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价值呈现
少数民族体育临时景观设计为少数民族体育活动服务，借此构建良好的族群关系。例如蒙古族那达慕体育大会、哈尼族民族体育大会、彝族“射弩”大会等，其目的与其说是传承少数民族体育文化，还不如说是凭借体育事件团结族群关系，具有鲜明的短期效应，其体育的市场形态主要表现为短暂性的体育事件。因此其临时景观设计所使用的建材工具缺乏稳定性，很少动用诸如水立方、鸟巢等永续性体育景观的硬质材料，倾向于打造那些在体育活动后便能顺利进行拆除的临时设施，包括“体育装饰设施、卫生设施、路标设施、庆典设施、服务设施、休息设施以及建筑设施在内的临时景观”[3]。体育临时景观在时间上的短暂保续期决定了设计本身的功能性限制，影响了作为民族宣传和民族城市宣传的动机，原因在于少数民族体育的商业化机制较弱，没有形成稳定的市场回报，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几乎很少有景观设计师愿意投身少数民族体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媒介传播思想提供了少数民族体育临时景观设计的社会学价值、经济学效能以及生态学意义，才确立了我国少数民族体育临时景观设计与媒介呈现的密切关系，学者才开始从民族形象传播和民族城市形象传播角度研究打造民族体育临时景观的价值。媒介传播平台的发展使少数民族体育临时景观设计摆脱了被忽略的边缘化特征，促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大众生活。2013年《人民日报》高度评价少数民族体育景观设计的理性形象，指出少数民族体育景观设计品位的提升让全国人民看到了少数民族城镇化过程中基础设施与空间环境的巨大改变，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走进大众生活。可见，优秀积极的媒介呈现视角既有利于临时景观设计的视觉形象扩散，又能通过社会价值观渗透影响大众观念。少数民族体育临时景观设计的经济学效能也有效推动了景观的利用，推动了其作为民族形象和民族城市形象的传播步伐。“少数民族体育临时景观设计的经济学效能主要体现在经济效率与效益两个维度层面”[4]，一方面少数民族临时景观设计需要调动人力、筹备建材、占用场地，设计者既要考虑经济成本又要避免资源浪费，并解决临时景观设计的时间紧张问题。
据统计，我国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临时景观设计花费高达百万，然而正是因为少数民族临时景观设计为区域环境创造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形态，因此媒介呈现的信息传播功能可最大限度地增加少数民族体育临时景观在特定时间内的参观者数量与频度，推动景观利用程度，提升少数民族体育活动的经济收益和传播价值。少数民族体育临时景观呈现的生态保护思想与当代的媒介传播价值高度契合，通过临时景观设计，借助媒介实现其民族价值观便成为了可能。少数民族体育临时景观相较大众体育景观而言拥有鲜明的文化生态学内涵，我国少数民族体育临时景观设计受到少数民族地域形态与文化习惯的影响，相较大众体育景观设计的差异明显。一般来说，少数民族体育临时景观设计的建筑材料大多取材于少数民族区域生活，天然具备西方环保主义造型的“嫁接”与“拼合”风格，例如云南篝火体育晚会使用玻璃纤维与反光金属来制作篝火晚会的栏杆，通过材料自身的光泽度在夜晚进行空间分割；新疆维吾尔族每年一度的牛车竞赛，采用牛车轮胎来拼接赛道，“大面积的几何曲线表现出极强的视觉冲击力”[5]。此类自然取材又遵从几何学规则的秩序空间设计，俨然成为少数民族体育临时景观设计的重要标志，简单、明确、大胆又充满创意，即使伴随着当代新建材、新技术源源不断的更新，少数民族体育临时景观设计的灵感与方法仍然没有做出较大改变，少数民族体育临时景观设计是对少数民族独特生态资源的利用，少数民族体育临时景观组建与拆卸的便捷性、组合功能的灵活性都反映了自然利用的生态保护观，上世纪80年代我国相关研究人员认为“对现代新型材料应用的滞后影响了少数民族体育景观设计的前进”[6]，但上世纪90年代后期西方媒介传播的景观视觉理论与环境行为学说的引入却否决了这一说法。当代媒介传播讲究“和而不同”，少数民族体育临时景观设计组建与拆卸的便捷性、组合功能的灵活性，设计者减少自然资源掠夺的生态目标，它们展现出的民族独特生态资源的利用反映了自然利用的生态保护观，契合了媒介呈现的生态学意义在于“促使中国体育文化焕发多样化生机”，与当代媒介传播价值高度契合。
二、价值渗透
