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军事思想、积极防御战略、反“围剿”战争、形成、毛泽东
[摘要]中央苏区第一至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为毛泽东关于红军反“围剿”战略思想和红军作战原则的形成提供了舞台。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军事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独具中国革命战争特色的作战原则，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构筑了框架雏形。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从1928年5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就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军事思想形成的全过程。本文试就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与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军事思想的形成作一论述。
一、从“十六字诀”原则到“诱敌深入”方针的重大转变
1927年9月19日，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3团和第1、2团余部，陆续到达文家市。当晚，前委在此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主张，决定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迅速脱离平江、浏阳地区，沿罗霄山脉南移，寻求新的立足点。10月7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是我们党领导革命斗争由城市向农村转变的开始，此后逐步产生了适应崭新的武装斗争方式的战略战术。从井冈山创建时期敌人的四次“进剿”、三次“会剿”到中央苏区时期敌人的五次“围剿”，红军一直处于强大敌人的包围之中。如何防御敌人的进攻，有效保存和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是摆在处于弱势的红军面前的一个根本问题。毛泽东从井冈山革命斗争实践经验中较早地认识和把握了“围剿”反复的斗争规律，并运用这一规律指导红军的行动，使红军始终保持主动并在不断战胜敌人“围剿”中得到较快发展。1928年，毛泽东在领导坚持井冈山的斗争中，针对当时的敌我情况，总结了初期作战经验，制定了朴素的游击战争作战“十六字诀”。从1930年夏季开始，红军在中央苏区得到较大发展，约有3万余人的正规部队，建立了军团和方面军，基本上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这一时期，主力红军的作战原则也适应当时的形势适时的由游击战转向运动战，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尽管这一时期的运动战某种程度而言只是提高了的游击战，但它却是一个战略思想的重大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红军的战略战术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到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提出来了。红一方面军运用“诱敌深入”战略，粉碎了敌人第一、二、三次“围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使我军作战原则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毛泽东对我军战略战术创造发展的重要贡献。毛泽东曾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其主要内容有反“围剿”的准备、战略退却、战略反攻、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原则，形成了毛泽东的以人民战争为基础的、积极防御的基本战略军事思想。
二、“诱敌深入”是红军取得反“围剿”胜利的正确战略
罗坊会议最终作出“诱敌深入”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红一方面军主力东渡赣江，诱敌深入。1930年11月1日，红一方面军总部根据罗坊会议的战略决策。由毛泽东、朱德签署在罗坊园前村发出《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敌疲惫而歼灭的命令》。命令指出：“方面军以原任务拟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
当敌人实施大规模的“围剿”时，红军采取的基本战略是“诱敌深入”。“诱敌深入”有利于主力红军保存军力，待机破敌；有利于动员和组织苏区内各种力量支援和参加战争；有利于使敌人分散兵力。削弱敌人优势兵力；有利于发现敌人弱点和造成敌人的过失；有利于红军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直至打破敌人的“围剿”。毛泽东在后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时提出：“根本上危及军力的保存时，应该勇敢地退却，以便保存军力，在新的时机中再行打击敌人。拼命主义者不知此理，明明已处于确定了的不利情况，还要争一城一地的得失，结果不但城和地俱失，军力也不能保存。我们历来主张‘诱敌深入’。就是因为这是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
