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目前尚未完全进入主流文学史视野之内。即使有限地进入，也并没有被真正地整合其中，尚未根本上改变既定的文学史秩序。如果说旧体诗词创作呈现“边缘化”趋势，这个判断并非所有人都能认可。然而，说旧体诗词研究处于“边缘化”状态，这确实是没有疑问的。目前的这种研究现状是应当有所改变了。之所以会出现研究边缘化的状态，从内因上讲，主要还是研究者普遍对当前旧体诗词创作不甚满意，形式化、商业化、概念化的写作导致当代旧体诗词的深度研究乏善可陈。不过，任何一种文学创作，在没有经典化之前都是泥沙俱下的。研究者还是需要慧眼来关注其中一些优秀的创作。研究者有义务发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当中的优秀诗人诗作，将其引入文学史。当前学界主要有两类学者对旧体诗词研究比较关注。第一类是古典文学学者研究旧体诗词。究其研究特点，主要是将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当作古典诗词的余脉或余绪开展研究。第二类是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涉足或呼吁旧体诗词研究，不过这类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总体来看，现当代文学学界对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还是比较有限的，更多的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在介入，他们认为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延伸性的组成部分。但实际上，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毫无疑问应该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一般不用“近现代（旧体）诗词研究”这个提法，因为“旧诗”或“旧体诗词”这个概念真正地出现是在五四新文学革命运动之中，五四之前的中国诗界是没有真正的新体与旧体之分的，晚清的“诗界革命”所说的“新体诗”与五四以来所说的“新体诗”或“新诗”不完全是一回事。同理，六朝的“永明体”也曾经被叫做“新体诗”，唐人全面确立的“近体诗”也曾叫做“今体诗”，但那些“新体诗”或“今体诗”的概念与五四后兴起的“新体诗”或“新诗”概念正好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五四后的中国现当代诗歌应该由“新体诗”（“新诗”）与“旧体诗词”（“旧诗”）共同组成，既然“旧体”这个概念诞生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之中，那么旧体诗词研究自然也就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范畴，因此我把旧体诗词研究统称为“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或曰“现代中国旧体诗词研究”，而不是“近现代旧体诗词研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主张画地为牢或者占山为王，那是学术上的江湖气息或小农意识的表现。
实际上，对于“旧体诗词”这一片有待大力开拓的学术领地，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之间确实存在争议，我们不妨套用一句政治外交语：“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充分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在现代与古典交叉融合的学术平台上共同推进“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并不存在垄断性或独占性的学术领空，我们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需要的是精诚协作而不是文人相轻、彼此拆台。一般来说，古代文学研究者在研究旧体诗词的过程中，并没有将其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历史秩序中，这也是他们与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研究旧体诗词时最为明显的不同之处。在目前大陆内地的大学中文系学科体制下，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因为学科背景所限，往往容易忽视现当代旧体诗词与新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他们更多地看到了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对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延续与传承。这样就容易割裂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与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之间的联系，容易在旧体诗词研究中出现“非历史化”弊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在关注旧体诗词的过程中带有更强烈的文学史诉求，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地都是将旧体诗词整合进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秩序中。也许在古典文学底蕴和传统诗词格律方面有所欠缺，但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这种“大文学史”研究视阈是一般的古代文学研究者在研究旧体诗词时所不具备的。
