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国初期图书馆社会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
甲午战争失败后，很多社会精英开始寻找治国安邦的道路。启蒙思想家严复提出了“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1]的“三民说”，并认为“又以民智为最急”[2]。一些有识之士通过考察和比较，发现“方今欧、美、日本各邦，图书馆之增设，与文明之进步相追逐”[3]，故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兴学会、办报刊的同时，积极创设“强学书藏”并向社会民众免费开放，希望借此达到“开启民智”的目的，这可视为中国近代图书馆开展社会教育之先例。清末新政时期，许多地方士绅及社会名流也把社会改良的希望寄托于社会教育和图书馆，认为“故教育不一途而范围莫广于社会教育，改良社会不一术而效果莫捷于图书馆……”[4]。在这些进步思想的推动下，以1904年湖南图书馆的诞生为发端，我国近代公共图书馆在全国各地相继建立起来。1910年清廷学部颁布了《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其中规定图书馆以“保存国粹，造就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以广征博采，供人浏览为宗旨”[5]，明确把图书馆视为一种教育设施。由于到图书馆阅览的大多为社会上层人士、知识分子和学生等，所以当时的图书馆教育实际上仍旧沿袭以往的专才教育，而不是面向普罗大众的社会教育。
民国政府成立后，蔡元培先生担任第一任教育总长。他非常重视社会教育，在教育部特设了社会教育司，与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并列，从制度上确立了社会教育的地位。蔡元培先生还非常看重图书馆的教育功能，认为“教育并不专在学校，学校以外，还有许多的机关，第一是图书馆”[6]。教育部多次行文以强化图书馆在社会教育中的作用，特别要求设立通俗图书馆，并规定图书馆及通俗图书馆、巡回文库等直接由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管理，进一步明确了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地位。1915年教育部先后颁布了《通俗图书馆规程》和《图书馆规程》，并对图书馆的性质、职责、经费及阅览等事项均作了具体的规定，为图书馆开展社会教育提供了制度保障。随着民初通俗教育运动、平民教育运动和民众教育运动的相继开展，通俗图书馆、民众图书馆、流通图书馆等形式的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民国初期也是国外社会教育思想大量传入中国、国内新图书馆运动和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历史时期，国内外各种文化理念的相互激荡和并蓄交融，为图书馆在社会教育领域开疆辟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民国政府成立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20余年间，民国的图书馆社会教育走过了一段从无到有、由盛而衰的曲折而又辉煌的发展历程，并对民国的社会阅读状况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2图书馆社会教育推动社会阅读生态发生重要嬗变
2.1图书馆社会教育以推行社会阅读为主要实施方式
