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末日本教习在中国的教育学术活动
（一）担任新式师范学堂教学工作
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然而却面临着近代师资匮乏的难题，师范学堂也不例外。只因封建教育模式所培养出来的大多数教师固执守旧，对近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知之甚少，已严重与社会脱节。这就导致新式学堂师资大量匮乏，因此需要聘请大量外籍教习来华任教以弥补师资的不足，而日本教习就成了聘请外籍教习来华的首选。教习，是清末各级各类学校教师之通称。“日本教习指在中国近代各级各类学校中从事教学和教育行政管理活动的日本籍教师”[5]（576）。《钦定学堂章程》中《钦定京师大学堂》规定，师范馆的教育课程主要有14门。而这些课程多是由日本教习担任并且课时数多。如两江（三江）师范学堂，当时日本教习担任了该校10门教育课程的教学工作，而该校本科教育课程只有16门，可见他们所教授课程几乎涉及当时师范学堂的大多数新课程。有的师范学堂日本教习身兼多门学科的教学任务。如服部宇之吉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担任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的教学工作。教育学讲授教育史、各科教法、学校卫生、教育法令等内容，伦理学有总论、演绎法、归纳法等内容，心理学有感觉、知觉、想象、思考、恐怖和愤怒、同情和爱情等内容。内堀维文讲授伦理、心理、教育学等课。甚至有的师范学堂的全部课程都由日本教习担任，像贵阳公立师范学堂等。据1904年直隶学务处的《教育杂志》第二期所记，贵阳公立师范学堂创立之初所有教习都是日本人，他们是清宫宗亲、木藤武彦、冈山源六、上野竹之助，这些日本教习所开设的课程有：算术、几何、代数、物理、化学、生物、博物、地文、地理、历史、经济、法制、教育、图画、体操、东文(日文)共十六科。日本教习承担新式学堂绝大部分甚至全部的教学工作，缓解了我国新式学堂师资匮乏的局面。
（二）参与新式师范学堂规章制度创建
日本教习除了担任师范学堂的教学工作，还参与新式师范学堂规章制度的创建。由于师范学堂是新兴学堂，关于师范学堂的章程无章可循，只能借助日本教习之手来建立，因此他们也就掌握了制定章程的话语权。例如当时的服部宇之吉、菊池谦太郎、松本孝次郎、内崛维文、藤田丰八等都分别担任着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两江师范学堂、山东师范学堂、江苏两级师范学堂等著名师范学堂的总教习，那么这些师范学堂章程的制定只得由他们来完成。他们帮助当时中国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现代师范学堂的管理制度。有些日本教习参与到师范学堂规章制度制定上。1902年刚创办的上海务本女学堂聘请河原操子参与学堂规划的制定等工作。河原操子根据日本小学校的模式，规定了务本女子学堂的教学方针、课目乃至教学方法。1903年8月，内堀维文经推荐到山东师范学堂任总教习，此事在当时的济南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济南的学校以前聘用的大都是德国和英国教习，日本教习很少插足其间。他在任期间协助学堂监督杨氏制订了学堂的规章制度和课程计划，此外还招聘了六名东京高等师范学堂的后辈校友到山东师范学堂教授地理、历史、理化、博物等课。从1905年5月开始酝酿，“承日本文学博士服部先生及其夫人妥定章程”[6]（93-97），豫教女学堂于当年8月30日开学上课。服部宇之吉在该校担任经理人，对该学堂的教学等事务进行指导，并且担任该学堂的赞成员、名誉教员。其妻服部繁子则任女经理、赞成员和名誉教员。该学堂还有佐伯园子和加美田操子等其他6位日本女教习。而有些日本教习则直接参与到新式师范学堂的创立。如1902年9月，服部宇之吉担任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从上任开始便着手准备速成科师范馆的创建工作。在该校期间，他帮助制定了《师范馆章程》，此外，还参与到师范馆的招生、管理和课程设置等工作中来。他甚至对师范馆的教室、实验室、宿舍的设计等方方面面都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同时为了能更好地培养正规的新式教员，他还曾提设立京师优级师范学堂，但后因经费等问题而未批准。
二、清末日本教习对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的影响
（一）确立赫尔巴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学术地位
