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效率—稀缺”维度及其特征
根据人们对学科研究对象的认识，经济学是一门依据人们与社会财富有关的行为进行决策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建立的目的在于为经济现象提供科学的解释，为经济活动的决策提供思路和工具。作为当今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基本目的是解决有限的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问题，而实现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的基本标志是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一切脱离或否定作为第一性的“效率”问题而建立的经济学理论，都不会具有存在的价值，也不可能在实践中得到发展。资源的有限性或稀缺是最为易见和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整个社会生产无疑都是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而进行的经济资源配置活动。面对有限的经济资源，人类可以采取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也可以采取管理和计划等的非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来进行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其中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配置方式的本质在于：围绕商品的供需关系和资源的稀缺程度变化的互动，利用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分散决策的模式，来实现经济资源配置的更高效率。而管理或计划的资源配置方式一般只有在企业的微观组织内部或国家的宏观层面，才具有比市场更高的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研究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以效率为标准的经济资源配置问题的人的行为科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资源的稀缺程度很大程度体现在物品的价格上；产品价格的变化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的变化。而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在资源的优化配置过程中起核心作用。瓦尔拉斯（L.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论是这一逻辑思维体系的科学基础。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等主流学派显然是按照这一解释经济现象与分析问题的维度，围绕资源配置的效率与资源的稀缺状况的关系，建立起一套理论体系。然而，从经济学理论的多元特征和学说的学派分化的事实出发，可以认为以“效率—稀缺”为基础所建立的经济学仅仅代表的是一种经济理性思维的维度。这里所讲的思维哲学意义上的维度（dimension）是指一种视角，是一个判断、说明、评价和确定一个事物的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条件和概念。如现代物理学的空间维度包含了长度、宽度、高度与时间4个方面，即存在四维空间的特征。如果从人的思维的逻辑维度多元特征出发，可以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思维维度客观上是逻辑和演绎化的，即按照多种经济资源的稀缺程度及其变化，假定资源的稀缺财富和变化通过市场价格信号来反映，同时也隐含在市场交易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人们都会按照收益最大化的原则作出理性的行为反应，最终通过市场的均衡机制及调控手段的作用发挥，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应当说在绝大多数的市场经济活动中，人们按照“效率—稀缺”维度的理性行为反应所建立的经济学理论是有效的，因为它可以较完美地解释许多经济现象和解决有关的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的问题，从而为决策者实现收益或效用的最大化提供理论支撑。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按照“效率—稀缺”维度的经济决策必然会充分运用价格机制和市场机制来调节资源配置。特别是在19世纪发生的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在资源的投入与产出的动态关系分析方法上的长足进步，使经济领域的“效率—稀缺”的关系得以精确化和数理化。如利用“等产量线”来表现生产要素价格变化下的不同要素间配置数量组合关系，以及反映经济资源之间的替代过程和动态的替代比例。瓦尔拉斯创立的一般均衡论则揭示了稀缺引起的产品之间价格变化的传递规律。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客观上是建立在资源配置的效率与生产要素稀缺程度的相关关系分析上的。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却存在许多人们并没有按照收益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作出的决策行为。例如。在许多经济决策中，人们对经济效益“次优”的选择往往比“最优”的选择有较高的概率。此外，人们一些经济决策行为也往往出现不按照理性推导的结果。就这些决策者而言，显然又是出于经济理性的，即该决策者在两种或多种结果的选择中，在他们的认知的范围内，是不会故意选择一种较差的结果而放弃一种较好的结果。