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文精神溯源及其在大学的应有之义
(一)人文精神溯源
栾栋先生一句“在人文源头品味哲性是约、修、养”［2］，揭示了人文精神与哲学同根同源的真谛。从历史的流变看，先贤们在哲学史上走过的足迹，正是人文精神滥觞、彰显、发展的影像。中西方人文精神各有其发展脉络，又有其共通之处。在西方，哲思由古希腊先哲们最早由对“神谕”的理解发展到对世界本原的探索。西方人文精神的滥觞，正是以本体论的形式探究自然，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人的智慧、理念、感受日益重要。近代西方哲学由本体论向认识论发展，人文精神体现为对人本身认识能力、认识方式的探究，人的价值、自由和自我意义的实现在其中得到彰显。德国古典哲学试图纠正认识论过度重视人的精神，忽略外部世界的弊端，这一发展阶段的人文精神，是对理性的不遗余力的褒扬。现代西方哲学家们认识到了“绝对理性”的弊端，开始更加关注生命的意义。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带来了对人心灵的巨大伤害，社会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求，人类对他国文明的侵略和戕害，高速发展引起的心灵空虚，都造成了人类信仰的缺失。物质文明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的沦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人类心灵的关怀和全球化语境下人类文明如何共存可以说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文精神之问。中华历史上，“人文”一词，出自《周易》的《贲卦·彖传》:“文明以止，人文也”［3］。从中国哲学的历史运动轨迹，以“天人关系”为枢纽，则更易管窥栾栋先生运用“约、修、养的几神”来阐述哲学的精妙之处。远古中华，上天神灵之意与人间通过巫术相通，似乎天地人和谐共存，人的意义通过神意明晰。邦国出现，直至西周，天地人之约演变成人间君主通过天命统治世界，而之所以天命归于君主，是因为君主有德，而且为了维持统治，必须修德。天人关系中出现了“修”的因子，这也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发端，而修德的阶层从统治阶级发展到普通民众，便形成了以礼乐教化为核心的“人文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动荡催生了学术的熠熠星光。诸子百家争鸣，各类经典在这急剧变动的社会转折期不断涌现，各贤哲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来思考人类的生存状况，儒家修德、道家修入自然、墨家迈入了中华特色的认识论和逻辑学之途，至此，“修”延续着“约”，成为中国哲学的主题词。上古之修，殊途同归，天人关系演变成天道与人的修养的结合，成就了上古哲人的精神觉醒，并深刻影响着中国的人文精神发展。“养”则是“修”在高古时代的升华，“养气说”认为气乃是沟通天地与人的途径，人当养成“浩然之气”。“养”在人文，仍是立足人内在的精神品格之美。通过对人文精神在中西方哲学史上变迁的粗略梳理，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趋同之处:人文精神发端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西方哲学，它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古典哲学、现代哲学的不同内涵;在中国哲学，它是天人关系在约、修、养的贯通。人文精神立足于对人的终极关怀。在西方哲学，它发出了对人类社会异化状态下的诘问;在中国哲学，它是对人之为人，人之得道的阐释和探寻;在全球化的时代，它是人类文明如何融合共存的枢纽。人文精神并不反对科学理性。在西方哲学，能看到爱智慧、探学问、求真理、寻思辨的路径;在中国哲学，能听到观天文、顺自然、解宇宙、求本原的声音。
(二)人文精神在大学的应有之义
大学与人文精神相容相生，共存共荣。人文精神在中国现代大学的语境中应作何阐释?以下笔者从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大学人文精神的第一个体悟，可用“潜”字表述。孔子在解释“潜龙勿用”时，称:“龙，德而隐者也”，“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4］。大学要担负起未来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任，要在社会、国家乃至世界思想文化建设中占据一席之地，必须要具备长期的眼光和高远的见地，甘为潜龙，要有在物欲冲击中保持特立独行的修养，要着眼于高端学术和思想文化的探寻，不为浮躁的社会风气和无休止的市场需求所影响。蔡元培先生“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5］147，指出了大学应当追求学术独立，超越功利的要旨。大学对己之发展，也当有明晰的定位和相应的教育理念;即便是以培养应用型、职业型人才的专业学位教育，也当注重学生的人文素质培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同时，对一些市场需求并不旺盛、不能直接转化成生产力、甚至被称为“冷门”、“无用”的基础性学科，大学必须要有担当的眼光和勇气，担起扶持、培育的重任。大学人文精神的第二层意思，不让一个“容”字。容是包容、大学要兼容并包，容是容纳、大学要海纳百川。蔡元培称，“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又说“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5］111-113。大学必须以海纳百川之气象，推进学科间的相互融合与渗透，横向上要容他学、涉他学、治大学问，纵向上当容古今、晓历史、通达未来。大学要发展，必须拓展格局，持“容”之心，师资队伍中容不同之人，学术田地里容不同之学派，学生培育上容不同之才，尊重区别，尊重个性。只有这样，才能应对精神上的信仰危机，还教育一片净土，“造就综合素质深厚，而又创新潜力不俗的学术人才”［6］29。大学人文精神的第三个层次，终归一个“觉”字。对大学人文精神的追问，终究是为了推动社会精神世界的进步。蔡元培身处国家积弱、民族沉沦的时代，其思想、行动、导向无不与民族自强乃至人类发展联系在一起。