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古代的中华文明还是近代的西方文明，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时代发展的必然。著名英国学者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一书中指出：从文化上看，中国模式与希腊模式的结合是理解人类历史的关键［1］。在他看来，希腊模式适用于文明的早期阶段，而在文明的晚期阶段则中国模式更显迫切。中国文化的核心在于“道德”，中国的伦理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发展和世界文化的协调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1中国现代化道路模式选择
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古代专制制度和宗法制度交相渗透、共同作用，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中国社会的专制特征，导致了中国文化的政治型范式，形成了“官本位”的思想传统；中国的宗法特征，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伦理型范式，呈现出“重人品”的价值向度。中国这种独特的社会政治结构，在文化上表现出了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互相渗透，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儒法合流、王霸并用的治国方略。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2］，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正是封建专制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较量过程，是中国特殊国情发展的现实选择。（1）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抑制了中国近代转型内生因素的自然转化。从中国内部民族冲突融合来看，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制衡一直是维持中国社会平稳运行的决策方针。宋代以后，随着经济多元因素的出现，传统封建制度经受着考验，如何更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摆在了统治阶级的面前，他们从曾经的“封国制兼郡县制并用”细化到人员职责担任上的“文武牵制”，更进一步地加强了中央的权力。中国在宋代出现了办事效率低下、冗官冗费、积贫积弱的社会现象，客观上给蒙古族的入侵创造了条件。虽然历史上，少数民族最终都沿袭传承了先进的农耕文化，但是来自军事征服带来的破坏也无疑阻碍了中国文化自发近代转型的可能，著名汉学家JacquesGernet认为：“在中国早已开始了近代化时期，是蒙古人的入侵阻断了这一迅速进步的过程”［3］。从中国与外来贸易往来方面看，儒家政治化束缚了中国的近代转型，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大势下，明晚期的近代化因素更是受到了人为的阻断与排斥。这与中国经济本身的自给自足性质有着天然的关系，它决定了中国经济贸易的次要依附性与受制脆弱性。明朝“海禁”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中央集权的至高权力对资本主义经济上进行所谓的“闭关锁国式”的强对弱的示威，而清朝的“文字狱”则更是中央集权对文化新思潮的精神生产能力在思想领域集权专制的破坏。封建中国正是随着对中央集权的加强，逐渐出现了发展道路的扭曲，服务于中国社会的经济萌芽形态、文化传统也遭受着破坏。（2）新思想的引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扎根开启了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相比于东方封建制度的垂死挣扎，十七八世纪，西方的工业革命拉开帷幕。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性”伴随着资本的贪婪本性开始了其在国际市场的征战，发展模式的灵活性和实用性被诠释得淋漓尽致。“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4］。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势来袭，中国传统农业经济模式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于是中国历代仁人志士开始了救亡图存的道路探索，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心理层面，四处碰壁，中国步入了痛苦的近代化过程。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逐渐在中国蔚然成风。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5］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可以顺利扎根？究其原因，精神层面，近代民族的苦难激起的强烈的爱国主义与强烈的反传统的精神合流；实践操作层面，马克思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6］，它被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成为了中国的救命稻草；思想渊源层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根基有共同的认同基础。从此，中国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运用，并在实践中探索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过几代领导集体的不断努力，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创造———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模式是一条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自身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现代转型的道路。
2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融合创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社会工业文明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主导的资本主义式文明，另一种则是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式文明。然而，在东亚，伴随着世界科技革命的推进，20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经济飞速发展，出现了一种新兴的工业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了儒家思想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顺利对接与融合创新。在这里，出现了儒家伦理与现代企业精神交互作用的共治局面，开辟了世界历史上“第三种工业文明模式”。然而，同是属于儒家文化圈影响下的国家，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差异？本文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究。第一，差异的出现与中国的传统政治土壤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土地上涵养出来的儒家思想能够实现儒家政治专制化与儒家伦理柔性的共容共生。但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政治教条化变本加厉，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专制体制”的这种刚性结构束缚了其“伦理文化”柔性功能的发挥。事实上，彻底儒家化的政治领导出现的社会恐怖、对人的钳制和全面控制远比纯粹的“法”作为评判尺度的社会更加残忍。相比较而言，很多在这个时期移民去东南亚、欧美的人，离开了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土壤，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他们，充分发挥文化心理结构上儒家伦理的正向价值，在别的国家的国土上和环境里却创造了很多大型的现代企业，形成非常优秀的企业精神。第二，差异的出现与近现代的探索历程和时代机遇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方入侵民族危亡背景下，在救亡图存的历程中，近代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受了极大的摧残，其中以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破坏为最甚。