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失误
（一）对国际国内斗争形势的严峻性估计不足。当时的苏俄政府在西伯利亚地区成立了“缓冲国”远东共和国，是配合俄国新政权实现确保远东边界安全以及取得北京政府外交承认等对外政策目标和国家利益，这使苏俄有了影响中国北京政府对外政策的重要基地。当时苏联的援助重点在国民党，只希望中国建立一个亲俄的国民党政府，全力从事于对北京政府的外交。苏俄先是把注意力放在军阀吴佩孚的身上，但吴佩孚毕竟不是革命民主主义者，而是背靠英美的直系军阀，因而苏俄和共产国际由联合吴佩孚转变到联合孙中山的根本改变。在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汪精卫、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新军阀开始了权利的争夺，特别是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凯被谋杀，使权力的争夺逐渐公开和尖锐化。共产党内的不同政治主张、对国民党右派新军阀的不同看法和态度也渐渐演化为“左”右两种倾向之间的斗争。不过，和整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状况相一致，瞿秋白这个时期的革命热情高涨固然可贵，但也是有缺陷的，没有想到反革命势力的顽固，没有充分认识到旧社会的根基之深，没有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做好心理准备。
（二）缺乏丰厚的革命实践经验。每个人的成长都与他所经历过的事件有关，每个人的性格也都与他从小的成长环境有关。瞿秋白李大钊是个典型的书生，具有浓厚的诗人气质，再加上李大钊在当时苏维埃政权初期十分严峻的环境中，受到布尔什维克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政治的严格训练和熏陶，他的组织性、纪律性则大大加强，这也是他后来始终无条件地追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路线的原因之一。李大钊在革命斗争中长期在中央工作，由于不堪在艰苦的斗争第一线磨练，深入工农群众运动的实践经验不多，使他在担负领导工作以后，感到力不从心。作为革命政治领袖，在早期共产党人中，他的理论水平是高的，但相对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来说，仍与形势不适应。
二、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做出了奠基作用。李大钊是艰苦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优秀先行者，关于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如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革命的对象、革命的领导、革命的主要形式等，当时党内许多同志都有正确认识的。从理论上我们党内并不只是李大钊一人取得正确的认识，但李大钊认识最早最深刻。尽管李大钊这时还没有明确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概念，但已开始从时代条件、革命的领导力量、斗争目标、革命前途、武装斗争重要性、土地革命重要性、农民问题重要性等等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同以往的民主革命区别开来。
（二）为建立和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不懈努力。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政治活动家，为建立和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巨大的努力。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李大钊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于中国实际，研究中国国情，总结历史经验，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思想，批判反动思潮。他在三大前夕，即率先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有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强调唯有无产阶级能领导完成民主革命，为国共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中共三大开幕前，中央举行了两天的预备会议，分工起草各项决议案。李大钊负责起草党纲草案，并参加党章的修正工作。为贯彻中共三大制定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实现国共合作，他受中共中央委托，协助苏联顾问鲍罗廷起草改组的一系列文件，特别是参加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起草工作。由于李大钊熟练的俄文表达能力，在与共产国际的代表沟通起来，就比其他中共早期领导人要容易和顺畅得多，这使李大钊在与共产国际的代表，在协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有关问题时，能朝着有利于共产党的方向发展，同时也更有利于共产国际与共产党的接触中，了解共产党的革命政策、革命主张。总之，在中国革命事业的各个阶段，党历经艰难曲折,李大钊作为我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寻求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实践中，李大钊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这也是我们不能忘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李大钊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精神，开机电一体化论文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作者：郝婉露 单位：新乡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