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瓶梅》的哲学基础
从王阳明的“致良知”开始，到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李蛰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等，哲学逐渐从高高的圣坛走入民间，抽象的“道”变为具体的、存在于人们衣食住行中的日常生活之‘,道”这种主张正好契合了通俗文学关注人的生存状况、正视人的欲望的价值取向，从而凡夫俗子成为文学表现的对象。凡夫俗子的欲望满足、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成为文学表现的内容，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最大特色。
二、《金瓶梅》“生”的意识
印对于普通人而言，“生存”首先是活着，其次是有尊严地活着，这是人“存在”于世的价值所在。生存意味着面临抉择时如何采取行动、如何做人的问题，于是生存问题就涉及个人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涉及人们行动所追求的井且(或者)所遵守的东西-一价值。西门庆最初是一个混迹市并的“破落户财主”;然短短五六年间，通过开店铺，走“标船”，搞长途贩运以及放高利贷、官吏债，贪赃枉法，偷税漏税等，不但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富商，而且利用钱权交易、投机钻营，爬上山东提刑所理刑正千户官位,成为一个在山东提点刑狱、掌管一方司法大权的官场要员。西门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发迹过程就是种种罪恶行径积累和叠加的过程，然人们还是趋之若鹜，人们只羡慕他的富贵，只需考量他能否给自己带来利益，至于他富贵的背后是什么井不重要，西门庆富贵了而其他人没有，这就是最好的说明，这是一个只问结果不问过程的时代，这是一个只看金钱不管罪恶的时代。在传统的封建社会环境中，女人只能选择婚姻、选择男人从而选择自己的，“生存”，其实这个“选择”很多时候是“被选择们，女人多不具备选择的权力。到了晚明时期，整个社会虽然被依然强大的封建意识控制着『但随着社会的改革和发展，人们的自主意识和主体意识逐步增强，特别是世俗传统意识，女人面对婚姻也有了更多的自主权。或者垂涎西门庆的荣华富贵，或者惦记西门庆的金钱，或者欣赏西门庆头上的光环。当女人义无反顾地扑向他时，解放的是性意识，然而，这种解放有时候显得盲目和肤浅。潘金莲貌美如花却情路不畅，在得不到武松之后投向西门庆的怀抱。婚后，潘金莲面对势力强大的正室吴月娘、貌美多金的李瓶儿以及其他时刻规叔着西门庆的各色女人，不敢放松警惕，她没有其他资本，当初靠姿色吸引西门庆，如今还只有以性拴住他，保住自己的位置。但西门庆有都是性对象、有都是寻找新鲜性伙伴的激情，因而，纵使潘金莲使出浑身解数也难以完全拴住他，挑战一次次出现。在西门府的众妻妾中，潘金莲看似最强势也最得西门庆的宠爱，然而，除了以身体迎合西门庆得到片刻的欢愉和占有之外，她根本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李瓶儿从梁中书到花太监、花子虚，被男人辗转其手，特别是与花氏叔侄的畸形两性关系最是让人垢病。嫁给西门庆后，李瓶儿安心地做西门府的六房，然而，她的“好性儿”并没有带来安稳的生活,金莲的挞伐、丫鬓的戏弄都因这种“好性儿”而更加猖撅，即使面对性命彼关的儿子，她还是只有隐忍。庞春梅在众丫要中绝对是个另类，她高傲，有才能，不屑与众丫头为伍，但欺负比自己弱小的，依附比自己强大的。庞春梅所谓的“高贵”只针对其他的丫头和没有势力的小妾如孙雪娥等、“身为下贱，心比天高”，在卑微的生存环境中，用对自己的尊重和不屈的精神赢得尊重和认同本很难能可贵，然而刚刚荫芽的自主意识在社会现实面前实在很脆弱，在比她强大和尊贵的人面前，这种意识不复存在，庞春梅成为潘金莲的心腹和实施打击报复的工具,成为潘金莲讨好西门庆的性工具。西门庆死后，她嫁给了周守备成为养尊处优的官太太，然而，她没有珍惜这一切，与陈敬济偷情时被杀死。孟玉楼在丈夫死了之后，可以选择嫁给家境殷实的尚举人做填房正室，但她还是带着丰厚的嫁妆选择了做西门庆的三房，她认为西门庆是一个男人体现社会价值的最大化，而自己能够嫁给这样的男人也是作为女人价值的最大化。婚后，性格恬淡的孟玉楼并不得宠，遭受冷落虽有些孤寂但并没有力图改变，在西门府落寞地生活了三年之后再适他入。无论是潘金莲的主动、李瓶儿以退为进的“好性儿”，庞春梅的”高傲”，还是孟玉楼的“僻时的货儿”都无法成就自己当初选择的初衷，都没有为自己的存在加上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的注解。