大学身处社会之中，当引领社会前进，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正能表达笔者对大学人文精神培育的期待。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7］。文化自觉应当涵盖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法律、科学等各个领域，因为但凡有人存在的领域就有文化，就需要寻求自觉。在大学人文精神培育的视野下上，“文化自觉”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为好:一是大学必须在使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基本的认识和了解，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弥合近几十年来我们虽未断掉，却裂痕明显的文明传统，培养对中华文明的自信。二是不故步自封，不抗拒外来文化，要在理解和思考他文化的基础上，取精去芜，包容、吸纳。最终要培养学生对未来中国、中华民族、人类发展的责任感，引领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和合中既卓尔不群，又平和谦逊，促进多样化的文明协同共荣。
二、当代大学人文精神的现实困境
人文精神是大学的先天之本，人文精神的培育是大学最理想的追求。但大学终归不是理想国，在其理想的实现中，毕竟受到种种限制。现代的大学教育，从横向而言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乃至国际关系等诸多方面;从纵向而言，不是单纯的大学问题，要延伸到中学，特别是高中教育;现代的大学教育，从内部而言，不是单纯的师授生受、学问研判问题，涉及到大学的制度安排、课程设置、乃至人事、资金、学术评价等多方面的考量。在大学，人文精神以及作为其培育途径的人文教育，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
一是人文精神培育所赖以生存的人文学科受到功利主义教育心态的冲击。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是中国经济发展高速腾飞、物质资源极大丰富的30多年。我们在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汲取了不少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实现了经济繁荣，但不可避免地也受到了价值取向和精神信仰方面的冲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弥漫在整个社会之中，大学也一同受到了冲击，反映在学科建设上，就是功利主义的教育倾向和人文学科的凋敝。社会需求变成了大学学科设立的指挥棒，大学学术自由的独立性遭到了削弱，能够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而致力于人类心灵家园建设的人文学科，却门庭冷落，难以为继，面临招生规模不断缩小的尴尬局面。同时，人文学科内部也存在门派林立，缺少文史哲会通和中西学融汇的大的学科场域，更不消说文理融合、多学科共举的格局了，大学缺少了一种所有学科应当共同具有的精神基础。进一步讲，人文学科的凋敝会导致人文精神培育的师资力量欠缺。功利主义的心态也影响了学生的专业课程选择。高考之前大多数孩子接受的纯知识灌输型的教育，使得很多大学生在高考选择专业时就没有独立的思考和判断，随大流地跟着“热门”的步子走，读大学时为了就业又不得不急功近利地面对各种考证、实习的压力，也不愿意去听没有直接效益的课程，大多数学校开设的通识课程，被选择的标准是拿到学分的简单性。功利主义给了大学各主体强大的诱惑，从而导致学科、师资、学生的三重欠缺，是大学人文精神培育的困境之一。
二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割裂阻碍了人文精神和人文教育的繁荣。诚然，从学科分类而言，科学学和人文学虽有密切关系，但各有其内涵，但是蕴含在治学育人中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并不能完全分离。科学本当与人文、伦理、价值相关，如同我们虽有基因复制的技术，却不可用来复制人类一样，这中间就有伦理价值的考量。但当今的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精神的力量，演变成了纯粹的技术应用到经济建设和物质创造之中，工具理性的功用甚嚣尘上。这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人为割裂，无论对大学，还是对社会，都是一场信仰的危机。
三是现行的学术和大学评价机制的过于量化不利于人文精神的培育。栾栋先生阐述人文学学品基质之时，称“人文学的精神气质是虚实相间的玉成”［6］。人文学如此，人文精神当然也是如此。但学术和大学的评价机制一般落地时往往是生硬的指标，很难给虚实相间的人文精神提供发展的沃土。指标是量化的，是“避虚就实”的做法，将对学科和大学的评价变成对博硕士点数量、专家的人数、科研项目、著作的数量、论文的影响因子、引用率等数据引尺拉线的衡量，而且不分大学层次和学科特点，统统一把尺子的做法，不利于大学人文精神的培育。人文精神是精神世界的建设，是难以量化，也不好设标准的。面对这种没有数据就没有成绩的评价机制，提人文精神建设显得更加“无用”，也更难与高等教育和大学内部政策制定直接挂钩，这项需时长、见效慢的工程，也就很难在高等教育的范畴内取得共识并得到大力推行，从而影响了教育资源的分配和教育发展的价值导向，也影响了教师的精力分配和从事人文教育的积极性。高教评价机制的改革和教育政策的导向是人文精神培育和人文教育事业正待突破的外部阻滞。
三、大学人文精神培育的路径构建