对于这些现象，经济学在解释上产生了所谓“个人偏好”的概念。但迄今理论上对“个人偏好”产生的机理却不明了；或者解释为心理作用下的非理性行为。因此，可以认为在一定范围内或一些经济活动领域里，按照“效率—稀缺”的决策模式无法反映出部分决策者的经济决策行为和动机。如马歇尔（Mashell）在他184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就多处谈到普通人的经济行为的“半合理性”与“反合理性”现象［1］。这些现象或称之为“效率—稀缺”行为准则下的非经济理性现象。说明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决策在“效率—稀缺”的维度之外，应当还存在其他经济理性思维的维度。人们不难发现，在许多经济活动的领域和阶段中，人们的决策首先应当按照效率作为经济活动的核心目标，如果以稀缺、风险、公平、空间和时间等视角来确定最佳方案，从理论的逻辑架构区别而言，就有“效率—稀缺”“效率—风险”“效率—时间”“效率—空间”和“效率—公平”等多种维度。事实证明，以效率分析为核心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决策客观上具有多维性的特征。整个经济学说史也证明，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对于理论和决策的多元化维度开拓之上。如20世纪以来的风险经济学、时间经济学、生产布局学和福利经济学等学科门类的建立与发展，既是对主流经济学的“效率—稀缺”维度的普适性的挑战，也是对现代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决策的其他维度的开拓与创新。
二、经济学理论的“效率—风险”维度与经济决策
按照经济学对风险的理解，风险就是人类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中发生“不理想事态”的程度以及那些不利的、经济损失事件后果的“不确定性”（uncertainly）。其中“信息不对称”，给经济活动带来的风险就十分突出。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经济活动的参与人对市场交易等信息的拥有是不对称的，有的参与人比另一些参与人拥有更多的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有的则反之。在许多经济领域，如资本投资、商品生产、市场交易、货币信用、商业保险等经济活动中，经济风险的存在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普遍事实。按照风险经济学的理论，风险存在的本质是经济信息的“非对称性”，人们的经济理性是在信息不充分的背景下所能够做出的最优选择或对多方案的一种抉择。避免风险的基本途径在于增加成本来增加信息量和扩大信息分析的力度与广度。但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经济信息的非对称性必然存在，尤其是在信息完全不能够预知情况下的黑箱判定，其经济决策的风险更为突出［2］。因此，经济决策事实上还存在另一个维度，即“效率与风险”的维度。经济资源配置收益最大化的实现往往存在一定的风险，资本投资（包括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充满风险性，风险的概率大小和接受程度对不同的人是有区别的。虽然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是风险厌恶者，但也有一些人是风险偏好者。因此，经济决策在存在风险的环境下，就存在“最优”“次优”及“再次优”等多种选择方案，但具有高效益预期的投资方式往往也是风险概率预期最高的投资方式；而风险最低的投资方式，其收益水平也往往偏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条件下（包括心理条件）就会有不同的选择。风险分析是经济决策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人们在从事劳动、投资，消费等活动，以致在交通出行，接受手术治疗，甚至吸烟，都存在风险和对风险的评估和决策问题。其中投资活动中，人们通常都需要运用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评估各种风险对收益和成本的影响幅度与范围，从而进行投资决策。市场经济信用制度的建立，其根本目的就在于避免交易风险，从而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的经济运作效率。而产权制度的建立在本质上也在于避免经济活动的风险，其中产权明晰的本质在于降低收益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的行为扭曲风险，从而促进经济活动的效率提高。金融活动具有更大的风险性，银行贷款的抵押、担保制度的建立，以及保险业的建立和发展，也与风险化解有紧密的关系。在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之外，人们还需要应对市场交易中的道德风险，这是指一些企业和个人利用信息不对称，有意欺骗对方所带来的风险，如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而对交易的另一方带来的风险。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其他一些非直接的风险，即所谓“城楼失火，殃及池鱼”的风险现象。因此，人们所作出的许多经济决策更多地是基于“效率—风险”的维度而不是“效率—稀缺”的维度。风险投资理论、经济概率理论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效率与风险的关系而创立和发展的。
三、经济学理论的“效率—时间”维度与经济决策
