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典型报道转型的原因
典型报道是我国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舆论的重要工具，在不同的历史背景、社会现实、政治条件下，从弘扬主体精神、凝聚人民力量、树立核心价值的需要出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宣传媒体塑造了一批又一批的典型人物。典型人物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展现了特定的社会现实需要。不同时期典型人物的选择标准、精神内涵和价值取向诠释了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特质。典型报道的人物对象呈现出从劳动英雄向道德模范过渡的特点是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逐渐确立，个人观念和主体意识不断增强。随着我国步入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时期，社会道德滑坡、信仰缺失已成为无法回避的社会疾患。因此，在新时期，我国面临着比经济发展更为紧迫的任务，那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针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良风气和腐朽思想，国家也认识到了媒介引导舆论、建构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性，一批道德高尚的先进人物典型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他们彰显了传统美德，引导着道德价值的回归。
二、典型报道变化的表现
我国典型报道中典型人物的类型是由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所决定的，因此，在不同时期，典型报道由于报道对象的改变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典型选取多元化
由于过去的典型报道总是与不同时期的劳动竞赛保持着同步关系，以配合经济建设的需要为主要目的，劳动英雄在典型报道中始终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特别是大生产运动期间，劳动英雄可以说是典型报道的唯一主角。而典型报道的主角从劳动英雄向道德楷模的转型，也意味着典型人物从单一的集体群像向特征丰富的个性化人物的转变，人物的现代形象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内核元素。新时期的典型人物不再拘泥于只讲生产成果和技术能力的劳动英雄，而是把目光投向职业身份、社会地位、性格特点、思想感情各异的道德楷模。这种新的典型报道强调这些人在某一领域的突出行为或在某一方面的优秀品质，因此，选取范围大大扩展，选取标准也没有局限性。以《感动中国》的人物为例，他们有的是专家学者、领导干部，有的是退休工人、普通农民，有的是公众人物，有的是平民百姓。媒体将他们作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展现在受众面前，鲜明的个性、复杂的情感，从他们身上可以发掘出不同的道德闪光点。
（二）宣传意图淡化
在以经济建设为紧迫任务的时期，将劳动模范为报道主体是为了满足政治经济需要，从而具有极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典型的生产模式基本上遵循的是先制作出典型样板，然后再找人找事对号入座。新时期的典型报道虽然无法完全摆脱宣传性，但其宣传色彩确有淡化的趋势，新闻性则更加突出。如今，典型报道已经不再是党报的专利，也不是自上而下的“强行推销”，更不像过去纯粹是为塑造而塑造。中央电视台的《感动中国》栏目，作为“人物榜单”这种新型的典型报道形式的代表，便采用了自下而上的大众投票方式，增强了受众的参与感。此外，许多典型报道首先出自地方媒体，甚至是主打民生新闻的都市报，如“信义兄弟”和“暴走妈妈”都是《楚天都市报》首先发掘的新闻人物。
（三）人物形象平民化
传统典型人物中的劳动英雄往往被塑造成“高大全”式人物形象。这种拔高化、单一化的宣传方式在特殊时期确实能迅速起到很大的现实作用，但在告别威权时代的今天，人们思想逐渐个性化，对完美精英式的敬仰已经被平民化的价值取向所消解，基于此，更容易感染现代人的反而是那些可以触手可及的平民英雄。感动中国的人物王顺友、谢延信、洪战辉等，按照过去的宣传观念，他们既不是党员、劳模，也并非有什么惊人壮举，但他们能在某一个方面做到“片面完美”，王顺友的坚守承诺，谢延信的大孝至爱，这都是当下社会所需要的道德品质，但也并非人们遥不可及的。这些典型人物脱去了神圣的外衣，走下神坛，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有着普通人的情感，也会有普通人常有的私心，可他们却反而更容易被受众所接受，引起他们的共鸣。我国典型报道的转型这一问题在学界一直颇有争议。认为典型报道呈现式微之势的理由主要是报道数量的减少、报道影响力的减弱等，但这是由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定环境所决定的。改革开放之前，先进人物典型的树立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树立先进人物典型来激励人民斗志，因此，当时中国的特殊国情培育了典型报道的生存土壤。其次，政治经济合一，全体人民价值观基本是一致的，同时也与国家的总价值观保持一致。此外，中央集权式的领导体制，使得全国上下都是一个声音，舆论的统一性使先进人物典型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的分化和信息需求的丰富，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多元化，个性追求和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使得典型报道已不像战争年代或建设时期那样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并且由于大众文化的冲击，中国目前存在消费偶像与道德偶像共存的现象，这些道德偶像被官方所认可，但在受众中的接受程度无法判断，至少不能像过去那样立竿见影，在短期内即可改变人们行为的效果。因此，新时期典型报道的数量和影响力大致呈现出减小的趋势。然而，典型报道是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诞生，其转型是政治经济环境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并不意味着如今的典型报道与其产生的初衷或所谓的“原貌”不同就认为它必定走向消亡，甚至否定它的存在价值。比如报道数量绝对值的减少反而可以避免典型过多引起受众审美疲劳或反感，其实可以换个角度，在报道方式和写作手法上求变求新。而对于道德楷模的社会作用，则需要以长期影响力为主要目标，这不是冲动的行为效果，而是潜移默化的精神熏陶。因此，在新时期里，理性看待和积极面对典型报道的转型才是改进我国典型报道的出路所在。
作者：朱梦琪
相关专题：工程师职称论文 financial plan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