民初图书馆实施社会教育的方式不拘一格、灵活多样，比如举办读书会、展览会、讲演会等，但最主要、最核心的方式是向民众提供图书阅读服务，这是因为“图书馆教育是以图书为出发、为进行、为归宿的教育轨迹”[7]；且藏书乃“学问之导源”[8]，“用之不尽，取之不竭，有求必应，其有心求学识，以增进其所操职业之地位者，皆惟图书馆是赖，盖学问无穷”[9]。然而在民国初期，图书馆推行社会阅读面临着多重障碍和窘境：一方面，据当时中华教育促进社的估计，国人中有百分之八十不能识字，[10]因而无法通过阅读途径获得教育；另一方面，虽然有政府公职人员和知识分子等少数社会人士具备阅读能力，但因当时的公共图书馆不仅数量少，而且还对读者收取阅资，尤其在服务上仍未摆脱传统藏书楼的种种陋习，致使人们“不以图书馆为公所衙署之望而生畏，即以图书馆之为翰苑学府之高不可攀”[11]。民众的阅读障碍以及图书馆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隔阂，导致图书馆看书的人稀少，社会阅读难成气候，社会教育效果堪忧。有鉴于此，图书馆人审时度势，他们一方面积极参与到“识字运动”中去，让不识字的民众能够识字，识字以后再为其提供图书进行阅读；另一方面，他们对图书馆的服务予以反思，认为“教育之目的及方法既变，而图书馆事业亦行改革，一洗往时以图书馆为保存图籍，为点缀品之旧习，而注重于典籍之流通”[12]；并且图书馆员也不能再“安作待人之来索取书籍”[13]，而“必自行用种种方法引起社会上人人读书之兴趣”[14]。如果用今天的图书馆学语汇来阐释这些思想，就是要实行图书流通，开展阅读推广，推行社会阅读。事实上，民初的图书馆正是凭借自身的藏书优势，以改善社会阅读状况为抓手，以提高民众科学文化素质为目标，义不容辞地担负起社会教育的历史重任。从这个角度讲，图书馆开展社会教育的过程，实质上也是推行社会阅读的过程。
2.2图书馆社会教育推动社会阅读生态发生重要嬗变
对于一个健康的社会阅读生态系统来说，作为阅读主体的社会公民和作为阅读资源提供者的图书馆，是这个生态系统诸多生态因子中联系最为紧密、相互依存度最高的两个主导因子。正如沈祖荣先生在对国内外图书馆与民众的关系所作的比较中所言：“欧美国民，视图书馆为继续终身之教育机关，如日用之布帛获粱，不可须臾离者。故平日好书人多，阅书人数，不可胜计。中国阅书人少，人民求学之心力薄弱，无容讳言。”[15]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责任在图书馆，“我国之有图书馆，由来久矣，而效用不彰，社会漠视，何欤？以办理者多未尽其职责耳”[16]；而民众之所以“阅书人少”，“并不是（他们）不爱好阅读，图书馆内容及其各种手续之隔膜，或认识之不足，借书视为畏途，因此而借不到所需要的书，感觉到读书对他们并无所助”[17]。看来，要打破这种僵化的社会阅读生态，图书馆必须首当其冲地进行自我改革，改革的方向就是要走平民教育路线。“以前图书馆的出发点在图书，以图书为对象，分类项目流通典藏。现在一切社会事业，以民众为对象，改良社会，改良民众。图书馆之变化，这是中国近代图书史上一个重大的转变。”[18]这些变化体现在图书馆教育上，就是教育对象的平民化，教育内容的通俗化，教育场所的生活化，教育渠道的多元化，教育指导的人性化。图书馆教育这些新气象的出现，必然会对民众的阅读状况产生影响，导致民众的阅读权利、阅读需求、阅读机会、阅读条件和阅读能力等出现了重大逆转和显著改善，反过来又成为推动图书馆事业健康发展的强劲动力。图书馆教育与民众阅读的良性互动，推动着民初社会阅读生态发生了重要嬗变，堪称为我国近代社会阅读史上的一场空前革命。
教育对象的平民化保障了民众的阅读权利。民国初期的社会教育强调平民教育，“社会教育事业的目标是专注意于未受教化者，及有缺欠者”[19]。图书馆教育贯彻平民教育思想，就是要让“人人皆有资格为读者。皮匠、铁匠、小工、瓦匠、木工、学生、住家的、有钱的、无钱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没有界限，一齐欢迎”[20]；即便在“劳工聚集的地方，必须有适当的图书馆、书报社，专供人在休息时间来阅览”[21]。此外，通俗图书馆还取消了阅览收费的规定，使社会底层平民利用图书馆的障碍彻底消除。教育对象的平民化，从根本上保障了社会公民拥有平等的阅读权利，这在我国社会阅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教育内容的通俗化适应了民众的阅读需求。传统的藏书楼式图书馆偏重于收藏经史子集之类的历史典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但这些晦涩难懂的所谓儒经道典，显然超出了普通民众的阅读需求和阅读能力。通俗图书馆的设立促使藏书内容发生了变化。鲁迅先生曾任职于教育部社会教育科，并参与筹办了京师通俗图书馆，他认为“通俗教育以启发一般人民普通必须之知识为主，故通俗图书馆之设，实关紧要，其中所采集的图书要以人民所必须且易晓者为宜。”[22]在此思想指导下，通俗图书馆的藏书在内容上以浅显易懂的、适合普通民众口味的为主。教育内容的通俗化，使图书馆的藏书更能对接民众的阅读需求，更加贴近民众的工作生活，因此吸引了大量的民众前来阅读，大大增强了图书馆社会教育的效果。
