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时代背景和革命形势的演变，在认识论思想部分，艾思奇《大众哲学》1953版与1936版出现了分野，作了大量的修改和完善，删除了36版中感性与理性的抬杠、哲学的党派性等观点，对真理相对性及绝对真理的构成等观点进行了重点阐述，严厉批判了教条主义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并革命性的提出了生产的实践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的重要新观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为革命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为进一步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艾思奇；《大众哲学》；认识论；思想演变
［中图分类号］B15［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教育部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项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若干问题研究”（13JDSZK0033）
《大众哲学》原名《哲学讲话》，是哲学通俗化的杰作，在哲学中国化、大众化及现实化上所起的开拓性意义，是为绝大多数人所公认和赞许的。从1936年第一版（以下简称36版）发行至1953年最后一版（以下简称53版）修订完毕，近二十余载，在其修订和出版初期，屡遭国民党书报审查机关查禁，待修改完毕后又遭陈伯达等人蓄意阻挠和批评，将《大众哲学》诬蔑为“错误百出”，肆意扣上机械唯物论等莫须有的罪名，甚至连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艾思奇本人也未能幸免，受到以组织名义的严厉批评，此时，新改版也被迫停止出版。虽如此，艾思奇先生仍悉心听取和收集学界及读者大众对其《大众哲学》一书在内容、形式以及文笔写法等方面的意见及建议，并将合理的意见或建议在下一版本中逐一体现出来，历经不断修改与完善，其体系与结构更加系统、完整，理论观点更加全面、准确。自此，《大众哲学》渐至臻境，影响愈至深远，在其改版过程中，认识论思想被学界广泛关注，同时，也成为亟需修改和完善的重要部分。
一、1936版《大众哲学》中的认识论思想及表述
（一）物质第一性，是精神的基础
人类有了肉体、头脑和五官才会有精神和意识的现象，才能够认识事物，而这些都是物质的东西，所以，物质是精神的基础，物质是第一性，根本的东西，而意识和精神只是附属的，派生的东西——这是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第一个大前提。不可知论认为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只是感觉的幻影、主观的东西，不可知论的认识论最终会成为二元论，这是错误的，我们可以认识外物及物质本身，“我们所认识的一切，都是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中实现的，并不单是主观的幻影，也有着一滴滴的客观物质的真实面影”，［1］481这是唯物论的认识论中最重要的一点，
（二）认识的过程
哲学上，这种认识的主张被称为“反映论”，然而，由于受到主观形式的限制，我们只能一步步将事物认清，这就叫认识的过程。人类的认识和照相并不完全相同，除感官感觉外，还有想象和理解的作用，它可以利用过去感觉所得的东西，构想成种种东西，而并不一定要有那东西存在。
（三）“感性和理性的抬杠”
感性认识是指由感觉器官所得到的认识，理性认识则是我们用理解力去看出来的这种认识作用，前者是初步认识，后者则是深入的认识。经验派哲学偏袒感性认识，理性派哲学则偏袒理性认识，二者互相矛盾，相互抬杠，反映论承认这两种认识能力间的互相抬杠和矛盾的存在，并指出：“‘理不辩不明’，抬杠并不是坏事，抬来抬去会渐渐抬出更巧妙的花样来，人类的认识是有矛盾的，但正因为有矛盾，所以才有进步，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间的抬杠也一样，杠子抬得愈利害，我们对于外界的事物就认识得更深刻一些。”［1］490理性的抬杠固然重要，但切不可因此而将感性的认识完全丢到茅坑里去，当我们应用理性去认识事物的时候，同时还要把握感性的基础，然而，由于人类的头脑能够自己造作幻想，成为主观的真理，而主观真理又常和客观事实相背驰，因此我们要在“实践”中矫正主观的错误，使主客观实现统一。
（四）“实践和哲学的党派性”
实践就是去改变事物，又称“变革的实践”或“批判的实践”，实践能剥离事物坚硬的外壳，让我们看清其内核原貌，并检验它，这是很重要的，也是实践高于理论的“秘密”所在。各种人有各种人的实践，只有变革的实践，能够使人认识真理，把握事物的本质，努力变革社会的人，其哲学定不是空洞的说明，与实践紧密相连，因此，理论决不能与实践相脱离，“哲学不是书斋里的东西，只有站在改变世界的立场上，在实践中磨砺出来的哲学才是真的哲学，最进步的哲学一定代表着最进步的实践立场，哲学的党派性正谓如此”。［1］500
（五）“我们所能认识的真理”
真理必须有客观性，只有能够反映客观事物的真理来的见解，才是真理，而又只有站在前进立场上的人，才能够准确地把握和认识客观的真理。社会上的真理，常常由被压迫者把握着，压迫者不能认识客观真理，“压迫人的人，就是聪明的，也会变为愚蠢”。［1］505我们不能完全把握绝对真理，认识在不断发展，因而在形式上是相对的，但作为绝对真理的一部分，这种真理又是具有绝对性的，所以，我们所认识的真理有相对的形式和绝对的内容，它渐渐接近完全的绝对真理。