时间是经济决策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的反映过程特征的层面。时间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具有不可储存性与不可逆性的特征。经济活动的所谓效率，在许多层面上是相对时间而言的。如劳动时间或生产过程时间的付出或耗费往往也在较大程度上决定效率的高低。生产要素的配置也存在时间的过程，资金等经济资源的时间占用需要付出代价与成本。资金占用的银行利息的付出，就被解释为是时间的价值体现。在劳动经济学的理论中，劳动时间或闲暇时间以机会成本为转化工具，可以确定出其市场价格。在经济运筹学中，重点研究系统的效率实现与不同要素投入的时间过程以及步骤的关系，这在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中得到广泛的运用。许多经济活动的决策都有时间上的约束条件，如一个建筑工程不仅要求有一定的工程周期，而且对某一工序有完成时间上的严格要求，所谓的效率只有在一定时间约束下实现才能够成立。在时间的约束下开展的实现效率最大化的经济决策，以及依此构建的经济学理论，就是“效率—时间”维度的经济决策与经济理论。时间维度下的效用或价值不仅仅是指物品有用性的存在，还应当包括物品有用性（效用）的时间持续性概念。在投资理论中，投资周期的合理性无疑是其核心内容之一。商品的生命周期现象往往与构成要素的稀缺与替代性无关，也不根源于消费者需求的质变，而是与消费生产力提高有关。在劳动经济学理论中，从时间维度出发的分析比比皆是，如企业对劳动力要素的短期需求与长期需求分析，竞争性企业的短期需求被认为是在劳动的边际收益大于或等于边际成本的前提下，追求效率的经济理性行为；而企业的长期劳动力需求则是在资源自由替代的条件下，追求效率的经济理性行为。在生产活动中，产品的效用和价格高低往往取决于时间，如葡萄酒的市场价格与储存的时间长短成正比。葡萄酒制造商的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决策的“效率—时间”维度特征就非常突出。制造商既要考虑长期储存对资金占用等成本因素，又要从时间价值变化角度考虑储存的时间长度，从而选择能够实现效率最大化的结束储藏转为出售的最佳时点。在家庭经济学理论中，相对时间的生产性支付，时间在消费领域的耗费也同样被广泛关注。为了实现时间消费的效用最大化，消费者不仅需要从稀缺和效益的角度对眼前的货币支出作出选择，而且需要对不同的时间付出作出选择。如有的人宁愿节省眼前的消费而投资于教育和技能培训，以牺牲闲暇时间而希望获取长远的预期收益，其本质在于追求人生更高的时间价值或时间效率。依照“效率—时间”维度的经济决策与依照“效率—稀缺”维度所作出的经济决策有许多差异，如人们为了争取时间，可能不惜代价，造成资源的浪费。而在有的情况下，一些产品（如葡萄酒）生产必须保持一定的时间过程才能够达到满足人们需求的效用程度，也往往造成资源配置的闲置和低效率利用。这些情况都不符合在“效率—稀缺”维度下的收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原则，但是在”效率—时间“维度下，却是人们的经济理性的行为。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的生命周期和生命预期下完成的，这就是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在劳动与消费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的时间维度的决策依据。经济分析中的短期行为与长期行为的区别，最终来自于人们行为的时间维度差别下的效率判定。在与时间有关的“机遇”问题的经济决策中，机会的把握对获取最大的经济效果至关重要，有时候还起决定性作用。
四、经济学理论的“效率—空间”维度与经济决策
任何经济活动都必须落脚到具体的特定空间。其中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和再分布都会直接影响到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生产布局集中反映了国民经济生产能力（如固定资产和产品）对空间分布的选择；反映了各生产要素、各部门的空间组合和结构以及各经济区域、经济中心之间的分工协作与发展比例关系。经济学从空间角度来探讨生产与经济活动的效率问题。德国经济学家杜能在1826年出版的专著《孤立国》中，分析农产品运输成本与利润的关系，并引出农业空间圈层结构和农业区位的概念。继后有韦伯的《工业区位论》（1909年）标志着经典生产布局理论的建立。“中心地理论”又进一步探讨区域开发与城市布局的经济效率问题。区域经济学则按照不同类型的区域的空间分布优化提出理论框架。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以克鲁格曼（P.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将一般均衡理论涉及的运输成本、交易成本等效率损失与规模报酬递增等结合起来，建立了多种数学模型用来分析产业空间积聚的形成和稳定性等问题。该理论也进一步带动了对于“产业集群”“产业园区”等经济实践的研究。新兴古典经济学建立在以分工和个人专业化演进结果的理论框架，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效率—空间”的维度，来研究交易活动及其网络在地理空间的集中对城市兴起与发展的效应（杨小凯，2003）。在土地经济学中，土地的区位条件更是成为经济效率的决定性因素。新兴古典主义经济学从市场分工和网络规模的经济学研究新角度，对产品的地域差异、城乡产业布局安排和全球化过程下的国际分工的效率等问题的研究，都提出了一种基于“效率—空间”维度的经济理论框架和决策模式。从人的生产与消费等基本行为出发，都有基于“效率—空间”的决策过程。例如人们都往往会考虑家庭居住地与上班地点的距离及其交通工具的成本选择问题。对一个地区而言，生产要素、经济资源、市场网络、城市结构等都涉及空间布局和对其规划和对多种方案的决策过程。由于不同空间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地域之间的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换就成为提高经济活动效率的基本手段，因此商业贸易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基于“效率—空间”维度的经济活动。在一定的空间距离范围内，市场交换活动可以满足交易双方的需求，使双方对物品的主观价值得到增加和社会总福利得到增进。即使是在企业生产的微观空间，也存在合理、科学的生产设备与生产线的空间布局问题，有时一些细微的空间布局结构的调整和改进，都会对企业生产的经济效率提高起关键性作用。
五、经济学理论的“效率—公平”维度与经济决策
