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存安全性”的出场逻辑及公共性追求
“生存安全性”危机问题在当代的凸显，并非仅仅是一个偶然化的公共性文化事件，这不是一个对西方工业文明的现代性模式的简单实践的结果，也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有的状况，而是一个兼具公共性社会转型和“复合现代性”逻辑运演的必然后果。生存安全性问题的多层、多维度呈现真实的意味着：在我们这个时代中生存安全性本身成为一个问题，一个应值得我们每个民众都认真对待的问题，生存安全性危机的现象已经在社会生活各领域都可以看到，成为一个安全的梦魇和思维的缠绕。面对“剪不断，理还乱”的安全问题，我们只有认真研究其内在的哲学上的文化理想和价值信念，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发现安全的本体和结构特征。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进入一个重要的挑战与机遇共存的历史性关节点，人的“生存安全性”本体性之寻求成为马克思主义介入时代境遇的本真。当下时代“安全”的缺失使发展性建立在流沙之上。对人的安全性的文化理想和价值信念的基本模态、生存安全性的认知结构、人获得安全的多重方式进行人学价值论的探讨，推演出安全是人的本体，进而确立“总体安全观”的哲学理念，这就为“中国梦”的世界性出场方式确立了“人的生存安全性”的自觉实践向度。“安全”始终是人和世界发展核心的地基和本体，在一定的价值意义上发展的归宿就是获得、生成人的持续性的安全实现。澄明马克思哲学改造世界的理论在于，人以“世界即人，人即世界”的公共性逻辑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生成一个共享性、安全性、发展性的人之公共性世界。生存安全性之成为一个问题，出现了公共性的生存安全性危机和多领域的安全问题，其表现是多维度的，在哲学和人学价值论逻辑中，集中表现为：知识的生存安全性危机、文化价值生存安全性危机、社会生存安全性危机、生态生存安全性危机、科学技术生存安全性危机及公共性的生存安全性危机等多方面的交互共融的“生存安全性”危机场域的形成；同时，也表达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自身在时代鲜活场景中的逻辑和话语失语，进而形成的人的生命自觉活力表达的怯场和改造世界的意义结构的失衡。
首先，从西方思想文化的发展进化史来看，生存安全性的危机或安全问题的多发主要是一个近代工业革命后的思想事件，工业社会的全面性的社会领域分化和社会公共性转型的紧张矛盾所造就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安全问题的高发和人的“生存安全性”危机。在最直接的意义上，它集中表现为生存安全性文化理想的迷茫和价值信念的缺失，是人自身理性的合法性、正当性、合理性的危机。雅斯贝尔斯说：“在这样的时代里，现实主义表面上处于高涨状态，实践上现实是丧失了；由于意识到了现实的丧失，才产生出人类心灵的危机和哲学活动。”尼采对生存安全困境的反思是在精神价值和信仰上的，尼采否定了旧哲学的非生存性价值观,认为“存在———除‘生命’而外我们没有别的关于存在的观念”。尼采言明：“当我们谈论价值时,我们是在生命鼓舞之下,在生命之光照耀下谈论价值;正是生命(强力意志)迫使我们建立价值。”尼采对整体性的人的生存安全性的担忧，迫使他从生命强力意志处建立价值信念与生命活力。克尔凯郭尔的孤独个体的悖论性生存是其哲学建立的基础，这种悖论性生存表现为生存安全性现象的喜剧感和选择的悲怆，克尔凯郭尔说：“我对生活的看法是毫无意义的。我假定一种邪恶的精灵在我的鼻梁上装了一副眼镜，这眼镜的一块镜片按一种极大的比率放大，而它的另一块镜片则按同样的比率缩小。”奥伊肯也深感人生存的意义与价值丧失导致的精神贫困局面，当下呈现的是“现实社会在不断地抵制着人们的种种努力，甚至连人们内心也不只是在依赖精神追求。从批判的眼光看，人们现在的生活好像突然被两种对立的东西撕裂破坏，似乎找不到可以合理生存所需的依赖对象……当这种挑战混乱人的内心时，人就会感到困惑和虚弱，低下的本性阻止着他们前进，此时他的信仰就开始崩塌，不再认为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生存安全性”实际上是一种公共性的文化价值共识，在不同的时代表现出很大的差异。西塞罗说：“从来就没有其他私人朋友给过我这样的东西———安全、保障、尊严。”