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考察人口学变量对高职生法律意识的影响。由于高职生的自控性比较差，因此重点从自控性对高职生法律意识的角度分析。结果显示部分人口学变量对高职生的法律意识具有显著性的影响；自控性的内控性维度和高职生法律意识的三个维度存在极其显著的相关，机遇维度和其不存在相关。
关键词：法律意识；人口学变量；内控性；机遇
一、引言
Levenson曾经说过自控性是人们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自己能够驾驭自己生活的能力。[1]目前，高职生多为独生子女，娇生惯养，因此，对生活，学习，人际关系的自控性和自理能力比较差。随着教育改革和扩招，目前的高职在校生有100多万，由于高职生基数较大，所以高职生的素质也参差不齐。[2]表现在自控性的差距有：上课迟到早退；课堂玩手机，聊天；做事拖泥带水；作息无规律；无时间观念；情绪不稳定；比较任性，寝室人际关系比较差。高职在引导学生自控性方面起到重要的角色。李孝华等人提出：一个国家的安定团结主要依靠这个国家的法制，法制的实现和维持主要依赖于人们对法的参与和责任。当一个群体拥有较高法律意识的时候，可以推论这个群体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3]高职生法律素养和法律意识的提高，是建立法制国家的基础。数据资源显示，高职生的法律意识实证研究处于空缺状态。故本文提出从高职生自控性的角度来考察这一特质对其法律意识的影响。为提高高职生的法律意识提供一个强有力依据。
二、研究过程
（一）研究假设
1.假设一：生源地，父母文化程度，年级，经济状况对高职生法律意识存在显著的性影响；2.假设二：高职生的自控性对其法律意识具有显著的影响。
（二）被试
随机选取安徽滁州职业技术学院，滁州广播电视大学中的部分学生，发放问卷400份，剔除无效问卷32份，有效问卷368份，有效回收率92%。其中男生占总人数的比率61.1%（225名），女生占38.9%（143名）。大一学生占35.1%（129名），大二占29.3%（108名），大三35.6%（131名）。来自城镇学生所占比率44%（162名），农村学生比率56%（206名）。父母文化程度，文盲占8.2%（30），小学占27.2%（100名），初中41.6%（153名），高中17.7%（65名），大学及以上5.4%（20名）。调查的高职生家庭经济状况，优1.4%（5名），良20.1%（74名），中52.7%（194名），差25.8%（95名）。对法律的认可度，认为法律很重要的占81.8%（301名），认为法律不重要的占18.2%（67名）具体情况见表1。
（三）问卷
本次的高职生法律意识采用的是李静静的大学生法律意识调查问卷，此问卷分成三个维度：法律尊严，情法冲突和法律知识维度。每个条目采用的是Likert5点量表进行评定，1代表“非常不符合”，2代表“不符合”，3代表“不知道”，4代表“符合”，5代表“非常符合”。该问卷x2=1000.01，p<0.001，并且KMO=0.815，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α系数为0.783，三个维度的Cronbachα分别为0.821、0.667、0.640。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4]自控性采用的是《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中的内控性和机遇量表。[5]内控性量表的信度为0.64，机遇量表的信度为0.78；分半量表的信度分别为0.62和0.64。所以自控性的两个分量表是可以拿来施测。
（四）统计方法
SPSS13.0统计软件包进行多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
三、研究过程和分析
本过程主要探讨人口学变量对高职生法律意识的影响。
（一）人口学变量对高职生法律意识的影响
本部分主要考察高职生生源地，父母文化程度，年级，经济状况，这些人口学变量对高职生法律意识影响。1.不同生源地对高职生法律意识的影响农村高职生和城镇高职生在法律尊严上没有显著性的差异，（F=.203，显著性水平Sig.=.6536<0.05）。在法律知识方面，不同生源地的学生有显著性的差异，农村的高职生在法律意识上比城镇的高职生法律知识好。（F=4.998，显著性水平Sig.=.026<0.050）。在情法冲突的维度上农村高职生具有更强烈的情法冲突心理，不同生源地的学生具有极其显著性的差异。（F=6.336，显著性水平Sig.=.002<0.01）。具体详见表2。2.父母文化程度对高职生法律意识的影响父母的文化程度对高职生法律尊严具有显著的影响（F=2.158，显著性水平Sig.