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简述与理论逻辑
朱钢等（2000）通过对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生产增长之间的关系的分析，认为我国经济属于劳动力过剩经济，在这样的经济形态中，财政投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十分明显，甚至高于劳动投入的贡献，也就是说，财政投入有助于促进农业增长，并且会提升农民收入。赵珊（2006）利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农业投入与农民收入的关系，认为我国财政农业投入并未明显的影响到农民收入，即财政农业支出并不是农民收入增长的决定因素。沈坤荣（2007）利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对我国农业支出绩效进行了研究，认为从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出规模来看，国家对农业的公共支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张峁（2010）运用时变参数模型，从宏观和动态的角度考察了我国政府农业支出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政府农业总支出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存在正的影响。大多数研究农业支出和农民收入的专家和学者普遍认为，从农业本身的弱质性、农业生产的外部效应及追求公平（工业反哺农业）的角度来看，国家应该采取保护农业的政策来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多数学者通过研究也得出了增加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收入的增加大有裨益的结论。公共部门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因其自身缺陷的存在，特别是在公共产品、外部效应和自然垄断性质的投资项目上，财政支出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具有一定的保障功能，弥补市场存在的缺陷。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具有天然弱质性，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不能保证其持续快速发展，因此，世界各国大多都把农业作为特殊产业来加以保护，而公共支出是政府保护农业，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财政农业支出政策是政府支持和保护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保障。
1.提供农业基础设施，保障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农民收人的增加、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农村私人产品的产出效率，而农村私人产品有赖于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③。现阶段，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农民的收入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传统的农业经营仍然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扩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范围，特别是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会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提高农民私人产品的产出效率，改善农业生产成本与收益的比例，提高农民收入。
2.免除农业税和增加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已经成为发达国家重要的农业政策之一。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实行新的农业法案，以农业补贴制度替代了原有粮食储备制度，大大提升该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农民收入。2006年，我国全面免除农业税并增加农业补贴，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也提高了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生产技术既定的条件下，农业生产需求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业领域的就业人数，稀释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④。
3.培训农村劳动力，提升农民人力资本存量。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通过对上世纪初到50年代美国农业经济发展历程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特别是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已经替代了传统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和资本存量的增加，成为美国农业生产量迅速增加和农业生产力提高的重要因素⑤。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过低是制约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和农民收人水平的重要原因。根据城市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现实需要，提升农民人力资本存量，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农民在农业和非农产业的生产和经营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
4.加强农业科技投入，提高农业生产率，促进农民收入提高。科学技术在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样，农业科技在促进农民收入上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加大农业科技发展的支持力度，提升农业经营者的科技水平和生产要素的生产能力，可以极大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产品的生产量，从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农业科技提升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同时也使农村劳动力产生了剩余，有利于剩余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增加农民在非农产业的经营或劳动收入，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5.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业财政支出，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仅可以为农村社会安定提供重要保证，而且可以直接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刺激农村消费需求，扭转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减轻农民在养老、医疗及教育方面的支出负担，增加其在农业生产及人力资本开发的投入能力，生产出更多的农业产品及提升其人力资本存量，进而提高其收入水平。
二、实证分析