海德格尔说：“冒险更甚的大胆冒险却为我们创造了一种安全。”“安全存在乃是整体牵引之吸引中的隐蔽的安居。”霍布斯说：“主权者（不论他是一位君主还是一个会议）的职责在于人们赋予他这种主权的目的，那就是为了人民谋取安全……但这里所说的安全不仅仅指性命的保障，而且也包括每个人在生活上能够为自己取得的一切其他的满足，但前提是，这些满足必须是通过合法劳动，在不危害国家的情况下取得的。”孔多塞认为：“更大的安全性、更可靠的和更经常的闲暇，就使人能从事思考了，或者至少是从事持续不断的观察。”马克思对安全的论述是：“还有两种人权：平等和安全……‘安全就是社会为了保护自己每个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而给予他的保障’。安全是市民社会的最高社会概念，是警察的概念。按照这个概念，整个社会的存在都只是为了保证它的每一个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不受侵犯。黑格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把市民社会叫做‘需要理智的国家’。市民社会并没有借助安全这一概念而超越自己的利己主义。相反的，安全却是这种利己主义的保障。”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安全”始终是作为一种生存维度的观念受到历史性的认同。虽然在历史上“生存安全性”不被人们明确地表达出来或清晰地反思性地在哲学层面认识到。但它所深蕴的历史传统却成为时代所接受的一种文化价值归属感，作为一种理念的表达“安全”和“生存安全性”更多的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不同时代社会公共价值的理性彰显，是人们真实生存情景的观念反映。从对重要思想家、哲学家对安全观念的论述可以看到，安全寻求是众多哲学家不懈的追求。安全问题一直以来是人类所关心的终极性问题，安全同自由、正义、法权、尊严、幸福有着深刻的关联，近代国家和社会理性建立奠定了安全问题解决逻辑的基础。但总体来说，“生存安全性”观念的缺失和文化价值信念的迷失这一特征仍在不断地蔓延，现代社会至今还不断遭遇各种各样的安全问题和生存安全性危机。
其次，中国社会之安全问题和生存安全性危机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刻而特殊的历史背景。一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实践给中国的公共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人们看到了自由与繁荣的富裕社会的新型工业化景象。新型工业化虽然对于社会的公共生活有积极的影响，已经很优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时期的社会公共生活，但是总体性的格局还是会导致安全问题的多发和人的生存安全性危机问题的竞相迸发。整体性工业化的社会现实结构的心灵秩序化表达，促成了全社会集体行动逻辑存在的切身性理由，人本体性的“生存安全性”文化与价值信念在此种集体行动的理由中遭遇现实的行动逻辑的张力，不断消解着安全的内在文化理想和制度性公共价值追求。现实存在领域追寻安全的通道的受阻迫使人在心理学和宗教性上不断寻索安全性的踪影。二是“安全”观念的学科化、领域化逐步降低了安全的整体性的文化理想和价值信念，因为市场逻辑和资本逻辑的结合所导向的行动逻辑就是，安全的领域化设置能提高“安全规训”的整体性效果，所以现代化的市场改革最容易导致的就是安全设置的固化、序列化、领域化，进而使安全丧失公共性的文化理想和价值信念，所以在这种社会状况中人们都认为，“对这些开放的序列的治理，只能在概率估算意义上来进行控制……这恰好就是安全机制的核心特征”。这种导引的理智结构化之世界观假设，让生命安全存在于一种机械化的程序设置之中，却丧失了一种总体性的文化公共性的“生存安全性”哲学理念的价值实践。
二、“生存安全性”观念展演的历史阶段及价值逻辑