=.023<0.050）。父母的文化程度对高职生法律知识具有显著的影响（F=1.927，显著性水平Sig.=.015<0.050）。父母的文化程度对高职生情法冲突没有什么影响。详见表3。3.年级对高职生法律意识的影响不同年级的高职生在法律知识上存在着显著性的差异（F=2.665，显著性水平Sig.=.041<0.050）。从平均值水平上，我们可以看出，高职生年级越高，拥有的法律知识越多。但在法律尊严和情法冲突上三个年级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异。4.经济状况对高职生法律意识的影响经济状况对高职生法律尊严具有极其显著性的影响（F=6.558，显著性水平Sig.=.002<0.010），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对高职生法律尊严影响越小。家庭经济状况对高职生的法律知识没有显著性的影响（F=0.737，显著性水平Sig.=.393﹥0.050）。家庭经济状况对高职生情法冲突具有显著性的影响（F=3.479，显著性水平Sig.=.046<0.050）。中等家庭经济状况的高职生，其情法冲突最为严重。
（二）自控性对高职生法律意识的影响
对高职生的自控性和法律意识的几个维度进行连续变量的相关分析，分析的结果如下：法律尊严和法律知识，情法冲突，内控性之间都存在着极其显著的正相关，法律知识、情法冲突和内控性也存在着极其显著的正相关，情法冲突和内控性之间存在的极其显著的正相关，内控性和机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r=-.104*。
四、结论和讨论
（一）人口学变量对高职生法律意识影响的结果与分析
不同生源地的高职生，在法律尊严上没有显著性的差异，在法律知识上不同生源地的学生存在着显著性的差异。农村高职生比城市高职生法律知识更多，但农村的高职生情法冲突比较严重。以前的研究没有人将高职生的生源地纳入到考察高职生的法律意识中。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农村的高职生自小独立意识要比城市高职生强，寻求法律知识的同时，没有过多法律指导，容易走入极端的法律冲突中。父母的文化程度对高职生法律尊严具有显著的影响，本来的假设为高职生的法律尊严受到其父母文化素质的影响，文化素养越高，其法律尊严越高，通过法律尊严维度的平均值检验，我们可以看到基本呈现这种趋势，但父母为大学生的高职生，反而法律尊严最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可能是父母为大学生的高职生，家庭经济较好，这样的高职生多为独生子女，在家比较溺爱，生活中一切事情由父母担当，所以对法律尊严体验比较低。其次，我们的样本量比较少。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有两条：首先，样本要多样性；第二，增加被试人数。唐治祥等人在其实证研究中论证了大学生法律意识普遍低，这种现象主要是自己、教师、学校、社会等共同原因造成的。[6]但高职院校作为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高职院校有必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以迅速提高高职生的法律意识，减少高职生情法冲突。经济状况对高职生法律尊严具有极其显著性的影响。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对高职生法律尊严影响越小。这一点正好证实了表3中父母为大学或者大学以上的高职生其法律尊严越低。可能父母的教育背景和其家庭经济成正相关的缘故所致。
（二）自控性对高职生法律意识影响的结果和分析
Levenson说过内控性是指个体如何控制自己生活；机遇是指个体相信外在条件影响自己的生活程度。[1]个体如果越是相信自己，内控性越高，该个体在做事的时候，他会将这件事情成败归根于自己的努力程度，因此不管成败情绪都会比较稳定；外控型的个体（相信机遇的个体）在做事情的时候，往往将成功归结于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但，如果事件失败了，往往将失败的结果归结于外部环境，最终导致了情绪上患得患失。内控性和机遇两个维度的负相关就可以看出：如果个全科医学论文体的内控性越高，个体越相信自己，相信机遇的程度越低。从表7中我们可以看出内控性越高，法律意识越高。因此可以从内控性这个角度来提高高职生的法律意识。这为提高高职生法律意识提供了新思路。
作者：曾永凯 单位：滁州广播电视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