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随着时代的演进，其创作内容和艺术风格也在不断地呈现出新的变化，或者在形式上创旧，或者在精神上纳新。可以说，大部分的旧体诗词作者都在暗中与“新诗”较劲，与新诗人较劲，暗中比拼实力和潜力。因此，如果失去了新文学和新诗的历史参照系，我们的旧体诗词研究必然会缺乏历史感，无法做到很好地与新文学史整合起来，顺利地实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内部的新旧对话与新旧对接，而是处于一种比较孤立、比较偏执的狭隘研究状态，或者堕入另一种二元对立的绝对化思维陷阱之中，只不过不再是以“新诗”的名义反对“旧诗”，而是以“旧诗”的名义反对“新诗”了。这种孤立的或偏激的旧体诗词研究模式仅止于“旧体诗词研究”，而不是我所说的“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目前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领域中，比较重要的话题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艺术转型问题，一个是中国新文学家旧体诗词创作的传承与创新问题。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艺术转型问题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课题，大而言之，它涉及到中国近代诗词向现代旧体诗词转换的艺术问题，也涉及到中国现代旧体诗词向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转换的艺术问题；小而言之，它还涉及到“抗战”前后现代旧体诗词创作的艺术转变问题，还涉及到“文革”前后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艺术转变问题，以至于市场经济与网络时代背景下中国当代旧体诗词的艺术形态转变问题。这些艺术转型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牵涉到了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历史的宏观把握和深度理解。关于中国新文学家的旧体诗词创作问题是更能发挥现当代文学学术背景优势的一个研究课题。对于学术背景是来自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而言，长期以来以新文学作为研究的中心甚至是唯一的研究对象。这当然是一柄双刃剑，虽然限制了我们的学术视野进入新旧文学会通之中，但毕竟也为我们日后研究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打下了坚实的现当代文学史基础，这也是古典文学学者研究旧体诗词所不具备的学科优势。
中国新文学家的旧体诗词研究理应成为我们从事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的学术支点，甚至是研究新旧融合的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支点。如同阿基米德所说的那个神奇的支点一样，我们虽然无力撬动地球，但却可以通过新文学家的旧体诗词研究这个学术支点撬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大厦，最终目标是改写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学史进程或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框架。研究中国新文学家的旧体诗词创作，不仅能推动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走向深化，而且还能够推进中国现当代新文学研究走向深化。一旦我们拓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范围，旧体诗词一旦同小说、散文、新诗一样被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范畴，我们将会发现，原来有不少新文学家的新诗创作或小说创作实际上是比不上他的旧体诗词创作的。比如说，鲁迅的旧体诗是其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也是不可多得的部分。然而，当我们在文学史中提及鲁迅的文学创作成就时，多半关注的是他的小说和散文（包括杂文）创作。虽然有许多关于鲁迅旧体诗的研究专著出现，但还是无法改变现代文学史对于鲁迅叙述的刻板印象。实际上，以文化激进主义著称的鲁迅不仅旧学功底深湛，而且无论其小说还是散文创作中都蕴含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伟大传统资源。此类现象在田汉、郁达夫等人的身上也体现得比较明显。田汉虽然以创造社的新诗人著称，也以南国社的话剧作家驰名天下，但田汉的旧体诗词创作水平显然在他的新诗创作水平之上，而且他的旧剧新编水平也完全不亚于他的话剧创作水平。总之田汉是一个具有深厚的古典诗学修养和古典戏剧修养的现代民族文学大家，他的创作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至于郁达夫，他的旧体诗在民国新文学家中堪称风华绝代，著名画家兼旧体诗人刘海粟曾说郁达夫的文学创作成就排序其实应该是旧体诗词第一，散文第二，小说第三，评论第四，而郁达夫的老朋友郭沫若也说过大意相同的话，可见君子所见略同。(4)凡此种种，皆说明将旧体诗词创作从新文学史研究中“驱逐”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如果把旧体诗词纳入新文学史研究视野中，将对许多现当代新文学作家研究形成有力的补充。