人类社会发展演进历程中最关注的就是“生存安全性”，其本质逻辑就是确立人之安全性存在的本体性价值秩序。综观人类“生存安全性”观念史逻辑的演进阶段，坦率地讲，人类“生存安全性”观念的展演有以下几个阶段：一是早期以“图腾、神、符号为核心的生存安全性价值即人的依赖性生存安全性价值”阶段；二是“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金钱、权力生存安全性价值即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生存安全性价值”阶段；三是“从‘国家本位安全性价值观’到以人为本为核心，公共性的和谐、共生、共给的生存安全性价值即人的自由个性发展阶段的初级阶段”。我们当下正处于从“国家本位安全性价值观”到以人为本为核心，公共性的和谐、共生、共给的生存安全性价值阶段。此阶段的核心的生存安全性特质就是安全治理范型从国家治理逐步向“国家-社会-人”共生治理之复合状意义结构和价值实践路径迈进。已经从物质和精神、金钱和权力的单向度追寻及二元格局选择中，走向多元优化逻辑之生存安全性观念逻辑证成实践。人已经灵性的发现“中国道路”、“中国梦”的真实实践之优化路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地生成并确证着中国广大民众的生存安全性观念，这种确证是通过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现实”实践澄明所确立的。马克思把人的发展过程概括为三个基本历史阶段，即人的依赖性、人的独立性和人的自由个性。从生存安全性观念的展演阶段来看，图腾、神、符号为核心的生存安全性价值就是人的依赖性阶段的主要生存安全性观念，因为此阶段是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原始关系相矛盾的。”所以在这一阶段中“在地球上蔓延和呼吸的一切动物之中，人最爱打破偶像———因为他也最爱塑造偶像。他总是在从事为自己的喜悦及崇拜而构造理想，又不断发现他所崇拜的是偶然并打碎他自己的创造”。
人处于现实迷茫与灵魂关怀的渴望之交互存在中，图腾、神、符号以一种安全性敞开的方式把人纳入其人文价值关怀的生存安全性空间中，人在其中得到安全性生存的价值秩序，进而人也公共性的体验到了灵魂的圣境，同时人也身陷于其构结的多重价值空间中，这种开敞是向正在到来的他者的开敞，它被看作是一种巨大的冒险，是跃入黑暗，是一种致命的跌落，即跌进耗空一切的烈火。在焦灼的生存体验和公共性实践中人在艰难地寻求着一种安全性生存的实践，在实践中人也确立了一种人的依赖性统治的生存安全性观念和文化逻辑。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金钱、权力生存安全性价值就是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生存安全性观念的集中表现。在此阶段中，社会存在处于一个资本物性逻辑、权力支配逻辑、国家政治逻辑深刻演绎交汇的真实之时代景观中，多重逻辑交汇场景的无限放大导致产生伪性安全观，人近视地以为只有近看才是更清楚的，生活中诸神的离去，人的伪性在场，异化物的人化登场，伦理道德的远行，以致于人深深地把自己埋植于这样的物性逻辑构序的社会关系中，每天都强调着安全、公平、正义、和谐，却处处感到不安全、不公平、不正义、不和谐。人人都以表演的姿态在安居，思想的力量之舞把人带到永难竭尽“安居”、“公平”、“正义”的真实思境。此种阶段人的生存安全性在存在于物的依赖基础之上，人摆脱了第一阶段人与人的依赖性的严酷束缚，看到了光明的独立图景，但同时，人也深深地陷入物性依赖之中，个人完全存在与资本逻辑的王国中。理性地讲，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经的生存安全性价值阶段。“从‘国家本位安全性价值观’到以人为本为核心，公共性的和谐、共生、共给的生存安全性价值即人的自由个性发展阶段的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社会观念不再作为人的异己力量支配人，而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阶段，此时人确立了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生存安全性观念。马克思对“生存安全性”的关注和建构路径根本上是建立在近代理性的基础之上，从社会实践治理和改造领域进入人的生存安全性意义和文化价值的确证。把这一实践的逻辑置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史展演路径之中，从而深刻地达到了安全的真理性，即把生存安全性的文化理想的实现放置在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之中，历史性的澄明了全球化时代中，人之安全性生存的理性向度。
三、“总体安全观”的哲学理念吁求及“生存安全性”自觉实践向度