二、1953版《大众哲学》中的认识论思想演变及表述
（一）人的认识要有两方面的物质基础，第一是健全的五官和头脑，第二是直接或间接能接触到的事物，包括自然和社会
社会物质生活环境和阶级地位不同，所接触的事物不同，则认识也不同，“我们主张人类有认识事物真相的能力，但并不因此就否认人的认识常常会发生错误”，［2］74要使我们的认识不发生错误，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观点和阶级立场，即要用唯物的、辩证的观点和方法看问题，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立场问题，即你从什么人的利益出发来看事物的问题，从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或从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的不同立场上看待中国问题，所得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因而，要获得正确的认识，首先就要能站在人民的利益上看问题，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立场。
（二）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密切联系，不能偏废
将书本奉为信条的教条主义，既不能正确反映客观实际，又不能有效指导现实，这就是过分偏袒理性的后果，只有正确对待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间的关系，适当发挥各自作用，才可能经常获得比较正确的认识。从事物的性质到理性认识要以感性认识为桥梁，通过积累丰富的感性认识，再运用抽象思维进行分析、比较和概括，使零碎和表面的感性经验知识变为全面、系统、有条理的理性认识。二者分工合作，犹如“父子”，共同帮助我们一步步深入反映世界上的事物及其内在本质和规律。
（三）“实践是一切认识的基础，分为改变自然的生产的实践和改变社会的阶级斗争的实践两种”
［2］102人的实际行动即实践，要在实际行动中才能不断获得新的感性认识和正确的理性认识，同时，实践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指导实践获得成功的规律知识才是正确的知识。不同阶级因立场不同对事物的认识也不同，只有和广大群众一起斗争的革命阶级，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正确的理性认识能使我们预见将来，指导行动，“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些都是从日常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正确认识事物和指导工作的好方法，从群众的斗争经验中学习，是学习革命理论正确方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得到正确的革命规律性知识。
（四）真理是有相对性的，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
认识只在一定的情形下才是真的，这是真理的相对性，世界上一切客观事物的本身都是有这种相对性的，但极端相对真理派的想法即“相对主义”是错的，“真理有相对性，同时也有绝对性，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统一”。［2］119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了绝对真理，全部的绝对真理不能一下子被认识，而只能在认识的发展过程中一步步去接近，每一次认识都有相对性，同时又更接近完全的绝对真理，这就是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统一。
三、两个版本的认识论思想及表述的演变与比较
（一）反映论部分
1953版关于反映论的认识较1936版更为深刻。1953版除了阐述物质与意识间最基本的关系外，还指出：“物质的东西可一分为二，一是个体自我的有机体本身即人的大脑及四肢等各个身体组成部分，二是作为个体的人直接或间接接触到的外在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2］69个体于不同自然和社会环境下生存、生活，其所引起的对外界的认知不尽相同，这是很自然的社会现象。认识、精神和意识都是高级“物质”作用下的结果，不能撇开物质而独立存在，物质始终居于第一位，对其具有决定作用。同时还讲到，人们可以认识事物的真相，不可知论最终并不一定奔向二元论，人们的认识也常会发生错误，唯有站在正确的立场上，以科学、辩证的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客观世界，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阶级立场不对，也就根本不能正确认识世界，即使你是生来非常聪明的人，也是枉然”，［2］76在这一点上，艾思奇先生认识很深刻、全面，较于1936版，阐述也更加明确和清晰。1953版删除了想象、理解对人的认识有一定影响或作用的阐述。艾思奇先生在1953版中将想象和理解对认识的影响和作用的论述删除这一问题上的思考是欠妥的，想象是人在头脑中对已储存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而形成新形象的心理过程，它是一种特殊的思维形式，也就是人们将过去经验中已形成的一些暂时联系进行新的结合，它是人类特有的对客观世界的一种反映形式，能突破时间和空间的束缚，达到“思接千载”、“神通万里”的境域。认识过程主要是理性思维的过程，同时又包含非理性因素的参与，想象和理解就属于认识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它们不属于人的认识能力，但对主体认识能力的发挥起着重要的控制和调节作用，主要表现在动力、诱导和激发等方面，这对于人类认知的形成、深化和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也早已被现代科学所验证。因而在有关想象和理解对认识作用的论述问题上，非但不应删除，反而更应着重强调其重要性。