人类的经济行为作为社会行为的组成部分，显然无法摆脱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对其的制约和影响。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处理效率问题的同时，也必须顾及经济活动中涉及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的一系列社会伦理道德的规则和制度安排。因此，经济学理论在提供解决稀缺的经济资源配置的原理和决策方法的同时，也需要解决市场交易的平等规则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公平等规范性问题。客观地讲，古典经济学的创立本身就是基于对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超市场的经济行为的否定和批判。亚当•斯密(A.Smith)作为倡导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大师，他提出的“经济人”概念中就隐含着市场交易的“公平”思想。他从市场交易层面上的“效率—公平”维度出发，认为个人要达到私利的目的，也必须顾及到他人的利益。只有在自由、平等和公平交易的市场活动中，才可以达到交易双方的互利和社会的总福利增进的客观效果。在19世纪后半叶经济学的“边际革命”时期，瓦尔拉斯在论述应用经济学与经济伦理学的关系时，就认为公平的要义是“把个人所应有的归还给个人”，但经济伦理问题应当与要素的效率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3］。后来由克拉克(Clack)所创立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进一步确定了各生产要素之间的边际收益分配关系，把“效率—稀缺”维度下的分配关系在理论上精确化［4］。但是后来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却力图回避对经济决策必须面对的公平判定问题，认为经济学只解决资源优化配置的“实证性”问题，“规范性”问题不应当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这种观点无疑是对经济学多维度理论发展的一种认知倒退。虽然古典经济学初创时期就产生了经济伦理的概念，但是直到20世纪初由庇古(A.C.Pigou)等经济学家创立了福利经济学，才开始将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部分领域转移到对“公平”的判定和处理问题上。福利经济学在理论创立时即明确表示，在人类经济决策中，还需要为人们提供解决“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手段和方法。该理论强调的是对经济活动，尤其是财富分配“公平”判定的新维度，认为个人与经济利益集团在决策时，如果不考虑公平的因素与问题，最终该经济活动会导致社会总福利的减少，因此缺乏公平原则而进行的经济活动必然导致低效率或无效率。在福利经济学理论中，其“效率”往往不是指直接的经济过程的收益或利润，而是指经济活动的最终正效用—个人、家庭及社会的净福利。缺乏“公平”标准判定经济活动是难以实现社会最终福利最大化目标的。在福利经济学看来，对一个经济活动的评判不能仅仅局限于其由直接收益所代表的效率的高低，还需要增加对其是否“公平”的评判标准，如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交易所隐含的假设前提—交易的平等规则和自由竞争的原则（亚当•斯密标准）。值得关注的是，帕累托除提出“效率—稀缺维度意义上的资源配置优化的理想状态—“帕累托最优”状态外，还从“效率—公平”维度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改进”原则，“帕累托改进”原则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5］。“帕累托改进”是在“效率—公平”维度下所达到的经济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状态，也是实现“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的理想方式。后来，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和希克斯又相继提出了具有“效率—公平”维度意义上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及“非帕累托改进的经济补偿”原则。其中“非帕累托改进的经济补偿”原则（卡尔多—希克斯原则）是指“如果一个人的境况由于变革而变好，因而他能够补偿另一个人的损失而且还有剩余，那么整体的效益就改善了”［6］。这里的“社会总福利增进”体现了效率方面的约束条件，“经济补偿”体现了“公平”方面的要求。这些福利经济学的经济决策维度就基于“效率—公平”关系的统一视角而提出的。因此，福利经济学是经济理论和经济决策的“效率—公平”维度的系统发展。制度经济学属于非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但其理论的维度设置上却具有“效率—公平”的特征。所谓“制度”的本质在于安排的规则是否为交易的多方以及社会的多数人所接受，因此制度对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所隐含的基础是“公平”或“平等”“正义”。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提出的产权经济理论，其核心就是产权界定与交易成本的公平性对效率实现的影响关系。科斯认为，当交易成本为零时，只要产权明晰，市场机制可以解决经济外部性问题，迟早会自动地纠正“市场失灵”，这里的“市场失灵”包含有低效率和交易不公正的双重意思。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所谓制度的缺陷不仅体现在“交易成本”高昂与效率的低下，往往还体现为制度安排的公平性的缺失，如在市场交易规则或制度安排上的不公平，以及对政府公共资源等的社会分配不公平，必然会直接、间接地影响到企业等微观组织和政府的效率实现，如理论上已经证明了对职工分配不公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方式就包括:怠工，非正常流动，缺乏创新精神，消极管理，劳资纠纷与冲突，等等［7］。