目前中国内地的高教科研体制严重地阻碍了现当代旧体诗词进入研究视野。我们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一级学科下辖几个二级学科，主要是古代文学科学和现当代文学学科，还有文艺学等其它二级学科在内。古代文学研究又分得很细，比如搞先秦的，搞唐宋的，搞明清的，或者是搞诗的，搞词的，搞戏曲的，不断地细分甚至是微分，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学科知识的条块分割，长期下去就养成了当代学人的小农意识和江湖习气，各自占山为王或井水不犯河水，有个根据地就行，有块自留地也不错。现当代文学总共也就不到一百年时间，又细分为现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学研究，或者现代诗歌研究，现代小说研究之类，不断地自我狭隘化，把自己关进了现代学术牢笼。文艺学也是分为西方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之类的，彼此对立，很难对话。大家都满足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按照既定的教科书授课混日子，不愿意打破任何学科界限和学术壁垒，积累下来的学术惰性积重难返，完全忘记了“文史哲不分家”的大学术传统。在这种学科分类体制下，“旧体诗词”就成了文学大家族里的“黑户口”，“旧体诗词研究”也就成了长期无人问津的灰色地带或黑色地带。搞古代文学的学者一般不屑于研究现当代旧体诗词，搞现当代文学的学者一般对旧体诗词及其研究充满了敌视或者漠视，这样就让一个原本属于现代与古代交叉地带的学术领地长期沦陷了。好在现在很多人已意识到这样一种扭曲的学术微分体制需要改变，纷纷反思所属的学科权力制度，这就为“旧体诗词”及其研究走向“合法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旧体诗词”及其研究已经成了当前中国内地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改革的一个突破口。这恐怕是很多人始料未及的，但这就是事实，我们必须正视而不是转过身去。据说中华诗词研究院建立的初衷之一就是为了提升当前中华诗词研究的学术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培养专业化的旧体诗词批评家和研究队伍，以便提升中华诗词研究的整体学术含量。这是十分值得赞赏的。当下中华诗词研究队伍里面需要整合两股学术力量的合力，一部分是来自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学者，一部分要调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学者。在现当代文学界的老一辈学人里，北大的钱理群先生，还有后来调入中山大学的黄修己先生，以前在中国社科院的刘纳先生、东北的孙中田先生，他们都曾倡导旧体诗词研究，但他们拘囿于建国后学科壁垒的长期限制，虽然也想改变既定的文学史观、思维方式和文学史叙述框架，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应该发动一些中青年学者介入其中。据我所知，现在每年都有一些硕士和博士在做旧体诗词这方面的学位论文，不仅仅是古代文学界里做明清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延续到了民国诗词、近现代诗词研究了，现当代文学界里面也已经有一些旧体诗词方面的硕博士论文了，这些我们都可以轻易地在学术网络上检索得到。所以，中华诗词研究院应该把这些年轻的有朝气的学术力量整合起来。目前来看，我们的旧体诗词研究作者队伍还不够强大，一些旧体诗词焦点问题的学术讨论还无法深入开展起来，这说明我们确实需要优秀的旧体诗词学院派批评家和优秀的旧体诗词研究学人，我们需要这方面的专业批评家和专业学人涌现。最好是出现这方面的专业研究群体。只有专业素养的批评家群体出现了之后，我们才能发现好的旧体诗词作家和作品，才能将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推向经典化的学术进程。
中国需要一部大文学史观的现代文学史，这种大文学史里面应该要有旧体诗词的一席之地。只有建立一个新旧兼容的大文学史框架，才能在新旧兼容的学术视野中将旧体诗词研究与评论成果纳入经典化的学术秩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界，长期以来都流行一种观点，就是旧体诗词不能或不适宜表达现代人的现代性的生存体验。其实，旧体既能表达传统性的生存体验，也能表达现代性的生存体验，甚至还能表达后现代性的生存体验，这就如同旧瓶能装旧酒，也能装新酒，只不过旧瓶装的新酒会产生不同于新瓶所装的新酒的味道，但也算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们既要允许新瓶装新酒，也要允许旧瓶装新酒，不妨两种酒的滋味都好好尝一尝。必要时还可以换一换口味。读腻了新诗之后不妨再来读一下旧诗，写惯了新诗之后不妨再写写旧诗，诗体的转换对诗人的能力是一个挑战，但这是应该鼓励的一种挑战。“会当凌绝顶”，真正的大诗人还得多会几种诗体，多练习几套看家本领才行。实际上，毫无疑问，用旧体诗词来表达现代人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生命体验在难度上更大，因为旧体提供给诗人施展腾挪的空间普遍上比新诗提供的空间要小得多，自由体的新诗由于少了形式格律的限制，虽然在表达现代人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生命体验上有其自由表达、无拘无束的长处，但其短处也是经常被人们所诟病的，诸如不够含蓄，不够凝练，过于直白，缺乏余味等等。而有些优秀的旧体诗当中的意象的捕捉、东西方典故的撷取，还有现代表现手法和意象组合方式等等，都呈现出吸收新诗精华的趋势。可见旧体诗词同样是能够传达现当代人的多种思想、情感与意志的。诗写得好不好不能归咎于诗体，而取决于诗人在写作中是否选择了合适的诗体。况且，国内学界对现代性的质疑也由来已久，对于有些文学类型或文体样式，我们很难简单地做出现代性或传统性的结论。钱理群等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有个著名的序言，大意是说中国现代文学必须用现代汉语来传达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和心理状态。