毛泽东在实施“诱敌深入”战略方针时，先是做好反“围剿”的战争准备，主要是军事上的准备退却和为着准备退却的政治上的宣传、动员，征集兵源，筹措给养，寻找有利作战的阵地、组织动员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准备参加和支援反“围剿”作战。在敌人“围剿”开始前或同时，红军主力应向苏区内退却，以诱敌深入，待机破敌。退却的终点，通常在根据地中部，有时在后部或前部的边缘区。同时，以一部主力协同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采取运动防御和广泛灵活的游击战袭扰、迟滞敌人的进攻，以保障红军主力集结、隐蔽、休整适时转入反攻。反攻开始后，一般选择的目标，通常选择在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阵地，能有效地打击敌人的要害及比较薄弱处，给敌以沉重打击。反攻是打破敌人“围剿”的决定性步骤，既要打，更要打好。毛泽东十分重视坚持慎重初战的原则，打则必胜，从而转被动为主动，打破敌人的“围剿”。
反“围剿”取得胜利后，红军乘胜开展有计划、有部署的进攻作战，拔除苏区内敌人的据点，消灭苏区外的分散孤立之敌，巩固和扩大苏区，发动群众。扩大红军，筹措给养，整训部队，为打破敌人的下次“围剿”做好准备。
实施“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必须拥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有了革命根据地，“诱敌深入”就有了充分的回旋余地和广阔的战场。这与毛泽东对预定战场的选择的六个条件十分吻合。因为“(1)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2)有利作战的阵地；(3)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4)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5)使敌人疲劳沮丧；(6)使敌人发生过失”这六个条件只有在根据地内才能发现并创造；只有在根据地内才能发现并利用“人民条件好”这一优势，发挥红军之优长，组织动员群众，打具有人民基础的人民战争，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同时必须拥有和建立一支信念坚定、英勇顽强、敢于战斗、勇于牺牲的人民军队。这样，在敌人大举进攻苏区时，我军仍能充分利用各方面的有利条件。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有效地打击敌人的疯狂“围剿”。
三、“慎重初战，战则必胜”是取得反“围剿”胜利的重要谋略
毛泽东对于反“围剿”之“初战”极为重视。他认为打好反“围剿”第一仗至关重要。这一仗必须打胜，必须照顾主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必须打胜，则是在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人，有胜算概率的情况下开战。照顾主战役计划，就是在打第一仗吋，必须统筹兼顾第二、三、四乃至最后一仗大体上的打法。必须对战争的变化有清醒的估测，没有成竹在胸，是打不好仗的。照顾下一阶段战略，就是当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谋略到往后几个阶段会出现的情况，至少应谋略预计到下一个阶段可能会出现的情况与问题。没有这种谋划计算。束缚眼前的利害，就必然会陷于被动之中，而一着被动，则着着被动。
四、结合游击战的运动战是取得反“围剿”胜利的主要形式
毛泽东指出：“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仍然是运动战。”红军在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的历次成功的战役、战斗，其作战形式基本上都是以运动战为主，同时辅之以游击战法，红军驰骋干广阔的战场上，大踏步地进退，迅速集中和分散兵力，充分调动敌人军力，使其陷入我军布设的陷阱。在运动战中拖垮敌人，创造战机，乘其虚弱，打其弱点，实行近战、夜战，包围迂回，更有效地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达到速决和全歼目的。运动战的特点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因此，实行运动战：(一)必须正确地判断情势，处理好“打”和“走”的关系。一般情况下，红军在实施战略退却、转移、佯动、奔袭、迂回、追击等情况下，都要走；当面对敌人兵力过大、火力过猛，或占领着巩固阵地，或邻近各部靠得紧、靠得近，不好打时或不能快速解决敌人时都要准备走；有时战斗打成僵持局面，在相持中我军不力的情况下，也要考虑主动撤走。但是，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更好的打，为消灭敌人创造战机。(二)运动战要把运动之中或立足未稳之敌作为主要作战目标。通常我们所说的避其主力，打其虚弱就是这个意思。为此，加强侦察、掌握敌情变化，隐蔽自己的行动和企图，等待时机，积极创造和及时捕捉有利战机显得十分重要。这关系到能不能在运动战中准确打击、消灭立足未稳之敌。(三)以打运动战为主，还必须配合广泛的游击战，也不拒绝必要和可能的阵地战。运动战是主要形式，游击战是红军的拿手战法，可谓变化无形，收得拢，散得开。这些都必须从战场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运用多种作战形式，战胜敌人。
毛泽东关于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思想的提出和总结，我们可以在更早年代找到论证。1930年12月24日，为进一步鼓舞红军反“围剿”斗志，毛泽东、朱德和红一方面军总部从黄陂移驻小布，翌日在小布赤坎村外麻糍石下的河滩上。召开了盛大的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为大会亲笔拟对联一副：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这幅对联把打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思想说得清楚透彻，便于理解，更利于操作。这种以运动战为主结合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思想在经历三次反“围剿”的检验后，得到了进一步的提炼和丰富。
五、实行歼灭战是贯彻反“围剿”战争积极防御战略指导思想的主要手段