（二）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间关系部分
1953版删除了1936版中有关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间关系“抬杠”这一论述，转而用“原来是一家人”代之，把着重点放在了对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间关系的重要性以及二者之间互为桥梁、亲如父子的关系阐述上，同时，对教条主义所带来的巨大危害和影响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理性认识虽和感性认识不同，且二者时常发生矛盾，但其仍是以感性认识为桥梁发展而成的，同样，从理性认识到实践（更高的感性认识），没有理性认识作基础，感性认识也不能走到更高的阶段，二者密切联系，不能分开，亦不能偏废，唯有正确对待二者间的关系，在探寻真理的道路上才能走得更长远。从1953版中这些思想的转变可以看出，艾思奇先生对之前这一部分较为不足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好的纠正和完善，对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和诠释。
（三）实践论部分
1953版删除了1936版中关于哲学党派性一说，将重点放在对实践与认识间关系及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性地位的阐述上，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实践分为两种类型即生产的实践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的重要观点。任何一种认识，感性的或理性的，都必须在实际行动即实践中获得，并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样才能得知认识正确与否，这也是唯一的途径，落实到我国当时的具体革命实际，唯有走群众路线，与民同心，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国情相结合，才能获得正确的规律性认识，为革命的发展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从这一认识思想的转变可以看出，艾思奇先生受当时革命实践发展及毛泽东同志思想的影响确实较大，使其在对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得以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四）真理论部分
1953版删除了1936版中有关“凡真理，都有绝对的内容，相对的形式”这一论述，同时，增加了对真理相对性的阐述以及绝对真理是由无数相对真理构成的观点。真理处于无尽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所认识的那一部分真理也只是真实地反映那在发展中的现实而已，但这又是属于绝对真理那部分的，所谓相对真理的存在，不仅是由于人们认识的程度，而且也是由于被认识的事物之本身，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之不同，并不是真理的内容和形式之不同，而是表现着人们认识真理之矛盾的发展，同时又表现着客观真理之矛盾的发展，所以，“凡真理，在其形式与内容上，就一方面来说，都是相对的，就另一方面来说，又都是绝对的”。［2］11，12每一种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知识，都是具有绝对性的真理，同时，我们所获得的每一种对事物本质规律及必然性的认识都是在既定条件或基础之上受一定限制的知识，在这一层面上，又属于相对真理，所以，也可以说全部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这一观点很明显受到了毛泽东同志《实践论》中相关思想的影响，书中对于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间关系的论述是这样的：“在绝对的整个宇宙的发展进程中，每一个相对具体过程的发展进程都是有限的，一部分的，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在整个绝对真理认识的漫漫长路中，人类对于在特定发展阶段上的具象的认识都是有局限的，相对性的真理认识，无数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3］不难发现，二人在此问题上的认识和观点基本一致，可见，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论对于当时艾思奇在这一问题和观念上的认识与转变起到了一定的促进和深化作用。