“总体安全观”是全球化时代中最具时代精神的哲学理念，彰显了人类以“共同体”的方式生存的安全性向度，“共同安全、共享安全、共生安全、共建安全”是总体安全观对全球化复杂安全性最切近的社会公共生活结构和公共价值的鲜明表达，是当代全球复杂现代性背景下“生存安全性”自觉的实践合理性向度，澄明了我们人类共同安全性生存的生活真实。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说：“在这个迅速全球化的世界中，我们都是相互依赖的，因为没有人能够独自掌握自觉的命运。存在着每个个体都要面对但又不能独自对付与解决的任务。”所以，共同性的面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存安全性危机是当代人的文化公共性理想和价值信念。可以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置是国家安全治理的一个鲜明的制度创新与机制的展开，但从生存安全性观念的人学逻辑看，则是在更大的视野和范围内重塑了文化与价值信念上的“总体安全观”理论，它是中国现代化和伟大民族复兴进程中，改革实践合理性确立和证成的现实逻辑，代表了社会的公共价值和时代精神。从总体上讲，当代中国社会生存安全性观念及总体安全观价值理念的形成是一个以内在性渐进生成为主、外在性引导、批判性反思及自觉实践建构和创制的过程。
从国家建立到改革开放，再到改革开放30多年的今天，中国社会的实践状况发生了深刻的转型，民众对“生存安全”的观念的吁求已经从“国家、社会政治生活”单向度的保障走向了多元、自治、共治及多层次的生存安全性实现方式，安全性生存成为人的本体性价值境界，已经从民族国家的重心转变为人的重心，是我们共同生存的人类共同的价值理想。“马航事件”作为一个重大公共性安全事件，20个国家积极地参与马航失联客机的搜寻，集中表达了世界共同性的对人之生命安全的珍视，以共同安全的方式确证着人的本体性安全之世界人类公共性文化境界。“总体安全观”的哲学理念是全球化哲学的重要内容，是对人之安全性生存的本体性观念“生存安全性”的公共性实践体认和深切关注，追求的是人类共同体生存的普遍性的公正与正义价值追求。首先，生存安全性的自觉实践所造就的真实场景就是当代中国正以一种“总体安全观”融入全球化的社会公共生活与公共行动逻辑之中，以一种世界性、公共性的方式，看待整体性的社会与文化状况，这种开放性正在不断地健全和培育着总体安全观的哲学理性。民众在生存安全性的文化理想与价值信念的塑造之中，会以“积极安全”的姿态直面多种安全问题和安全危机。其次，现代社会的公共性建构是在复杂现代性中实现的，而生存安全性和总体安全观是最具核心性的社会公共性文化价值信念。最后，“总体安全观”的哲学吁求是生存安全性之共享的治理本性，生存安全性观念需要“总体安全观”在整体性上的理性制度规制，只有社会整体性的安全观的制度伦理确立，才能最终生成生存安全性的文化理想和价值信念。“总体安全观”的哲学理念是在社会制度伦理证成的视域中，确立了民众生存安全性的文化实践。
“总体安全观”的哲学理念是在对理性的制度伦理考察下确立文化实践逻辑的，理性的自信的背反就是这种片面的确定性逻辑把人的命运和社会责任以及人的安全性生存中纳入一种确定性的追求之中，导致了人在科技、工具理性的被迫劳顿下畸形、片面、物化的发展，进而整体性的安全文化形态呈现了文化价值观的失衡与分裂。在占有性安全生存之物欲逻辑之中人有了成就性的荣耀，这是一种占有性安全生存现实实践范式。总体安全观的哲学理念对于生存安全性观念的化育始终在制度伦理和人性真实的限度之内。在安全观念上，深刻地拒绝一种单向度的理性安全观，所诉求的是复杂现代性中多元差异之基础上的共生安全治理的制度伦理性确立，进而，生成人之生存安全性的文化理想及价值信念。
四、结语
共生、和谐、安全的公共生活场景是人类公共行动的价值尺度，人类生存与发展共同性的伦理责任就是对生存安全性危机的关注及化解，在这个意义上，生存安全性文化理想及公共性价值信念对人的发展的意义，最重要的就是在于它是健全理想人格追求的应有境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内的许多人文学者的看法，人的发展就其本义来说，无疑是指个性的全面发展，然而个性的全面发展需要生存安全性价值信念的生成，也需要“总体安全观”的现实性制度创制。对于现代化改革的中国而言，在“中国梦”的现实实践中“生存安全性”的文化理想和价值信核心医学期刊念的确立无疑是彰显时代精神和公共性实践最鲜明、最适宜的路径。
作者：王轩 张丽娟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