问题在于，现代人能否只能表达现代性的思想情感状态？其实现代人的思想状态并不一定都是现代性的思想情感状态。现代人也可以表达传统性或古典性的思想情感状态。“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与今人其实有许多相通的思想情感。我们无法找到一个纯粹的纯而又纯的现代人，没有丝毫传统的气息。所以很多思想情感形态是很难下判断是现代还是传统的，更经常的是兼而有之，关键取决于从何种立场或视角来看问题。所以我们发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经过修订，就把范伯群先生他们一直致力于研究的现代通俗文学形态写进了现代文学史，比如鸳鸯蝴蝶派文学，张恨水等人的言情小说，王度庐等人的武侠小说都写进了现代文学史。后来南京大学董健和丁帆等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也把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写进去了。现当代的传统形式通俗小说在很多人看来是反现代的，至少不是纯粹现代性的，但经过学者们一番新型论证，也就阐明了这些传统性很强的小说形态或文学思潮具备了现代性，于是就可以堂而皇之进入现当代主流文学史了。既然传统意味浓厚的武侠小说和鸳鸯蝴蝶派文学能够进入现当代文学史，那么旧体诗词为什么就不能进入现当代文学史之中？章回体也是旧体，现代章回体小说也属于旧体文学，但旧体小说能被接纳，为何旧体诗词就不能被接纳呢？很明显，这里有思维定势和思维误区在作祟。一些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对旧体诗词成见太深，要他们在短期内发生认识转变确实很困难，很可能是因为新诗革命曾经是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急先锋和排头兵，打倒旧体诗词对于五四新文学运动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甚至成了五四文学革命的精神图腾和象征符码，一旦承认旧体诗词的文学史合法性，似乎就意味着五四新文学运动乃至新文化运动失去了合法性。但这实在不是理性的判断，而是带有强烈的主观情绪性。
今人当然可以重评五四，可以反思五四，反思五四的文化乃至文学激进主义，但反思不意味着彻底否定五四的历史贡献，不意味着否定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成就。反思历史是为了在一个新的历史语境中继续开创新的历史。当代中国文学，无论小说诗歌还是散文戏剧，其未来的发展都离不开自己的文化和文学传统，都必须在新与旧的对话与融合中重构各自的文体新气象，这是未来的召唤，也是传统的力量。研究旧体诗词并不意味着背叛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传统。五四精英和文学先驱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郭沫若、郁达夫等人，无不在五四以后还坚持写旧体诗词，甚至用文言著述，他们在反传统的时候一直在坚持维系传统命脉。我们有了钢笔不意味着就要抛弃毛笔，有了电脑打字不意味着就要完全放弃用手写字，我们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和现代断裂主义，我们要平心静气地面对历史。小平同志讲不搞争论，我也不想陷入争议的旋涡，与其再去争论什么旧体诗词创作与研究的合法性与非法性问题，还不如扎实地开展一个个旧体诗词作家个案研究。任何理论都要立足于现象，我们需要扎实的个案研究推出真正优秀的诗词作家作品，只要这些作家作品真正具备经典的特质，那就一定能通过文学经典化机制的检验。按照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化的机制和模式，我们必须遴选出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界的“鲁郭茅巴老曹”出来，我们必须遴选出中国当代旧体诗词界的“朦胧诗五人选”出来，不能太多，不能完全照搬中国传统的“诗坛（词坛）点将录”模式，一整就整出一百零八个出来，那样就太多了，泛滥了。我们必须用专业的眼光，学术的眼光，历史的眼光，审美的眼光，通过文学史经典化机制来推出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领域中真正有代表性的诗词作家和作品，乃至有代表性的诗词社团和诗词流派，只有“擒贼先擒王”，抓住旧体诗词创作的标志性人物和社团，才能完成书写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发展史的文学史使命。如果我们推举的那些诗词作者提不到台面上来，人家就会鄙视我们，就会怀疑我们的专业素养，所以我们要有文学史的史心和史识。回顾百年中国诗歌发展历程，必须承认，“新诗”有成绩但成绩还不能完全令人信服。我们的“新诗”不能只是满足于成为一个在中国的外国诗歌流派。当年胡风就曾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是世界文学在中国新拓的一个支流。
这个观点在很多现代作家那里是得到普遍认可的。中国“新诗”也差不多快成为西方诗歌在中国新拓的一个支流了。如今自由体新诗呈现出惯性写作的泛滥趋势，所谓“梨花体”“羊羔体”“口水体”之类，全面折射了新诗的诗体危机。“自由体”不到百年似乎也沦为“外形式”了，仿佛只要会分行，一篇散文也可以随意切割、任意组合为所谓的新诗。看来“自由体”也不是中国诗坛的救世主。历史证明，中国诗歌可以有多样化的发展路径。向外横向发展的西化“自由体”是一条路径，那么向内纵向回退的“新古体”也应该是一条路径。我们不能一讲“旧体”就是“近体”或“格律体”，实际上“古体”对于今人而言更加重要，“古体”不仅是“近体”或“格律体”的源头，而且也应该成为“新诗”或“自由诗”的源头之一，所以当下的中国旧体诗坛需要重振“古体”雄风，以此与“自由体”新诗相颉颃，共同开创中国诗歌的美好新愿景。
作者：李遇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