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湖北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
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纺织业受到冲击最严重的是棉纺织业。到1885年，进口的棉纺织品开始超过鸦片，“在进口贸易中，遂常占第一位，是年中国输入之棉货，值三千一百五十万两，占进口总值百分之二五.七；至1891年增至五千三百余万两，占进口总值百分之三九.八。”[4]1888年底，张之洞电请使英大臣刘瑞芬代为订购纺织机器、考察办厂事宜。1889年，他向清廷奏请开办织布局。他说：“自通商以来，中国之财溢于外洋者，洋药而外莫如洋布、洋纱。考之通商贸易册，布、纱、毛三项，年盛一年，不惟衣土布者渐稀，即织土布者亦买洋纱充用。光绪十四年销银将及五千万两。棉布本为中国自有之利，自有洋布、洋纱，反为外洋独擅其利。耕织交病，民生日蹙，再过十年，何堪设想？今既不能禁其不来，惟有购备机器纺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5]同年，张之洞改任湖广总督。抵鄂后，他立即与继任两广总督李瀚章商量，将订购的纺织机器移至湖北。1892年底，湖北织布官局厂房在武昌文昌门外临江地方建成，1893年1月开工试生产，有布机一千张，纱锭三万枚（后又增加一万锭）。不仅机器设备从英国购进，同时还聘请英国技师负责生产、技术与管理。雇用工人约2,500名，每日出纱约100担，能织原色布、斜织布、花布等。产品畅销鄂湘川等省，甚至远销海外，获利颇丰，1897年张之洞在《华商用机器制货请从缓加税并请改存储关栈章程折》中说：“湖北织布局一开，而江汉关进口之洋布，已岁少十万匹。”[5]织布局的兴办，为湖北纺织工业奠定了第一块基石。深处内陆地区的湖北，其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首功当归于张之洞。1893年底，张之洞鉴于“湖北织布局业经办有成效，惟体察沿海各口商务情形，北自营口、南至镇南关，洋纱一项进口日多，较洋布行销尤广，川、楚等省，或有不用洋布之区，更无不销洋纱之地”，认为“开源塞漏，断以此为大宗。”[5]他立即让织布局筹划增办纱厂，原本打算兴建南、北纱厂，置纱机九万余锭，官商合办。1895年，北纱厂建成，五万多纱锭装机完工并开车生产，即湖北纺纱局。至此，纱、布二局共有布机千台，纱锭九万枚（见表3）。在筹设纱厂的同时，张之洞委派候补道刘保林到上海考察机器缫丝办法。缫丝局于1895年5月底开工，官方本金10万两，商人本金2万两，缫车300盆。1897年，张之洞集纺麻机104台，机器价格、运费、保费共计14,043磅，成立湖北纺麻官局。至此，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下简称“四局”）成立，构成了比较完整的近代纺织工业体系，武汉一举成为华中最大的纺织工业中心，也是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个门类比较齐全的纺织工业基地。“四局”的发展并不顺利。其一，纱布机器从英国订购，由英商派人安装。英方技术人员虽然安装了机器，但对一些关键性的技术问题秘而不传，致使纺出的12支、14支纱粗如绳索，织出的平布比帆布还厚，产品销路不畅。其二，采用封建衙门式的管理，违背了经济运行的原则。官派的督办不懂也不愿按市场经济规律来经营和管理工厂，上下其手，中饱私囊。如1897年纺纱局开工后，商董以官权太重，请归官办。张之洞遂筹款改归官办，同时退还商股15万两[5]。其三，负担沉重。“四局”在筹建过程中多次举债，甚至高息借贷，加上挪用纱、布厂资金供铁厂、枪炮局使用，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资金链。1895年5月，布局总办瞿廷绍、蔡锡勇致电张之洞，报告布局“活本太少，无可周转，官办终无大起色，似宜及早招商。”[6]其四，甲午战败，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后，外国纺织企业得以在中国本土开办工厂，他们凭借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以及低价倾销等手段，对中国民族机器纺织业进行打压。因此，“四局”仅经营10年就难以支撑，只好招商承办。1902年，“四局”由粤商韦紫峰组织的应昌公司承租，年租金10万两，资本80万两。经营10年（到1911年结束）,获利一百余万两。1911至1938年间，又先后由大维、楚兴、楚安、开明、福源和民生等公司承租。“四局”租给商办，为私营纺织企业的兴起打开了另一扇大门。1904年，华升昌布厂在武昌成立，有资本银1,440元，职工20多人，布机30台，以生产电光绸布为主，是武汉最早的私营织布厂之一。1906年，汉口广利织布公司开办，机织棉布洁白、细致，不逊于进口布，销路甚畅。1907年，武昌商学两界刘继伯等人倡立“求实织造公司”，除了织造花布、罗布、丝布，还有绒衣裤、毛巾、鞋袜、帽子、手套等品种。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宜昌、襄阳、汉阳（孝感）、荆州、郧阳等地相继开办了各类机器纺织企业。其中，仅汉阳就有成章、自新、承记、顺昌、同康、锦彪等六家小型毛巾厂，共有织机66台，职工114人，月产毛巾4,400打。
二、湖北近代纺织工业兴起的历史影响
