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单复数认定的理论基础
人们逐渐认为“一行为不二罚”原则乃“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之基本原则”。⑤梳理归纳国内外学说、理论及实践观点，对“同一违法行为”的认定，大致呈现两种观点：一种是倾向以“自然考量”为视角认定违法行为单复数；一种倾向以“法规范”视角认定违法行为单复数。
（一）倾向以“自然考量”为视角认定违法行为单复数。
该观点认为，应从自然意义的角度，借助于动作、结果等自然存在的要素的数量来判断行为单复数。典型学说观点有以下几种。1.我国学者论著中的违反行政管理秩序说认为，《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中“同一个违法行为”中所违反的“法”应做广义理解，不是指具体某一部法律，而是包括所有属于行政法部门的法律。举例来说，某行为同时违反了《消防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但是这两部法律都属于行政法，因此，就属于同一违法行为。因为，行政管理活动、行政管理秩序和由此设定的行政权是一个整体，不能因具体行政法律规范的不同或者是执行机关的不同而分拆为若干行政管理秩序和行政权。⑥因此，对一个行为，不论是违反一个还是多个具体行政法规范，实际属于法律适用中的法规竞合问题，就只能给予一次处罚。2.德国行政罚理论中的“自然意义之一行为”指“一个行为决意”，而以身体动作所实现的“一个意思活动”。⑦例如，开一枪射击，抑或朝人刺上一刀。这是“行为单数”的最基本单位，在法律上的评价，也恒为一个行为，并无再割裂、支解观察之可能。此外，更重要的是，此种单一行为的结果，纵使因此造成多数法益的破坏，也无碍其成立为“一个”行为。3.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罚理论借鉴与发展了德国行政罚理论，进一步详细阐述判断自然单一行为至少应有三个要素：一是单一或同种类的意思表示，是指不管行为人之外在行为形式为何，只要是一个意思决定支配的身体行动就应该是同一行为。二是时空紧密关联，是指依通常经验判断，该各行为因时空紧密而难以分辨前后关系者，则将其视为一行为，否则应属数行为。之所以强调时空紧密关系的原因在于，客观上若分割数个行为加以评价则违反自然。三是以第三者的观察为准，即以非当事人角度观察，这些行为间无法分割为数行为时，应视为一行为。总而言之，自然一行为主要仍在于强调时空上的紧密关联，无法将这些行为分割为数行为，应视为一行为。⑧可见，以“自然考量”为视角认定违法行为单复数，其优点是容易与一般人的普通感觉建立连结，较为直观，具有形式上的明确性，⑨从而有利于防止一个人受到多次处罚。但是，自然行为说单纯从结果的数量或者行为的“同一性”来判断行为单复数，而完全脱离行政规范的判定，得出的结论可能有违公平、公正及合理性的法价值要求。
（二）倾向以“法规范”视角认定违法行为单复数。
该观点认为，行政罚的目的在于由于行为人违反行政义务，侵害了社会所维持的秩序，必须对其加以处罚从而维护行政秩序，且由于各个行政法规制定的目的都是对人民科以一定的行政义务，因此，当行为人的行为符合各个法律中乃至同一法律中不同行政义务的违法行为构成要件时，则代表行为人违反了特定的行政义务，可根据符合不同行政义务违反的构成要件数目来决定行为人的行为数，从而有利于实现法律规范的目的。典型学说观点有以下几种。1.我国构成要件说认为，行为具备一个行政违法行为构成要件的，为“一事”，具备数个行政违法行为构成要件的，为“数事”。但实践中存在一些复杂“事数”形态比较难以认定。参照我国刑法理论，构成要件说将这些非典型、复杂“事数”形态归纳为三类，即单纯一事（典型形态是持续性违法）、法定一事（典型形态是连续性违法）和处断一事（典型形态是牵连性违法）。⑩2.我国台湾地区“法律上一行为”概念，是指结合多数自然意义之动作而成之单一行为，某些行为虽不符合自然一行为之要件，但基于立法政策之考量，仍将其评价为一行为。因此，法律上单个行为着重于法律上的意义，而与自然状态下行为是否单一并无必然的关系。3.美国“禁止双重危险条款”中关于“同一犯罪”和“不同的犯罪”的判定标准，主要由布洛克伯格诉美国(Blockburgerv.UnitedStates)这一判例确定。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认定，如果根据相关法条，两个犯罪包含相同的要件，或者一个犯罪是另一个犯罪的包括罪，那么，这两个犯罪即是同一犯罪，也就是说，如果犯罪一要求证明A、B、C三个要件，犯罪二也要求证明A、B、C三个条件，或只要求证明A、B两个条件，那么，这两个犯罪就都是同一犯罪，或者说都符合双重危险条款所要求的“同一犯罪”的概念。举例来说，故意杀人的攻击与利用致命武器的攻击即是两个不同的犯罪，因为，彼此之间都包含一个为对方所不要求证明的事实（分别为故意杀人和使用致命武器）。“法规范”视角认定违法行为数标准，总体以符合行政违法行为构成要件的个数来作为判断标准，优点是行政机关执法实践时操作性强，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如涉及到法条竞合或一些特殊违法形态，认定为多个违法行为处罚多次，可能导致对一行为评价过度及“过罚不当”，从而有违“一行为不二罚”规定的立法精神。
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数认定规则的构建
（一）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数认定一般规则。
