造一个虚幻的空间，另一方面虚幻的空间又揭示了与之对应的真实空间，它完整有序成为原有空间的补偿和超越。《押沙龙，押沙龙》(Absalom，Absalom，1936)里的昆丁、亨利、查尔斯等南方后代是和旧南方“传统一起长大的”，他们的“身体本身就是一座空荡荡的厅堂……里面挤满了倔强、怀旧的鬼魂”(6)，这些人的存在无疑是他们祖辈差异性的空间重复，是过去印象在现时空间中的幻觉性再现。为了更好地表现这些怀旧情节与人物，福克纳创造性地使用了具有补偿和超越性的空间联结手法:使人物叙事出现时间差异，叙事前景空间和后景空间界限消失产生空间联结，使不同故事情节融合产生了新的补偿性异质空间。《押沙龙，押沙龙》故事人物共时性地展现在各个不同视点的空间中，尤其对斯德潘的叙述，以昆丁的回忆形成了内在超越性的时间空洞，消弭了从1909年倒回1866年间43年的时间跨度。过去时代的斯德潘与现时昆丁回忆的斯德潘相互交替融合，斯德潘的形象并不随着故事情节的时间顺序发展，而是在罗莎、康普生、昆丁和史里夫等不同视角的讲述中，多视角、空间化地集成了斯德潘“恶魔”与“英雄”相互冲突的人物形象。福克纳通过这样一种内在超越的异质空间建构，有效地扩张了读者的想象空间，强化了读者对作品的参与性，使小说揭露南方衰败根源的内在情感诉求和深远社会内涵得到了充分呈现。福克纳异质空间叙事的成功，还在于他巧妙利用了联结空间的幻觉和补偿功能，使前人的意识在后人身上再现，使过去“某人成为当前另一人的一种空间重复……从而认识到他自己的处境只是前段生命宿命的重复”(Irwin55)。这方面《沙多里斯》(Sartoris，1929)的叙述表现得更为典型和突出，故事描述了“沙多里斯”三代人的同一种宿命，以此深化作品反对战争的思想主题。沙多里斯兄弟俩在美国内战中并肩作战，贝亚特牺牲而约翰活了下来，他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贝亚特•沙多里斯二世、孙子取名为约翰•沙多里斯二世。而约翰的重孙是一对双胞胎，又分别被取名为贝亚特和约翰•沙多里斯三世。这一对双胞胎又一起参加了一战，约翰战死了而贝亚特回来了。贝亚特娶了兄弟约翰的女友为妻。然而，贝亚特终究躲不过家族宿命的作弄选择了死亡，在儿子出生的那天登上一架即将坠毁的飞机，以主动承受家族轮回厄运的死亡结局来寻求自身精神的解脱。福克纳这种以由空间联接而产生幻想性和补偿性超越空间的叙事手法，表现小说人物历史性厄运的效果十分突出。这种内在超越性异质空间中的人物与情节，不仅作为一种空间存在被表现，更是对战争和社会压迫这一既有空间—权力关系的揭露和批判。
七、结语
人类总是在相对的空间中创造历史，如果缺乏对于历史的空间性认识，我们所解读的历史只会成为一种单纯的对时间的考证。因此，福柯的异质空间理论日益被学界所关注，以空间概念探究历史与时代的社会文化问题已成为当今学术研究的基本取向。我们发现，福克纳“现代主义”的作品中不乏后现代主义文化间性的表现，他运用“异质空间”这一特殊形式的文学叙事，多向度地敞开了小说人物复杂的心理空间，使作品主题的社会批判性得到了深刻体现。他的思想与作品穿越了真实和想象、中心与边缘，处在一种时间与空间、历史和未来的交融之中。他那跨越时代且不拘一格的文学创作展现了一位聚合了历史与未来共时性特征的伟大作家的思想与情感，他的文学成就不仅属于过去和现在，亦将属于未来久远的人类文学空间。因此，归纳其书写异质空间的主要形态，解读其作为叙事策略的异质空间手法的独特表意功能，都有助于进一步开掘福克纳深邃的创作思想。
作者：周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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