湖北近代机器纺织业的兴起，改变了数千年的手工生产方式，开创了湖北地区城市集中规模生产和农村分散手工纺织长期并存的局面，以大机器纺织工业品为主力，展开了与洋纱、洋布的竞争。这不仅在中国纺织史上抒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为之后湖北乃至中国纺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一）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纺织工业体系，平衡了纺织企业的区域布局，有力地推动了民族纺织工业的发展面对洋纱、洋布的汹涌冲击，而上海织布局迟迟未能建成，张之洞向清廷请办机器纺织企业，他在奏折中说：“现计中国织布商局仅有上海一处，经营十余年尚未就绪。若粤省开设官局营运有效，再能推广于沿江各省，悉变洋布为土布，工作之利日开，则漏卮之害日减。”[5]湖北织布局的开办，打破了上海织布局十年专利的垄断，推动了其它地区纺织企业的出现；近代机器纺织工业在内地的出现，对全国机器纺织工业的合理布局与整体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湖北纺织企业创办后，发展虽不顺利，盈利也无法与每年几千万两的洋纱、洋布比。但前后纵向比较，在张之洞身体力行操办之下，成效还是比较显著，“湖北织布局一开，而江汉关进口之洋布，已岁少十万匹。”[5]1893年底，上海织布局因本年发生火灾而毁于一旦，湖北棉纺锭30,440枚，占全国纱锭77.1%；布机1,000台，占全国100%。到1899年，湖北纱锭90,665枚，占全国纱锭497,270（含外资160,548枚）的18.23%；布机1,000台，占全国2,016台的49.6%。诚然，即使没有张之洞的努力，十年专利权在甲午战后也会作废，但湖北织布局的创办，使湖北等地近代棉纺织企业兴起的时间，至少提前了五年。继沪、汉织布局之后，“数年以来，江、浙、湖北等省陆续添设纺纱、缫丝、烘茧各厂约三十余家”，陕西也“集股开设机器纺织局，已遣人来鄂考求工作之法。”[5]甲午战后，华厂在资金、技术、销路等方面刚刚起步，“洋商见我工商竟用新法，深中其忌，百计阻抑，勒价停市。上年江、浙、湖北等省缫丝、纺纱各厂无不亏折，有歇业者，有推押与洋商者。”[5]很难想象，推迟五年起步的中国机器纺织业，在与洋商竞争时，面临的困难和竞争结果又会是如何。
（二）为纺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官办”、“官督商办”，一直是人们诟病张之洞新政的理由，也被认为是湖北“四局”失败的原因。后一原因本文前面已有分析，至于张之洞热衷官办，尚需进一步分析。上海织布局被张之洞认为是商办，但多年未见成效；民间人士也时有集资合办纱厂的提议，但情形却是：“近年以来，中国殷商大贾屡有议及此者，徒以资本难集，心志不齐，迄今尚无成效。”[5]所以，张之洞认为“大率中国创办大事，必须官倡民办，始克有成”[5]，兴办实业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政府带头。当然，如何处理“官督”主导作用和“商办”主体地位的关系，“四局”留给后人更多的是镜鉴而非表率。张之洞兴办纺织工业，“无非欲收已失之利，还之于民，”[5]从来不是为了自己或者小集团的私利。当“四局”限陷入困境后，他听从建议改为商办。此后，除了1908年在武昌创立过湖北毡呢厂等企业，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采取措施促进企业的发展上。比如，1898年在汉口设商务局，而清政府直到1903年才设商部；1898年开办了包括纺织教育在内的工艺学堂；1907年在武昌设立“手工善技场”（即模范大工厂），推动纺织企业的技术交流与创新。
（三）开展纺织教育与研究，推动了中国纺织科技的进步，开启了中国近代纺织教育的步伐湖北“四局”从开办之时起，一直注重组织人员潜心研究、改进技术工艺，这从湖北制麻局对麻纱纺织工艺的研究可窥一斑。1906年张之洞在《机器制麻仍恳暂免厘税折》中说：“制麻、织布同用机器，而难易迥别。各国进口麻货，花样日新，百余年来无人筹议抵制之法，湖北创办麻局，经臣规划多年，极力提倡，该局精加研究，不惜资本，至今日始能与洋制麻货相等。”[5]同时，张之洞在湖北大力发展纺织教育，为全国培养纺织人才。张之洞创办的包括纺织教育在内的湖北工艺学堂，师资除了从留学生中选取，还从日、美等国聘请，招收的学生除了两湖地区，后来还有来自浙江、江苏、河北等地的。已有研究者对此做过总结，故此不赘述。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创新，湖北机器纺织企业能够生产的色织布达到27个品种，其中包括床单2种、毛巾数种。[6]1911年，湖北参加在意大利举行的世界博览会，获奖厂商14家，获奖项目17个，金牌5个，银牌与铜牌各2个，最优等奖8个。其中纺织业获奖5个，毡呢厂羊毛呢获金牌奖；郧阳永顺生厂丝织物获银牌奖；应昌公司制麻局的葛布、缎丝布，缫丝官局和汉口肇新公司的丝织物均获最优等奖。[6]可见，湖北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推动了中国纺织科技的进步，开启了中国近代纺织教育的步伐，为全国各地培养了纺织人才，所以它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而且是全国性的。
作者：朱丽霞 黄江华 单位：武汉纺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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