亚当斯密（1776）在批判和吸纳重农学派思想的基础上，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美国1933年的《农业调整法》开创了财政农业支出作为国家支持和保护农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国外研究的先河，确定了农业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收入曾出现两次（1978-1984年、1992-1997年）比较快速的增长。对于农民收入增长的动力分析，McMillan、Whaley和Zhu（1989）认为1978-1984年间我国农业生产率增长的80%应归功于制度改革，另外的20%则归因于产品价格的变化。⑦Fan、Zhang和Robinson（2001），从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角度出发认为，农民可以利用财政农业支出形成的基础设施及人力资本的积累来发展非农产业，进而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长。从温州农业支出与农民收入的历年数据（见表1）来看，在1978年到2012年间，温州财政农业支出的总额，除个别年份出现负增长外，其它年份基本呈递增趋势，甚至在2007年环比增速高达130.24%，到2012年财政农业支出额达到42.2亿元⑧。总体而言，财政农业支出总量的增加反映了政府对农业进行财政支持的力度不断加大。截至2010年，温州财政支出总额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而财政农业支出年均增长速度仅为8%左右，显著低于财政支出总额的增长率⑨。从改革开放至今，温州农民收入基本呈现递增趋势，在80年代初环比增速一度高达63.64%，从2004年至今环比平均增速基本上保持在11%左右。2012年温州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近1.5万元，但相较于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仍有较大差距。根据温州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变化趋势（见图1），不难看出，即便2012年温州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11.1%）超过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9.7%），但两者收入的绝对差距越来越大，却是不争的事实。因城乡长期实行的二元体制，城市居民享受的，如教育、住房、医疗以及公共用品的消费等各种福利性补贴无法统计，城市居民收入存在被低估的可能，而农民收入数据统计中包括不可交易的实物性收入，因此农民收入有被高估的成分。根据扩大财政农业支出可以增加农民收入的理论逻辑，特别是在温州城镇化、工业化高速发展的阶段，在财政条件允许的前提下，要提高农民收入，就要着力扩大财政农业支出，采取提供农业基础设施，提高税收减免，扩大财政补贴，加强科技投入和农村劳动力培训及社会保障等财政支出方式，来提高温州农民收入。为进一步探寻温州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程度，根据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收入影响的理论逻辑，利用1978-2012年（研究样本区间）温州财政农业支出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时间序列数据（数据来源：历年《温州统计年鉴》），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实证分析温州财政农业支出规模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关系：lninct=α+βlnfint+εα和β是常数，为上述计量经济模型的回归参数；ε为随机挠动项，是未列入模型，但有可能会对因变量（lninc）产生影响的因素。在用计量分析软件Eviews6.0进行数据检验和计算前，首先对各时间序列数据（变量数据均为剔除了价格因素的实际年度数据）取自然对数，消除由于数据采集口径不同而造成的波动影响。并且对所采集的时间数据序列进行ADF（AugmentedDickey-Fuller）单位根检验（见表2），避免所建模型出现伪回归现象，影响数据分析结果的准确性。检验后发现，两时间均为不平稳序列，采用传统方法回归，就会出现伪回归现象。进一步检验，两变量时间序列二阶差分后平稳，即lninct和lnfint都是一阶单整序列，I（1）。Engle和Granger（1987）研究认为，如果每一个时间序列的单独平稳性检测不是平稳的，但这些变量存在相同的单整阶数，且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平稳，则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则该平稳组合存在协整关系。对所建计量模型利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发现方程回归系数在统计上很显著，并且拟合地很好，但D.W.估计值为0.26（小于2），表明所建计量模型存在较强的序列相关性，则估计OLS标准误差不再有效。为确定AR模型阶数，需进一步对回归方程残差进行相关图（自相关系数和偏自相关系数）和Q统计量检验（见图2），发现1-3阶的自相关系数超出了虚线，说明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存在三阶序列相关。
三、简评
从世界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来看，农业是工业化原始资本的重要来源，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经济水平的快速提高，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也是大多数国家采取的一般性政策，并成为促进国家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通过对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机制的分析，可以看出，理论上扩大财政农业支出，是增加农民收入重要手段，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笔者利用温州市1978-2012年财政农业支出与农民收入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分析后发现温州市财政农业支出与农民收入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温州财政农业支出与农民收入存在正相关性，实证检验的结果证明了财政农业支出可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但收入效应较小，温州财政农业支出每增加1%，能带动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仅为0.048%，说明温州农业支出对农民收入的带动效应并不明显。温州财政支农资金的贡献率不高，财政农业支出的收入弹性过低，农业支出在提升农民收入方面作用不大，原因在于，首先温州是民营经济的发源地，农村二、三产业化程度较高，到2012年温州二、三产业规模占GDP比重已经达98.8%，而农业规模仅占GDP比重仅为1.2%（数据来源：《2013年温州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表明农民收入更多地来自于二、三产业而并非农业；再者财政农业支出在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方面存在滞后效应，特别是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研投入方面的支出要成为农业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需要较长的时间，同样，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也存在滞后效度，也是一个缓慢释放的过程，短期内对农民收入产生的增长效应并不显著。从农业的弱质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重视角来看，要增加农民收入，无论是农民人均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还是农村产业结构的升级，都离不开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温州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收入贡献度不高，但仍然是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资金来源。为提高温州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应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农结构，通过对农业生产支出、农村救济费及农业科技支出方面的适度倾斜，扩大财政支农资金在促进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民收入方面的乘数效应，最大限度发挥财政农业支出在提高农民收入方面的作用。另外，温州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本实力雄厚，这是沿海经济发达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优势，应该着力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导向和吸附功能，发动民营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建设，推动温州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进程，促进农业生产，繁荣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如此，既能实现在全球经济低迷、世界市场需求萎缩的条件下，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长期存在的“三农”问题，在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的同时，又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作者：马永伟 单位：温州行政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