通过前文理论梳理，行政违法行为单复数认定存在“自然意义说”和“法规范说”。具体到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行政执法领域，基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律的特点，笔者认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数的认定应主要采取“法规范说”，即大体上以道路交通安全法规作为行为规范所形成的“行政义务个数”（如有案件名称，案件名称应当是行政义务个数的最好归纳）来判断，但由于现实违法行为形态的复杂性及立法技术在行为规范上的缺陷，应对特殊、复杂形态行为进行修正，做出最终判断，从而防止对“一行为不二罚”原则的违反。具体判断路径如下：首先在认识论上按照构成要件说，列举出认识论中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数，再判断是否存在想象竞合、继续性违法行为、连续性违法行为、触犯多个选择性构成要件违法行为和数个不作为违法行为等类型的特殊、复杂形态并予以修正，最终确定违法行为数。
（二）复杂形态中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数认定规则。
1.想象竞合。想象竞合在行政处罚中可定义为行为同时违反数个行政法义务。例如，一辆半挂牵引车超载，且牵引车的准牵引质量小于挂车总质量，同时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八条“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质量，严禁超载”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3项“载货汽车所牵引挂车的载质量不得超过载货汽车本身的载质量”。《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八条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3项法条不存在包容或交叉关系，构成想象竞合，应择一重处罚。值得注意的是，想象竞合中的一行为必须是自然一行为，而非法律一行为，如故意遮挡号牌与未系安全带就并非属于想象竞合，而是分别构成两个违法行为。
2.继续性违法行为。继续性行为的特点是，行为时间上的持续和侵害客体的同一性。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中的持续超载行驶和违反规定停车即为典型。一般情况下，继续性行为应认定为一个违法行为，但并非绝对，也可能被行为之外因素中断，而认定为数个行为。一般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基于立法的特别规定，如台湾地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统一裁罚标准及处理细则》，针对违法停车情形，其第十三条第4项规定“，而驾驶人、汽车所有人、汽车买卖业者、汽车修理业者不在场或未能将汽车移置者，每逾二小时，得连续举发之”，对于汽车驾驶人违规停车的行为，通过立法“切割”成为数个违法行为。再如北京市《关于进一步推进首都交通科学发展加大力度缓解交通拥堵工作的意见》中规定的“大货车、外地牌照车辆违反五日制限行规定，进入北京市五环路（含）以内行驶，均将受到连续处罚”，意味着当日违反限行，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将认定为单独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二是在继续性行为被行政机关查获、处罚后，仍未纠正而再次被行政机关查获，导致第二次处罚。如超载行驶，被甲地交警部门处罚后，驾驶人在停车场卸货消除超载状态，放行车辆后，又重新将超出的货物装回原车，继续驾驶该超载车行驶，后又被乙地交警部门查获，此时该超载行为应该认定为新的违法行为，因此予以处罚的，不违反“一行为不二罚”原则。需要注意的是，处罚后中断，应存在责令整改期限的例外，如车辆非法改装、或车辆超长、超高等被查获，由于无法现场立即消除违法状态，因此，在合理的责令整改期间如被查获，应适用“一行为不二罚”原则，因为属同一违法行为。
3.连续性违法行为。连续违法，是指行为人基于一个概括的过错，连续实施性质相同的数个违法行为，连续犯是相同性质行为的连续。在我国刑法中，连续犯一般作处断的一罪处理。但弊端是对连续犯做“单一行为”的法律评价，可能存有纵容违法行为的危险。正因如此，连续犯在现代刑法学中实际上已经走向了消亡，日本、德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已经将“以一罪论”的规定删除，回归到数罪并罚的基本立场。某种程度上，刑法上这一立场的变化影响到了行政处罚中连续性违法行为的认定。在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行政处罚中，连续性违法行为一般应认定为单独的违法行为，分别加以裁决。公安部《关于对交通技术监控记录的违法行为如何进行处罚的请示》批复表明：“我们认为，交通技术监控记录的违法行为人在一段时间内多次实施的同种违法行为，但仍属于数个相互独立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受案查处时，不宜作为‘同一个违法行为’从重处罚一次，而应当依照道路交通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分别作出裁决处罚。”不过利用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方式执法（也称“电子警察”或“非现场执法”），不同于传统的现场查获的执法方式，采取的是先取证记录，后通知处罚的方式，不能在发现的当场纠正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因此，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设置应符合合理性原则、比例原则，即不能在很短的距离内连续设置。因此，案例三中三次违法行为应当分别处罚。