大学人文精神缺失的现象确乎存在，大学人文精神建设的困境也毋庸讳言，这并不仅与大学本身有关，也不仅与中国有关。这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其深层原因也非三言两语可以涵盖。但对人文精神的追求，一直在大学延续，无论强大或微弱，毕竟从未间断。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国家在大学建立文科基地的政策、以各传统综合性大学为代表的大学对人文教育的探索，如北京大学的“元培计划”、武汉大学的“国学试验班”和“中西比较哲学试验班”、中山大学的“博雅教育”试验等等，本身就代表了学术界、国家、和大学对人文精神培育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探寻。人文精神的培育是大学教育价值体系的枢纽，是使其能够维持文化传播和创新的内在保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在新的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中国大学要承担起这样的历史重任，虽实属不易，却责无旁贷。国家、社会、民族要对大学给予足够的庇荫，对此关系民族文化传承的要务，不要急于求成，务必温柔相待，通过逐步的调整来慢慢养成真正的大学传统。在未来几十年甚至数百年，我们期盼着人文精神在大学成为潜移默化的存在。国家、教育者乃至全社会共同努力，提高民族人文素养，培养文化自觉。
一要促进人文学科的振兴和繁荣，为人文精神的培育提供良好的学科基础和师资力量。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几千年文明史和优秀思想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这样的国家必须当有一批从事文史哲等基础性学科研究的学者。对这样的学科和学者，必须为其创造适宜的环境，使其免于俗务的纷扰，专心致志地去钻研人类思想文化的精华，去培养真正能够称得上博雅二字的人文教育师资力量。对人文学科，避免仅仅用一些硬性指标去衡量、要求、限制其发展，要倾向于扶持、引导良好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建立，或许未来笔者将另文探讨对人文学科评价方式的思考;大学要明确自身的定位，始终贯彻学术传承、文化创新的要旨，避免成为纯粹知识灌输的搬运工和知识工匠的流水线，避免成为盲目追求规模扩张的企业式大学，搭建学术自由和思想开放的学科建设平台;人文学者们要有担当和勇气，能够忍受“孤独”，在各类诱惑面前保持淡然的心态和舍我其谁的胆识，潜心向学，为人文学科的振兴和繁荣贡献力量。
二要弥合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人为裂痕，促进二者的融合。天下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科学与人文本无间隙，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远古时代的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无明显分化。惟近代以降，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特别是作为显性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为了适应经济建设发展和国际话语权占领的需要大行其道，科学教育中本应蕴含的人文意义被日益淡化甚至无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方才出现了明显的裂痕，相应地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也被当作两个对立的概念提出。如今人类社会已经认识到这种人为的割裂，认识到未来人类的发展需要加强科学与人文的结合，无论是在精神层面还是在实体教育层面，学术界的学科综合化现象就是二者融合的明显诠释。同样，我们提倡人文精神的复归，并不是反对科学教育，也不会忽略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在内容、结构和方法上的区别，而是我们认识到，人文精神培育不单单涉及人文学科，而是各科人才培养的要求。找回科学教育中应有的人文价值，避免纯粹的工具理性，让人文精神成为大学的普世价值，才能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
三要为人文精神的培育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制度保障。首先，人文精神的培育当不限于在大学校园内发生。教育是贯穿人一生的事业，培养完全人格的事更不是仅凭大学一己之力就能做到。试想，如果所有的家长都集中力量在孩子的高考分数之上，高考不涉及的学科便严禁涉猎，我们又如何能够要求从这种环境下进入大学的孩子们有接受人文教育的积极性?大学能够做到的是给社会传递重视人文精神培育的信号，要真正实现，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全民族的文化涵养，要从基础教育就开始重视和投入，理想的状态是在不同的教育阶段，进行不同深度和广度的人文教育。其次，不能将人文精神的培育囿定于形式化的通识教育。应当说，真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是融通学科界限，提高人文素养的有效手段，是值得大力推行的。我们要反对的是形式意义上的通识课程，是那种以通选课的形式开设，没有严谨的课程设计和教学目的，学生也抱着混学分态度来上课的课程。需要下大力气投入的，是经典人文通识课程，要以非专业化的经典教育和综合教育为目的，使学生在大学除了掌握专业知识以外，广泛涉猎其他领域，对人文精神的普世价值有认同和理解，成为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人。这就需要大学改革课程制度设计，使经典人文通识课程从选修变成必修，并能够针对本科、硕士、博士开设不同层次的人文课程，从而使人文精神的培育拥有足以维系的制度支持，而不仅仅靠少数教师的勉力支撑。
四、小结
人文学科的振兴和繁荣为人文精神的培育提供学科基础，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全方位推进人文精神的复归，外部环境和制度建设为人文精神的培育提供坚实保障。上述三个方面，是大学和大学教育者们必须面对的挑战和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人文精神的培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对其中出现的曲折、反复、困境都当有清醒的认识，不必急于求成，不必去担心能否成功，只要守住知识分子的关注，守住民族的精神文化家园，涓涓细流终将汇成大海，路虽漫漫，学人当求索。
作者：吴珊 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