毛泽东指出：“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予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在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以歼灭战消灭了敌人共10个师5个旅计7.5万人，其中俘虏国民党军4.6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3.6万余支，迫击炮七八十门，子弹五六百万发，不仅鼓舞了苏区军民的士气，而且在敌人阵营中造成了恐慌，被红军歼灭或遭重创的国民党军队，长时间难以恢复战斗力，严重动摇了国民党军军心。同时，红军以缴获的武器装备和俘虏的敌军士兵，壮大了自己，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也获得了较快发展。
实施歼灭战，在作战指导上，要力求把握以下要点：(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当敌人大规模进攻时，红军应以一部主力配合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牵制、迟滞其中的多路，集中红军主力打敌一路或一部，以形成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二)避其主力，打其虚弱。“弱军对于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除寻歼战斗力较弱小之敌外，凡态势孤立、运动之中、立足未稳、饥疲困乏、疏于戒备、孤军深入以及由进攻转为退却之敌，都易于歼击。这就需要战场指挥员适时抓住战机，果断处置。(三)采取包围迂回战术。打歼灭战，必须采取四面、三面但至少两面的部署。通常以一部兵力置于正面，主力向敌人翼侧迂回，断其退路，从敌之侧后发起攻击；同时要控制强有力的预备队，随时准备追歼突围之敌。(四)实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速决战是达成歼灭战的重要条件。实行速决战，除了集中优势兵力，采取迂回包围战术之外，还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点和方向，出其不意地发起攻击；采取穿插分割，将敌化整为零予以吞食；广泛运用袭击、伏击和远距离奔袭等作战手段；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不怕疲劳，连续作战。
六、兵民是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之本
毛泽东曾经说过“兵民乃胜利之本”。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时期，党由于贯彻了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的政策，使国民党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苏区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的第二战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先后发布了系列通告和通令，动员根据地群众扩大红军。坚壁清野，加强赤色戒严，设立军事交通站，筹措经费，建立兵站，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支援前线，布置地方红军和赤卫队袭扰和疲惫敌人，配合红军歼敌。根据地人民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果实，积极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踊跃支援红军，配合红军袭敌扰敌，筑起了一道打不烂的铜墙铁壁，使进入根据地的敌人寸步难行。敌第十八师在遭到惨败后供认：“东固暨其以东地区，尽属山地，蜿蜒绵亘，道路崎岖，所有民众，多经匪化，且深受麻醉，盖匪即是民，民即是匪，对于我军进剿，不仅消极的认为恶意，且极端仇视，力图抗拒。如是，对于我军作战上发生下列之困难：(一)我军师行所至，农匪坚壁清野，悉数潜匿山中；(二)潜伏山中的匪徒，对于我军状态窥探无遗。如是，我军企图完全暴露；(三)我军不能派遣一侦察，即欲寻一百姓探问道路，亦不可得，以故我方对于匪情全不明确，即对友军之联系亦不容易；(四)山地道路崎岖，行军已感困难，而匪徒对于前进之道路亦无不大加破坏，我之前进，几使我无路可走，盖一则可予我之极大疲劳，一则无形中可迟滞我军。……其所以不放一枪自行放弃其极坚固之东固匪巢者，即欲诱我深入匪区，予我以上述种种痛苦，而发挥其特长，将我一举包围而歼灭之也。”
苏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给深入苏区之敌以节节打击，成为反“围剿”战争无形的第二有力战场，构成苏区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创建和保卫苏维埃胜利果实的重要力量。同样，他们在拥军参战、扩红支前的生命线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没有人民的支持，就没有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红军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为毛泽东关于红军反“围剿”战略思想和红军作战原则的形成，提供了实践的舞台。毛泽东曾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创建时期就和朱德同志一起，总结和提出了带有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作战“十六字诀”原则和“打圈子”战法。面对国民党军队重军疯狂“围剿”，毛泽东又从红军战争和根据地实际出发，提出并坚持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根据地内予以歼灭的战略方针：坚持慎重初战，打好第一仗；坚持打运动战，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坚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速决战等一系列独具中国革命战争特色的作战原则，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构筑了框架雏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