4.触犯多个选择性构成要件违法行为。刑法中的选择性罪名，是指一个条文规定了两种以上各自具有独立意义又在一个案件中可以联系在一起的行为的，只要具备其中一种行为，即可据此定一个罪名，如果行为人同时实施了其中几个紧密联系的行为，也只能按一罪处理的罪名。如同刑法中存有选择性罪名一样，行政处罚中也大量存在选择性构成要件。在刑法中，此类问题一般只成立一个罪名，譬如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包括五种行为和三种对象，当同时存在多个行为和触犯多个对象的，只能构成一罪。但刑法的这一逻辑并不当然适用于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所调整的范围远大于刑法，行政法条中以顿号间隔的行为、对象，一些是选择性构成要件即触犯其中一个或数个，都属于一个违法行为，而另一些是基于法条的精简性，采取立法技术处理，即触犯其中数个对象或行为，属于数个独立的违法行为。对于此类情况，要比较各行为的性质是否相同，同时还要比较各行为违反的是否是同一个法益，如果行为性质与保护的法益都相同，则构成一个违法行为。条文中以顿号间隔的选择性构成要件究竟如何确定单个或数个违法行为，主要依据是如果上级部门对行政违法行为案件名称予以具体规范时，就应以行政违法行为的案件名称是否同一为标准，行政违法行为案件名称的作用与刑法中的罪名相似，是该法条所保护的法益或构成要件的浓缩。公安部《违反公安行政管理行为的名称及其适用意见》（公通字〔2010〕72号，以下简称《名称及其适用意见》）第7条（1）规定：“本意见违法行为名称中列举多个行为的，可以根据违法行为人具体实施的行为，选择一种或者一种以上行为进行表述。例如，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制造警用标志行为的，违法行为名称可表述为“非法制造警用标志”；行为人既实施了非法制造警用标志行为，又实施了贩卖警用标志行为的，则违法行为名称可表述为“非法制造、贩卖警用标志。”第7条（2）规定：“本意见违法行为名称中列举多个行为对象的，在具体表述时可以根据违法行为的具体对象，选择一种或者一种以上对象进行表述。例如，行为人实施了买卖公文行为的，违法行为名称可表述为“买卖公文”；行为人既实施了买卖公文行为，又实施了买卖证件行为的，则违法行为名称可表述为“买卖公文、证件”。”据此，案例一当事人同时存在没有按照规定放置环保合格标志、有效的检验合格标志和保险标志的情况，由于《名称及其适用意见》第627条规定了“未放置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案件名称，因而同时存在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与保险标志，应该认定是同一个违法行为。
5.数个不作为违法行为。行政违法行为，不只包括积极的作为，也包括消极的不作为。“作为犯”一般较好理解，指若法律规定中对该违反行政法上义务行为之处罚，以积极作为要件。行政违法行为的“不作为犯”，根据刑法学者对于“不作为犯”的定义：“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特定法律义务，并且能够实行而不实行的行为”或“当为而不为，即行为人在意志支配下，违反命令规范，消极地不为法律所要求或期待的行为”，可表述为“当行为人有能力从事法律所要求的特定行为，且亦被期待其为积极的作为时，则其不作为将受到非难。”例如，《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八条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时，应当依照本法第五十二条的有关规定办理；但是，警告标志应当设置在故障车来车方向一百五十米以外，车上人员应当迅速转移到右侧路肩上或者应急车道内，并且迅速报警。”不履行上述义务即构成不作为违法行为。不作为违法行为数的判断，“应以法规为防止不作为效果的发生而要求作为是否为同一而定，如单一的作为可防止多数不作为效果之发生，则该不作为系“一行为”违反数个行政法上之作为义务，如必须有多数作为始能完成多数义务，则通常认为其不作为构成多个不作为的违法行为。”案例二中“驾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驾驶机动车转弯时不让直行车辆、行人先行”，显然需要多个作为才能防止义务的违反，因此，交警认为三个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无误。注释：①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编：《北京法院指导案例（第6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125页。②中国法院网：《因超速18公里内被罚3次驾车律师状告交警败诉》，2013年1月15日访问。③我国行政法理论上使用“一事不再罚”概括《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并不恰当。首先，法律是以“行为”作为评价客体，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立法文本是“同一违法行为”，此处也是行为，并未用“一事“来指代，因此，“一行为”用语较“一事”更为精确。其次，“一事”的含义并不明确，很容易倾向法规范的思维方式，将“一事”理解为“行为”的在法中评价结果，即“一事”可包含“数行为”，实务中容易导致行政机关曲解法条。最后，“一事不再罚”源于刑事诉讼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其含义更接近程序层面的含义，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不仅是针对程序层面，同时也是规医学期刊约稿范实体认定层面。因此，本文使用“一行为不二罚”表述更为准确，但在引用他人著作时，仍采用原文的表述。
作者：张明 单位：浙江省公安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