教育场所的生活化增加了民众的阅读机会。由于民初公共图书馆数量有限，加之民众到图书馆阅览的习惯还未养成，因此大多数民众的阅读机会并不多。为了“不让任何地方的人们读不到任何种类的好书，不让任何种类的好书流通不到任何辽远偏僻的地方”[23]，通俗图书馆一般把地址选择在民众聚集的地方，在城市、乡村、工厂、寺庙、教堂、茶馆乃至监狱等处都设有阅报处或阅览点。如在北京中央公园内开设图书阅览所，使一般民众于休憩娱乐之际，得以增进常识，涵养性情，结果很受民众欢迎，逢节假日时阅览者多数倍，“且取阅图书，争前恐后，大有应接不暇之势”[24]。此外，“现世的图书馆于本馆外，别设分馆，图书流通处，图书代借处；办理巡回文库等。于是距图书馆较远的民众和不能离家的老年人、产妇等，也得沾图书馆的恩惠了”[25]。教育场所的生活化，拉近了图书馆与民众之间的距离，使广大民众可以在日常劳作和消遣之余都能方便地阅读到各类书籍。
教育渠道的多元化改善了民众的阅读条件。在通俗图书馆出现之前，民众接受图书馆教育必须到图书馆来，教育渠道单一，且仅限于在馆内阅读。通俗图书馆是图书馆主动向民众靠拢的成功创举，而流通图书馆的建立则把图书馆教育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流通图书馆者，搜集中外古今图书，用各种流通的方法（阅览、到馆借、通信借，陈列、巡回、车送和代理）使无地处、时间、性别、保证等的限制，而无所取酬的借予全社会的民众阅读，以达其普及教育之目的。”[26]流通图书馆大大拓宽了图书馆社会教育的渠道，使得图书馆教育由被动转为主动，由馆内辐射到社会四面八方，使社会民众不到图书馆来也能享受到便捷周到的阅读服务。类似的还有，1921年成立的上海通信图书馆和1933年创办的蚂蚁图书馆，利用邮寄等通信渠道开展面向全国以及海外的读者服务；[27]创立于文华大学的“文华公书林”在我国率先设立了巡回文库，“选择良好读物寄存于武汉各学校，供学生借阅、定期更换”，[28]等等。教育渠道的多元化，使民众不再感到借书阅读是一件麻烦不堪的事情，从而极大地改善了民众的阅读条件。
教育指导的人性化提高了民众的阅读能力。杨立诚先生认为图书馆的教育指导至关重要：“盖图书馆者，非仅庋藏典籍已也，举凡宏教育、敷文化指导社会，靡不与有责焉。又非徒为求学参考之所已也，举凡关于引起阅者之兴味，养成读书之习惯，辅助其学术之研究，亦皆与有责焉。”[29]民初的图书馆一般设有专门的阅读指导小组、部门或读者服务部，根据读者的年龄、个性、文化程度和阅读需要等不同情况，强调对读者实施人性化的教育指导和个性化的阅读辅导，帮助读者“会用耐烦的功夫去搜集材料；会用冷静的头脑去鉴别材料；会用精密的技术去整理材料；会用谨慎的态度去判断问题；会用精巧的笔法去写作文章”[30]。图书馆这种以人为本、因人而异的教育指导，对读者了解图书知识、学会读书方法、养成读书习惯等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有力地推动了民众阅读能力的不断提高。
3民国初期图书馆社会教育中蕴含的现代阅读理念
3.1平等教育思想中的阅读公平理念
图书馆教育是民国时期平民教育的一种形式，主张社会民众平等地享有利用图书馆的权利。“在图书馆方面，平民教育早已实行。图书馆没有男女的限制，使少男少女都可以自由出入；没有资格的限制，使仕宦平民都可以共同阅览。”[31]这种平等教育的思想，体现在民众的阅读权利上，实质上就是阅读公平的理念。图书馆“其于读者，无宗教之异，无国籍之分，无阶级职业之别，无男女老幼智愚贤不肖之殊”[32]；“其目的在使凡有阅读之能力者，不问其年龄阶级与性别之如何，皆得有适当之读物。苟年龄太幼不能诵读者，则为之备置图画”[33]。图书馆捍卫阅读公平的理念，就应对民众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无论男女老幼，无等第，无阶级，举凡学生、工人、农夫、行政家、商人、军人等皆能识字读书，享受图书馆之利益，则方可谓图书馆之真正革命，之真正彻底改造，之真正彻底建设者也”[34]。
3.2自主教育思想中的阅读自由理念