杜维明先生犀利地指出五四的批判并未触及根本，“我们只是很粗暴地把整个传统扬弃了。没料到的是，把好的东西丢掉了，儒家的糟粕却深深地进入了我们的心态当中。”［7］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在一片失去理性的打砸中，从形式到内容，让传统文化遭受了历史上第二次灾难性的破坏。开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虽然西方社会思潮的来袭让中国传统的文化又一次遭受考验，但是也给中国社会带来极大的物质充裕。而做好准备才实施开放举措的中国，相对于儒家文化圈的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这次机遇带来的经济腾飞已经来的稍微晚了一些。朱谦先生20世纪80年代对“儒家文化在东方各国影响力”的调查结果显示，韩国首都首尔（以前叫汉城）最合乎儒家的核心价值，其次是日本，再次是中国香港和台北，最后是中国上海。当时中国的儒家文化让人难以乐观，由衷热爱传统儒家文化的杜维明为此痛心不已。相比较而言，在东亚其他国度和地区里，近现代探索历程中，它们本身没有遭受像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的灾难和抉择，本身的传统文化相对而言还保存比较完整。例如日本的明治维新是自上而下地在自身传统基础上，对西方先进文明比较鉴别后主动选择的强国之路；新加坡受儒学深厚影响的华人移民占据70％的比例，历来政风廉洁，秩序井然。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国家更是充分发挥了自身地理位置、体小身轻、自由开放的优势，抓住了科技革命的契机，实现自己经济的腾飞和长足的发展。综上，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共同促使它们走上了一条与中国不同的、至少是有差异的现代工业文明的道路。
3两种不同模式对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启示
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为了自身的发展，都在不断地探索着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其中，“第三种工业文明模式”是儒家文化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相结合的范式；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模式”将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创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8］，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如何做到自觉、自信进而实现自强，正是社会主义中国所要考虑的问题。
3.1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在文化功能论研究基础上提出的一个独创性的概念。中国文化的出路，首先需要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和求变革新的自觉追求。“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9］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需要全社会范围内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从而提高对自身文化主动探求的自觉性、多元文化的鉴别应对力以及文化摄取的自觉性。国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各阶段教育的大力发展，家庭和学校教育的良性互动，传统优秀文化的弘扬学习，国外优秀文化的引进吸收，影视文化媒体报道的层次提升以及社会各界文化慈善事业的投资等，都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然而渗透其中最核心、最本质的则是对国民价值观方向进行正确导引，否则与我们奋斗的目标将渐行渐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是新世纪的战略课题，是新时期文化自觉的重要体现，习总书记指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日常生活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是我们提升国民修养的有效路径，也是整合引领、凝神聚气的伟大工程。
3.2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一种基于对自身文化客观评价基础上的不卑不亢的文化姿态，是面对西方文化，既不妄自菲薄也不文化自大的中庸状态。中国的“和合文化”与世界和平理念不谋而合，汤因比先生晚年的研究中看到了中国文化具有修正西方文化所带来的世界动荡的潜力。人类文明经过原始文明、农业文明、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随着工业文明的推进出现了更多的反思以及对后现代主义模式的猜测，然而，反叛和否定并不会把人类成果全盘否定而回归原始，未来的文化模式将在理性同价值、科学同人文的真正融合中产生，在主体间的平等化中产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我们国家站在世界的高度提出的价值追求，既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也是我们负责任形象的体现。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建立在上述高水平认知下未来“中国模式”的打造是可期的，而来自内在创造性转化的文化创新的自觉变革以及来自外在批判性重建的文化整合是中国文化转型的出路所在。树立我们的文化自信，处理好继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关系，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
3.3文化自强
恩格斯说过：“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0］中国文化的自强必须立足中国的现有国情，自力更生，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地探索前进。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文化的自强之路注定是一条对内增强凝聚力、向心力，对外增强影响力、辐射力的自由之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统摄引领作用是中国文化自强的灵魂所在；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的科学发展理念是我国文化自强的根本出路；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文化日常生活化理念”是我国文化自强的根基所在；改革是解放文化生产力的重要途径，而科技创新却是其旺盛生命力的保鲜之术，坚持改革与科技创新相结合的道路，让精神生产能力得以传承是活泉之水的不竭源泉，也是文化自强的动力所在。而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文化自强是实现我国文化安全的基础，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不单在于要造就一种安全的现状，还要造就一种安全的心态”［11］。文化作为重要的民族安全心理基础，作为更高层次的人的需要追求，是国计民生的大事，中国的文化自强是国际潮流中维护自身安全的战略需要，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世界需要中国文化为人类事业提供精神给养。
4结语
今天，中国的中央集权式专制刚性诉求束缚已经远去，传统文化的伦理柔性渐显魅力。过去已经证明，未来将继续印证：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让更多的文明将在这里交汇。相信伴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多样发展、现代化道路的多样选择以及各条道路显现出来的利弊优缺将在时间的检验下更鲜明，中国将对自己有更深刻、更完整、更客观的认知；相信伴随着我们国家教育水平、国民素质的提高，中国的文化自觉必将会在更大更广的范围内进行；相信中国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涵养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文化激荡中将脚跟更稳、自信更足。
作者：宫丽民 单位：山西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