四、两个版本的认识论思想及表述演变的原因、意义与启示
（一）演变原因
艾思奇这两个版本间认识论思想演变原因主要有三：1.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需要。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方针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掌握国家政权，迫切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此时，集中央党校哲学教授，全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等身份于一身的艾思奇本人，自然有责任和义务走在时代的前沿，扛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大旗，并积极投入到现实的宣传活动中，并在此过程中，艾思奇本人思想也慢慢开始发生转变，更加关注现实、关注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问题，这些在1953版中均有体现。2.苏联哲学及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艾思奇先生写1936版时，受苏联哲学的影响较大，其中有关哲学党派性的论述就来源于当时苏联研究模式的表述中，最早由列宁提出。列宁指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其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而这两种实质被冒牌学者的新名词或愚蠢的无党性所掩盖着。”［4］迁到延安后，毛泽东非常重视他，尤其称赞他的《大众哲学》对革命实践与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并多次与他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及革命实践等多方面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在此过程中，艾思奇本人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渐渐凸显，特别是在认识论部分，受毛泽东《实践论》影响较大，其中包括对真理论部分的理解及对阶级斗争的认识等，这些都突出的反映了这一点。3.艾思奇本人不懈的努力和专研。艾思奇《大众哲学》一书在写作与出版发行中曾遭遇诸多挫折和质疑，其中包括国民党书报审查机关的查禁、窃据大权的陈伯达的蓄意阻挠和批判，艾思奇本人也受到严厉批评，学者对其内容的指责与质疑，如对其论理学定义不确切的质疑、对其真理论部分认识不准确的质疑等等，艾思奇先生面对这一切的不幸遭遇和质疑，毅然选择勇敢面对，不畏强权。同时，虚心采纳学者及读者大众对其书中内容及表达方式所提出的积极、中肯的建议或意见，并及时纠正与完善，以便在下一版发行时能以更完整、更准确的认知与表达呈现给大家，正是他的这种不懈努力、专研和严谨治学的精神构成了其思想不断深化、发展和完善的源泉。
（二）意义与启示
实践证明，艾思奇《大众哲学》不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思想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也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它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生活实际密切相连，紧扣时代脉搏，以生动活泼的形式、深入浅出的笔法、贴近大众的语言以及通俗而深刻的阐明了深奥的哲理，赢得了人民大众的喜爱，一定程度上助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发展。从历史的角度出发，通过认真比较、分析艾思奇《大众哲学》不同版本间观点的变化，准确把握艾思奇思想的深化与发展，而作为“大众哲人”的他，其思想的演变与发展不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发展的缩影和最真实的写照吗？认识论思想作为艾思奇《大众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1936版和1953版观点的对比，我们更为清晰地了解了艾思奇本人在认识论思想上的演变，并最终渐至成熟，如若将其著作作为整体进行研究，将会更为清晰和全面的了解艾思奇先生整体思想的演变与发展，也将更准确的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发展和前景，这将成为我们日后深入研究和了解史上诸多思想家、哲学家等思想演变的又一重要方法和途径。
参考文献：
［1］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艾思奇.大众哲学（修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李怀珠.简析《大众哲学》中的认识论思想［J］.商业文化，2012（05）.
［6］吴江涛.“二元论”并非“不可知论”［J］.读书，1993（11）.
［7］康德.物自身学说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8］米定，拉里察维基.新哲学大纲［M］.北京：三联书店，1949.
作者：肖亮 姜喜咏 单位：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