图书馆教育是一种自主式教育，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主选择喜欢的读物来学习，而不受图书馆任何限制。杜定友先生认为，读者对于科目的选择，要求有充分的自由；对于各论题的轻重，也可以自由认定；对于学习时间和进步的速率，尤其要自由计划，量力而行。有些是要学一种实用的科学，以收实效的；有些只求扩充自己的眼界，增广人生观念，有些是辅习以前教育不足，有些想另辟蹊径。所以，各人旨趣不同，不能一概而论。[35]这种自主教育思想体现在阅读行为上就是阅读自由的理念。正如杨昭悊先生所说的：“阅览人爱阅览什么书，就阅览什么书，爱什么时候来阅览，就什么时候来阅览，兼程并进也好，仔细探讨也好，没有学籍的限制，无论什么图书馆都是这样的。”[36]
3.3个性化教育思想中的阅读指导理念
图书馆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不同之处在于，学校教育是按一样的教材、一样的模式来培养学生，至少在民初的教育体制下，还难以做到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教育。图书馆教育却可以通过提供多方面的图书和多方面的指导，从而满足读者个性化发展的需要。由于图书馆的书浩如烟海，而“我们的读者对于图书的选择上，书籍的读法上，以及知识的应用上，都缺乏相当的素养”[37]，因此需要图书馆对读者实施积极的阅读指导。阅读指导就是要“解除读者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茫无适从的困难，依照需要而开展自己的读书活动。纠正读者离开实际为了读书而读书的态度，极力使读者认清读书是为了要认识并解决实际问题，为了要对付实际问题而并不是一种装饰，尤其排斥因闲暇无聊而读书的态度。”[38]并且，积极指导的意义，远胜于流通，“对于为自修或实习而来馆的阅览者所利用图书的选择上宜严为注意，以尽辅导责任。图书馆的主动、主导作用发挥得越好，其社会教育的程度也就越高”[39]。
3.4诱导性教育思想中的阅读推广理念
图书馆教育是一种诱导性教育，它通过改善图书馆的阅览环境、简化图书馆的借阅手续、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推广活动等途径，努力营造一种能吸引和激发读者阅读兴趣的环境和氛围，从而增强图书馆社会教育的效果。“图书馆宜尽力保持着一种引人入胜的环境和空气，使人乐于常来，安于久留，而开馆时间之少限制，目录之便于检查、书籍之便于取还，尤为引人来馆之要点”[40]。另外，举办演讲、展览等活动也是图书馆诱导民众到图书馆来的重要手段，如演讲“不单对图书馆自身有利益，使图书馆的利用率增加；更对市民有莫大的效力，使市民有一种觉悟”[41]。诱导性教育思想体现在阅读活动中，就是图书馆开展的宣传藏书、劝人读书之类的阅读推广活动。民初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理念和手段也颇有独到之处，比如“将书目上所列出的书籍先行分类编目，如送稿往报馆时，同时置于阅室之新书架上，以资浏览。及报纸一出，有许多人看了书目而发生兴趣，便可至图书馆借出阅读”[42]。还有，在电影场放映电影前将图书馆广告语投放在影布上，不失时机地向民众灌输“看影戏可以调节人的情绪，增进人的快感。读书可以加高人的智识，改进人的作为”[43]等思想。
此外，民初图书馆社会教育还蕴含着对社会弱势群体予以阅读关怀和阅读扶助的理念。比如在图书馆设立识字处，帮助不识字的公民学会识字，在此基础上再为其提供读物；为儿童、妇女单设专门阅览室；针对“有的旧式妇女未受教育，而愿有以自修，有的新式妇女虽受教育，而因操作的关系，虽欲赴图书馆阅书而不能”[44]的客观状况，特为妇女开设了家庭巡回文库；甚至还在偏僻的农村设立了图书馆分馆或文库代办处，将社会教育的触角延伸到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身上……总之，民初图书馆社会教育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社会阅读理念，值得我们加以深入研究并学习借鉴。
作者：于厚海 单位：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