政府实施的一些“非自愿交易”，如房屋拆迁、工程移民搬迁；乃至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等，都存在对公平的处理不当问题。中国目前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许多问题，也更多地是要求判定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往往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确定其平衡点。但是“效率—公平”维度的经济学理论的构建至今与科学化标准还有一定差距。人们不难发现，依据“效率—公平”的维度所进行的决策广泛存在于人们对市场交易、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等许多经济活动领域。在这些领域里，如果缺乏公平，经济的效率是难以实现或持续实现的。缺乏公平的经济制度安排，以及缺乏公平的社会制度安排、政治制度安排，也会直接、间接地影响经济效率的实现。新制度经济学则主要从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因素的视角，强调公平、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及低成本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和全社会经济效率的增进作用，认为在许多情况下，制度变革的因素往往比资源配置优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例如，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即来自于市场化改革与制度变迁为标志的“改革红利”。
六、结论和启示
1.经济学理论的“经济理性”行为假设应当具有多维度特征
经济决策多维空间的存在，表明古典经济学的经济理性假设或表述是不尽完善的。过去人们对于由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设的理解往往局限于“效率—稀缺”关系的维度，所以对人们在追逐效率的过程中对资源稀缺的行为反应的总结是不全面的。经济理性的最核心的内涵在于：经济行为是在一定资源条件的约束下，人们总是会采取一种较有利的途径，而不会去故意选择一种不利的结果。但是，恰恰在一定条件下，人们会选择一些非收益最大化的举措方案，或所谓在多方案中去选择“次优”的方案。按照传统的基于“效率—稀缺”维度的经济理性假设，对有关的行为就无从加以合情合理的解释。可以认为，所谓“经济理性”，是指人们普遍在从事每一种经济活动时，不仅从资源要素的稀缺程度或取得的易难程度来考虑其路径或方案的选择，还自觉、不自觉地从获利的风险程度来选择；从经济活动的时间配置与程序，经济活动的空间配置与布局，以及获利的手段、交易规则安排的公平性等维度来进行决策。只有效率兼顾了稀缺、风险、时间、空间与公平等维度的经济决策才是一种完整的经济理性行为的决策。
2.大多数个人“偏好”行为属于按照其他维度决策的理性行为
面对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非理性”的经济决策行为，目前的经济学理论往往用个人的行为“偏好”来加以解释。但是人们经济决策的“偏好”行为，多数与他们的决策维度差异有关。因此，现代经济学赖以存在的人的经济行为假设在“效率—稀缺”的维度之外，还必须增加“风险”“公平”“时间”“空间”与“效率”的关系的决策维度，这些维度的存在都符合人的经济理性行为的规范。如果说人们在经济决策中存在个人的偏好，那么也是按照“效率—公平”“效率—时间”“效率—空间”或“效率—风险”维度考虑其偏好行为的。例如，从“效率—稀缺”的维度出发，人的经济行为是不可能完全理性的，而且出现了许多难以解释的“悖论”。但是从“效率—风险”等维度，这些人的经济行为则是完全理性的，所谓的“悖论”也就得到合理的解释。在许多情况下，所谓的个人“偏好”可以认为是个人的“风险偏好”“时间偏好”“空间偏好”与“公平偏好”，在相应的维度下无疑是理性的经济行为。
3.经济决策往往是一个多维度选择与“排序”优化的过程
不仅经济理论具有多维度的特点，而且人们在具体的经济决策中也必然存在多维模式的选择问题。不同的维度决策模式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不同的作用。不同维度的决策在相互之间都与对效率的评判相联系；但针对具体的问题会对维度进行选择。如企业家面对生产要素市场价格的变化时，基本上会按照“效率—稀缺”的维度进行决策，以收益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的原则来配置有限的资源。但是他在这一基本决策维度的基础上，往往还要考虑对效率与公平、风险和时间的关系，以及可能还会对此进行一定的排序。如面对企业收入的分配问题，企业家的决策的维度就可能按照“效率—稀缺”的关系，更直接的是按照各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的比例来制订初步的分配方案，同时又进一步考虑有关方案涉及的效率与风险、时间和公平的各种相关因素，如分配方案的利益冲突风险如何？是否具有时间的可持续性？是否会对要素的市场价格和员工流动产生效应？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个人或经济团体的经济决策都难免会发生失误。而决策的失误大体存在两个层次：首先决策者是对经济决策主导维度的选择或排序上的失误；其次才是决策者在某一个维度下的具体运作的失误。因此，理性地确定决策的主导维度和对其他维度进行排序，再综合作出决策的最佳、次佳等方案，对实现经济活动的目标有普遍性的意义。例如，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往往就是以“效率—稀缺”维度作为主导性评估方法，再以时间、风险、公平等其他维度加以调整和优化，最后提出各种方案进行总体、综合的评估，从而为投资项目的决策提供可供选择的科学依据。
作者：郭正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