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工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
（一）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
本文选择二元logistic模型来进行相关分析。本模型选取农民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作为被解释变量，Y=1表示农民工在本地参加了城镇养老保险，Y=0表示没有参加。将影响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因素分为五大类15个解释变量：个人特征：农民工的性别（控制变量）、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农民工主要职业、就业身份、就业单位性质（控制变量）、月收入；家庭情况：农民工子女个数、孩子现居地（控制变量）、子女在学情况；城市融入感：农民工在本地连续工作时间、住房性质（控制变量）；其他社会保险的参加：农民工在老家是否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在老家是否参加新农保（见表1）。
（二）模型的设定及研究假设
1.模型设定二元Logistic模型的回归方程一般形式如下：其中，Pi表示农民工购买本地城镇养老保险的发生概率，j为影响因素编号，βj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xij为影响因素，即解释变量，μ为残差项，α为截距项。2.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预期）基于相关文献的研究，并考虑到数据的适用性，本文选取个人特征、就业状况、家庭情况、城市融入感、其他社会保险的参加作为影响湖南省农民工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因素。并提出如下假设（预期）：（1）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从年龄因素看，农民工年龄越大，其养老意识越低，老一辈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低于新生代农民工。因此，本文预期年龄对农民工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影响系数为负。从教育程度看，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即学历越高，参加养老保险的意识越强。因此本文预期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影响系数为正。（2）农民工的就业情况。包括农民工的主要职业、就业身份、就业单位性质以及月收入。研究表明，农民工职业越稳定，劳动合同的签约率越高，其参保的几率越大；农民工月收入越高，其参加养老保险的概率也越高。农民工大致分为国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私营企业及其他，其中正式单位的劳动合同签订率更高，工作也较稳定，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几率也更大。因此本文预期农民工主要职业、就业单位性质以及月收入对农民工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影响系数为正。（3）农民工的家庭情况。包括农民工子女个数、孩子现居地以及子女在学情况。农民工子女个数越多，上学的越多，其需要的抚养费和教育费越多，负担更重，而且子女若在本地上学花费的教育费更多，因而不会有多余的资金可以用来购买社会保险。因此本文预期农民工子女个数、孩子现居地以及子女在学情况对农民工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影响系数为负。（4）农民工在城市的融入感。包括农民工在本地连续工作的时间、住房性质。农民工在本地连续工作的时间越长，表明其定居城市的愿望越强烈，参加养老保险的意愿也会更强烈；单位提供的住房不用缴纳房租，表明单位福利待遇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感增强，参保的意愿就越强。因此，本文预期农民工在本地连续工作的时间、住房性质对农民工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影响系数为正。（5）在老家参加其他保险。农民工在老家是否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新农合，也对其参加本地的城镇养老保险产生影响。农民工选择在老家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或者新农合，表明他们在外务工后更想回乡生活，并不打算定居城市，他们参加本地城市养老保险的概率当然低。因此，本文预期农民工在老家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或者新农合对农民工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影响系数为负。
（三）Logistic回归分析
1.估计结果。本文利用软件spss19.0对数据做二元Logistic模型的回归分析，为了避免模型内生性问题，采用逐步回归方法，数据处理采用进入法。使用HL（Hosmer&Lemeshow）指标检验Logistic模型的拟合优度，当HL指标统计值显著时，表示模型拟合度不好；反之则拟合度好。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HL卡方检验值为8.559（p值为0.381），统计指标不显著，说明该模型拟合得较好。2.结论及分析。从回归结果可知，解释变量指标中农民工的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主要职业、就业身份、子女个数、子女在学情况、现住房性质、在老家是否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农合的sig（p值）都小于0.01；月收入、本地连续工作时间的sig（p值）都小于0.05。表明这些因素对农民工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影响分别在1%和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而农民工的性别、就业单位性质、子女现居地对农民工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影响不显著。（1）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对其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影响。农民工的性别对其是否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男性和女性农民工在选择参保上并没有显著差异，男女农民工之间的社会性差距逐渐缩小。农民工的年龄对其参加城镇养老保险有显著的负影响：农民工年龄越大，参保率越低，这与预期相符，可能是因为老一代农民工“养儿防老”观念强，他们认为养老主要依靠子女而不愿意参加养老保险。农民工的婚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对其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影响系数为正，与本文的预期相符。这是因为已婚和学历较高的农民工可能对社会养老保险的了解更多，具有较强的防范风险意识，他们对城镇养老保险的认知程度和接受能力也相对较高，所以参保意识更强。（2）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对其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影响。农民工的主要职业、月收入对城镇养老保险参保率有正的影响，与预期相符。农民工的主要职业分为公务员、企事业单位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经商人员，服务行业人员，生产、运输、建筑人员，其中正式单位的劳动合同签订率更高，工作也较稳定，因此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几率也更大。同时，农民工月收入越高，用于支付社会养老保险缴费的承受能力越强，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概率就越高。农民工的就业身份对城镇养老保险参保的影响系数为负，就业单位性质对城镇养老保险参保的影响不显著。（3）农民工的家庭情况对其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影响。农民工子女个数和子女在学情况都对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有显著影响，系数为负，与预期相符。农民工的子女越多，需要承担的育儿成本越大，因此为自身社会养老保险缴纳保费的意愿不强，导致参保率低；子女的在学情况也对参保率有负向影响，子女的读书费用，也大大减弱了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而子女现居地对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影响不显著。（4）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感对其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影响。农民工在本地连续工作时间对农民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本地连续工作时间越长的农民工参保率反而下降，这与已有的相关研究结果和本文假设不符。对此，本文认为这与农民工的高流动性有关，农民工换工作和换城市的频率比较高，从而在不同单位不同城市之间转续社会养老保险关系的不便利体验和认知随着时间推移达到顶峰，因此他们的退保现象严重。而单位提供的住房不用缴纳房租，表明单位福利待遇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感增强，因此参保的意愿就越强，与假设相符。（5）农民工参加其他保险对其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影响。农民工若在老家参加了农村养老保险或者新农合，那么说明他们的留城意愿不强，大多数年轻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目的只是想在城市积累经验和资金，将来回乡创业或回乡镇企业发展，因此他们不愿意选择在务工地参加城镇社保。
二、提高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的政策建议
一是从农民工自身的个人特征出发，通过培训教育等途径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进而提高农民工收入，改善农民工生活状况，增强农民工的风险意识，这样将有助于提高农民工对城镇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与率。二是政府应该承担起责任，增强农民工投保信心。建立政府财政对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补贴制度，改变政策多样性，保持政策稳定性。因为政策是否稳定是农民工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主要因素之一。政府应避免城镇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实施的随意性，消除农民工的担心，提高参保信心。三是加强对城镇社会养老保险的宣传工作，建立相关的配套制度建设。农民工受传统文化、自身文化水平的局限，对社保政策理解较少，其参保意愿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和相关机构的引导和宣传的影响。因此，要加大政府对城保的宣传力度，减轻农民工对城保的不信任感。四是加快城镇养老保险自身的建设和完善。由于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和缴费承受能力的不同，需要创新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坚持参与方式灵活，缴费标准多样性的原则。例如可以采用土地换养老保险，以实物缴纳保险费用等方式，使每年对农民工的补贴与建立健全社会养老保险结合，推动城镇养老保险体系的建立。同时由于受短视行为和逆道德行为的影响，即使部分有缴费能力的农民工还是对加入养老保险持观望态度。为此，政府可以推行准强制的方式，确保有能力参加的农民工都加入。、
作者：罗蓉 段娓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