三、《金瓶梅》“死”的意识
生存总是相对于死亡而言的。对生存的哲学思考不能不关联于死亡口对生存意识的探讨，离不开对死亡意识的考察，对死亡的态度亦是生存态度、生存意识的一种设释，对死亡态度和死亡意识的考察亦是一种独特的而且是更为深刻和彻底的生存意识思维理路。宋惠莲是西门庆的家人媳妇，看到西门庆的妻妾们锦衣玉食、风光无限，好生羡慕;于是委身西门庆换来几两银子，做了一身光鲜的行头，在西门府张狂矫性。然而在丈夫被西门庆、潘金莲陷害入狱后，宋惠莲自缄而亡。宋惠莲还有羞耻之心、善良之念，还未完全泯灭的良知不属于这个世界，还想保留的最底线的自尊不属于这个世界。她无法让自己变得更寡廉鲜耻，无法让自己学会这个世界人们的狠毒，于是向死而生，用死向此前的愚蠢行为忏悔，用死向这个冰冷的世界告别。李瓶儿虽为了西门庆抛弃了花子虚。但她对待生命还是尊重的，花子虚被告官，李瓶儿求西门庆通融，虽己移情别恋,但她也无意害死花子虚。官哥儿死后,李瓶儿也郁郁而终。死前，李瓶儿想得最多的是官哥儿和花子虚，对于官哥儿，作为母亲她没有给儿子应有的庇护:对于花子虚，虽然不是她直接杀死了他，也是她把他送上了鬼门关。所以，本性还算善良的李瓶儿不堪背负两条人命的重荷，撒手人寰。更多的人对死亡无动于衷，对生命的逝去表现出的冷漠和残酷更是这个世界的基本色。武大是潘金莲与西门庆勾搭的刀下鬼;花子虚是李瓶儿移情西门庆的牺牲品，官哥儿是潘金莲固宠的牺牲品，他们的死是一些人各取所需权衡利弊后合力而致的结果。西门庆、潘金莲、王婆乃至何九叔之于武大，李瓶儿西门庆乃至吴月娘之于花子虚，潘金莲西门庆乃至孙雪娥、庞春梅之于宋惠莲、来旺，李瓶儿、孟玉楼、庞春梅、迎春之于官哥儿,潘金莲、庞春梅之于李瓶儿，在个人的利益面前;他人的生命如草芥口几两银钱、一块花布、几句话语、一丝嫉妒等都能成为生杀予夺的理由，都能随便地置他人于死地，对个人权力、个性意识的彰显是以牺牲他人的权力乃至性命为代价的口而西门庆、潘金莲、庞春梅、陈敬济的死却更像一场性和性器官的展示，在这些死亡的展演中，对性、性器官、暴力的关注远远超过了死亡本身。西门庆的死之于潘金莲、孟玉楼、李娇儿、孙雪娥、应伯爵等,潘金莲的死之于潘姥姥、孟玉楼、庞春梅等都不过是让他们失去了暂时佑护、避风、逐利的对象罢了。他们不会伤心，不会无助;更不会仿徨，既然失去，那尽快寻找、依附新的对象才是上策。对生的扼杀、对死的无动于衷，那么，这个社会适合什么样的人生存呢?是孟玉楼、吴月娘、李娇儿、孙雪娥、应伯爵、王六儿、韩道国这样的人。他们没有是非和善恶观念，亦缺乏必要的同情心，知道权衡利弊，善于保护自己，这样的人对社会构不成大的危害，亦难以促进社会的发展，他们活着的价值只是自己，只是自己的口腹之欲，除此无他。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口腹之欲而活着当然无可非议，然而:为了这些抛弃最起码的做人标准和价值观那就另当别论了。
四、被误读的哲学
其实无论是阳明心学的“致良知”，李蛰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都没有离开仁义礼智的道德良知和肩负拯救天下重任的仁者之心，对他们思想的误读抑或说是肤浅的认知和利我则用的取舍，是对哲学和社会基色的不尊重，更是对普通民众的误导，而把这种不尊重和误导再现在文学作品中，则形成了对人生存意义的消解和生存价值的淡化。文学缺乏深度的价值观作为支撑而注重追求自我表现、追求外在感官的刺激和新鲜，这在晚明时期通俗文学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作为一部伟大的作品，如果它不能“力图指导人们如何与周围的环境打交道，如何在普通的生活中发现生存的意义，如何承担起对自己、对他人的责任，如何在充满敌意的社会中保持对个体和整个人类的信心”，那无疑，这是一都有缺憾的伟大作品。
作者：魏艳君单位：重庆理工大学期刊社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