在1892年至1903年，赫尔巴特教育理论在日本“尤为风靡一时，当时几有不通其说，不能为教育家之现象”。赫尔巴特五段教学法也雄踞日本小学教学法的宝座。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教育学习日本，赫尔巴特教育理论也由日本引入中国。随着新思潮的涌入，大量的西方教育理论和著作进入国人视野，我国教育学者开始大量译介日本及西方教育著作，形成一股学习西方教育理论的高潮。而赫尔巴特教育理论就是在此时由日本传入，并经国人和日本教习推广，迅速成为当时的正统思想。据周谷平的研究统计，“自1901年到1911年间出版的教育学教本和专著高达64种之多，其中直接注明译自日人著作和讲述的有36种，其余相当部分是由国人依据日文原本编译的”[7]（27）。可见日本教习在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传播和推动中的作用。此外，我国第一家教育专业杂志，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藤田丰八为编辑顾问的《教育世界》，在创刊的短短几年里，发表了《费尔巴尔图（今译赫尔巴特———引者）派之教育》、《海尔巴脱（今译赫尔巴特———引者）之兴味论》、《德国教育学大家海尔巴脱传》、《德国海尔巴脱派教育学会纪事》等文章，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赫尔巴特的生平及主要教育理论。同时，为了使赫尔巴特教育理论可以更快地传播，日本教习把该理论运用到实际教学中去，稳固了赫尔巴特教育理论在当时中国的统治地位。其他像社会教育学、实验教育学、人格主义等众多教育流派的学说，都如过眼云烟，一直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传入才动摇其统治地位，可见其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影响之深远。
（二）帮助编写和引进新式教科书
教科书是知识的载体，教科书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教学质量的高低。而清末兴建的新式学堂中并没有优秀的教科书，当然清政府也对此未引起足够重视，致使当时的新式学堂中依然沿用“经史子集”等传统教材，而“西学”课程几乎没有现成的教科书。而后，张百熙在奉命承办京师大学堂中，认识到教科书的重要性，他认为：“新学制只是新教育的外壳，课程是其灵魂，教科书实与学堂相辅而行”[8]（76）。此后，开始大量引进“西学”教材，并把目光集中到和中国有同文之谊的日本，因此当时近代师范学堂用的教材不论是用语，还是编著格式，都是日本式的，甚至“教科书”一词都是来自日语。当时新式学堂所用的教科书大都由日本教习自己编撰，后经翻译刊发。如《师范教育丛编》这套教科书，共十一册，就是委托日本人编写，之后经由留日学生译成中文，在日本印刷好运回应用的。这些教科书，有的到20世纪20年代还在应用。又如服部宇之吉在京师大学堂时，由于缺乏合适的教材，他的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讲义都是自己编写的，他甚至还着手编写历史教材。此外，还有一部分教科书是受日本教习影响的中国人自己编撰的。如南京师范学堂东文教习张子和，他曾担任松本孝次郎教育学课程的翻译，并把松本的上课内容加以整理，在此基础上，又参考大量东西方教育学书籍写出了教育学讲义，之后，不断有人前来索稿，他不停地抄录仍难以满足需求，终于在1913年9月印刷出版，名为《大教育学》。可以看出《大教育学》的观点和体系，基本是松本孝次郎和松浦的，其流行较广，先后刊印了八次。通过这种方式撰写的教科书，缓解了教科书缺乏的状况，解决了学生用书的燃眉之急，也保证了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总的说来，日本教习在各方面作用力推动下，在20世纪初大量来华。他们凭借同文以及薪俸方面的优势，成为中国新式学堂主要师资力量，解决了新式学堂尤其是师范学堂创建初期师资短缺难题。同时，他们积极参与到新式学堂创建工作中并帮助健全相应的规章制度，更有甚者影响到整个地区教育管理，使清末中国教育在学术制度层面形成一种日本模式。尽管有一些素质低下的日本教习影响学术界对他们的整体评价，但绝大多数日本教习具有一定学术水平，工作中认真负责深受学生喜爱。日本教习在中日交流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和地位，他们确立了赫尔巴特教育理论在清末的学术地位，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式教师，也使中国有了自己的新式教科书，推动了中国教育学术的初创和发展，为中国教育近代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作者：杜莹 徐燕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