从环境行为学说来看，体育临时景观设计关注的人的临时性体育意愿的实现，其本质是人的体育行为与体育空间环境的互动关系，因此少数民族体育临时景观设计蕴含着“少数民族通过感知特定环境而产生的行为反应与心理反应”[7]，其中行为反应可以围绕设计材料与技术创新来获得新的生物适应性，但是心理反应却有赖于媒介传播来沟通信息，调适景观占有者与观赏者的审美视野与精神空间，当今少数民族体育临时景观设计更多的是作为一种静态的物质文化形态，尚未通过媒介呈现渠道发扬自身的社会交际内涵，形成良性的社会价值观渗透。例如白族女子霸王鞭比赛寄托着“凤穿花”、“打四门”、“爆平安”的吉祥兆头，其体育临时景观设计常“以空心竹或扁形木条制作成回旋体结构的三维纯几何空间放置在场地四周”[8]，获胜者可以将自己队伍的特制铜钱装饰悬挂其中，当铜钱被填满后，将会出现一个形似玉璧的金色钱眼，该景观设计的建筑过程完全交给了体育运动的参与者，体育景观的审美价值实现需要依靠运动员去发挥创作激情，然而这种前沿设计思潮并没有通过媒介传播得到有力的宣传与培育，损失了受众者心理感知的深层次美学经验获得，取而代之的是对白族女性霸王鞭运动的性别逻辑强化，由于媒介传播过多聚焦白族女性运动员的年龄、体形、容貌，不仅抹杀了少数民族女性体育的独立品格，还模糊了少数民族体育临时景观设计的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体系，使体育传媒推广陷入娱乐消遣的怪圈。
少数民族体育临时景观的社会价值渗透是媒介呈现追求的主要目的，从环境行为学说来看，体育临时景观设计关注的是人的体育意愿的实现，蕴含着少数民族通过感知特定空间环境而产生的行为反应与心理反应，其中媒介传播的作用是沟通信息，调适景观占有者与观赏者的审美视野与精神空间，实现少数民族体育临时景观设计的社会交际内涵。环境行为学说将社会交际内涵与媒介呈现功能等同，认为“有效的媒介呈现是通过行为人与空间环境的信息沟通获得主体意识的提升”[9]，包括了深层次的审美感悟以及对正确社会舆论的引导，体现为专业人员采访写作、编辑发行、报纸杂志、广播评论等静态媒介呈现形式对少数民族体育临时景观设计的媒介监管与文化引导工作。一方面是提取区别于当今主流体育景观设计的异质性体育理解；另一方面是强化少数民族体育临时景观中的文化共融，既客观务实又能加以选择性地陈述。正确的社会价值渗透要求媒介传播“在媒体议题、篇幅架构、内容选择、重要性排列、叙事方式等各个方面”[10]超越特定社会群体不被大多数社会成员所认可的归属性文化，从而引导少数民族体育中的独立人格，促进社会平等与舆论和谐。
三、价值实现
景观视觉理论从微观的角度肯定了少数民族异质性体育景观设计的“肌理层次”，认为设计的纯视觉体验并不以建筑材料的更新取胜，而是将形象的纹理感官效应作为视觉传递的有效内容，对此诸如少数民族体育临时景观设计中的树篱、混泥土砖块或人造草皮等原生态手工材料都是视觉传递的优势条件，其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媒介传播对少数民族体育临时景观设计的“肌理”呈现出现了问题。当今少数民族体育临时景观的媒介传播并没有真正聚焦少数民族体育临时景观设计的特殊观赏角度与质感效果，对于设计师提供的审美性能、局部细节、空间质量把握不够，甚至可以说反应迟钝。以藏族那达慕大会的体育临时景观设计为例，2012年藏族那达慕体育大会的运动员休息帐篷被喻为“奶酪圈”，世界闻名的悉尼运动会亦出现过相似的“面包圈”、“糖果饼”设计，西方媒介报道从行为艺术的角度鼓励了这种“大地上的生活景观”，而我国体育媒介却大幅度报道“奶酪圈”帐篷场地所在的藏区奶酪产品销售再创新高，可见当今少数民族体育媒介更倾向于承载消费主义文化，看重少数民族体育临时景观设计的经济价值而弱化艺术创造的成就。
其实，少数民族体育景观设计蕴含着特殊的创作灵感与民族文化经验内容，其媒介呈现的纯视觉摄取、社会价值观渗透与主流体育传播途径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根据少数民族体育临时景观设计的媒介呈现问题分析，需要从视觉形象入手进行优化。少数民族体育临时景观的纯视觉摄取脱产于西方视觉理论的“肌理”优势条件，旨在号召当代媒介呈现聚焦少数民族体育临时景观设计的特殊观赏质感，提供对大众审美性能、局部细节、空间质量方面的把握，用以摆脱消费主义文化怂恿。因此，针对少数民族体育临时景观设计的媒介传播应该首先立足于对景观的视觉形象呈现，包括了设计形式的丰富性、色彩的明快多变性、肌理材料的创新性等，适合以电视、网络、摄像、摄影等实践性捕捉方式与图片呈现形式出现，其相较大众体育景观呈现的特殊之处在于“体现少数民族体育临时景观设计对场地生态发展过程的尊重”[11]，例如傣族游泳大赛中的“葫芦塔”设计就是以水资源为介质降低场地温度的天然物质能源循环装置，对场地的自我维持特色提供了媒介传播对少数民族发展与自然利用之间的关系思考。对此，视觉形象传播理论认为，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体育消费意识在作用少数民族体育临时景观设计的欲望表达，而是少数民族体育临时景观的“肌理”存在本身在制造媒介传播的精神商品，因此可以认为少数民族体育临时景观设计的消费主义文化怂恿并不存在，相反一切追求与推动文化信念的媒介呈现方式均代表着最先进最值得传播的社会消费文化。
作者：张宗程 单位： 北京联合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