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1不同医院医务人员的总体幸福感比较
将被调查对象按照医院分成3组进行比较后显示，在3所医院的男性医务人员之间，总体幸福感的总得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而在3所医院的女性医务人员之间，总体幸福感的总得分存在显著性差异(P均＜0．05):三甲综合和三甲精神专科医院女性医务人员的总体幸福感总分显著高于二甲综合医院的女性医务人员(P均＜0．05)。从总体幸福感量表的各因子得分看，三甲综合和三甲精神专科医院女性医务人员的抑郁或愉快心境因子得分均明显高于二甲医院(P均＜0．01);而对健康的担心、松弛与紧张因子的得分都比二甲医院显著低下(P均＜0．05)。在两所三甲医院的男性或者女性医务人员之间，不论是总体幸福感量表总得分还是各因子得分都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均＞0．05)。在同一所医院内部，医务人员的总体幸福感均未显示性别差异(P均＞0．05)，见表2。在分别分析各医院医务人员的总体幸福感总分与其6个因子得分的关系后发现，二甲综合医院的男性、两所三甲医院的男性或者女性医务人员的总体幸福感总分均与其6个因子得分呈显著正相关(P均＜0．05);但是二甲综合医院女性医务人员的总体幸福感总分不仅只与精力、抑郁或愉快的心境两因子得分呈正相关(P均＜0．001)，还与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两个因子呈负相关(P均＜0．01)，与其它两个因子不相关(P均＞0．05)。
2不同医院医务人员SCL－90的比较
在三甲综合、三甲精神专科和二甲综合医院之间，女性医务人员的SCL－90的10个因子得分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均＜0．05);而在这3所医院的男性之间，SCL－90的10个因子得分均未显示显著性差异(P均＞0．05)。在3所医院之间进一步做两两比较后发现:三甲综合医院的女性医务人员的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以及其它等9个因子得分明显高于三甲精神专科医院的女性医务人员(P均＜0．05);她们的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焦虑、恐怖、精神病性以及其它等7个因子得分都显著高于二甲综合医院的女性医务人员(P均＜0．05);在三甲精神专科与二甲综合医院之间，女性医务人员SCL－90的10项因子得分均无显著性差异(P均＞0．05)。不论是三甲综合、三甲精神专科、还是二甲综合医院内部，SCL－90各因子得分在男女医务人员之间均无显著性差异(P均＞0．05)，见表4。三甲精神与二甲综合之间，只有“恐怖－全体”因子有显著性差异，P＜0．05。同一所医院内部男女性之间的各指标均未有显著性差异，P均＞0．05。
3讨论
医务人员的总体幸福感明显比同一地区的医学生低下(医务人员:105．96±13．231，医学生:113．53±12．11，P＜0．001)［7］。本研究结果显示，两家三甲医院医务人员的总体幸福感得分与其6个因子得分均呈明显正性相关关系，而二甲医院女性医务人员的总体幸福感只与其精力、抑郁或愉快的心境两因子成正相关，却与其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两个因子呈负相关。由此可知，二甲医院女性医务人员总体幸福感的缺少与她们的不良心境相关。至于二甲医院女性医务人员的总体幸福感水平为什么与其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两个因子得分呈负相关的问题，还有待于后续进一步探讨;其中的一个假设是二甲医院女性医务人员对生活满足的同时，缺乏更高的工作和生活目标，在缺少动机的背后隐含着无助感觉，她们为了维持对心理行为的控制，需要消耗更多的心理资源，这些因素都可能是她们总体幸福感水平下调的原因。高级别医院的工作量大、难度高、风险明显等因素决定了医务人员的心理压力较大、心理健康水平较低，这个结果与张自伟、涂玲等［8-9］的调查结果类似。但是，本研究结果主要表现在女性医务人员之间，而且是总体幸福感最高的三甲综合医院女性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最低，三甲精神专科女性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却与二甲综合医院的女性相当。这个结果表明，对于三甲综合医院的女性医务人员，虽然不良的心理健康状况可以降低她们的幸福感，但是这个因素并非是决定她们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她们可能更多地从其它途径获得保持较高生活质量的资源，如经济收入、职业性质等［10］。研究发现，三甲精神专科医院的女性医务人员既可以拥有像二甲综合医院一样较高的心理健康水平，又可以像三甲综合医院医务人员一样保持着较高的总体幸福感。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三甲精神专科医院既具有高级别医院的社会、经济地位，又具有工作量小、难度低、风险弱等工作性质优势，更何况她们熟悉心理健康知识，更有能力让自己保持较好的心理健康水平。这个结果也验证了苏雅芳等人的调查结论［4］。总之，医务管理人员必须努力维护和促进三甲大型医院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而在二甲中小型医院必须更加注意提升医务人员的生活质量，尤其必须关注女性医务人员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
作者：林贤浩
第二篇
1统计处理
利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处理和分析，进行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Person积差相关分析。
2结果
2．1医学生睡眠质量总体情况
医学生睡眠质量PSQI总分为(5．86±2．51)分，其中PSQI总分≥8分的学生85人，即24．4%的医学生睡眠质量差;男生和女生在入睡时间因子上有显著性差异;低年级和高年级医学生在入睡时间因子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2．2医学生心理健康总体情况
医学生SCL－90得分与全国青年常模相比，在SCL－90总分、人际敏感、偏执和抑郁因子得分上差异显著，在其它因子上差异不显著;男生、女生在SCL－90总分和各因子得分上差异均不显著;低年级、高年级医学生在SCL－90总分和各因子得分上差异显著。
2．3医学生睡眠质量与心理健康状况、总体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见表3。医学生PSQI总分、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障碍、催眠药物、日间功能障碍6个因子与医学生SCL－90总分和各因子得分存在显著正相关，而与GWB总分存在显著负相关。
3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医学生睡眠质量PSQI总分为(5．86±2．51)分，其中有24．4%的医学生睡眠质量差，高于以往对大学生的研究结果［5，8］。医学生的课程相对难度更大，且调查时间临近期末，学生学习压力加大，部分学生存在紧张、焦虑情绪，也是影响学生睡眠质量的重要因素;女生在入睡时间上得分显著高于男生，说明女生的入睡时间显著晚于男生。这可能与女生晚上喜欢看电视剧、电影、网络小说、网上购物和卧谈会等活动有关，因此入睡时间总体上要晚于男生;低年级入睡时间因子得分显著高于高年级，与国内部分研究结果不一致［9］。低年级学生学习压力较小，晚上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娱乐活动，一般入睡时间较晚，高年级学生白天实习、见习，晚上自习准备考研，能够按时入睡，因而作息上相对比较规律。与全国青年常模［9］相比，医学生在SCL－90总分、人际敏感、偏执和抑郁3个因子上得分显著低于中国常模，而在其它因子上无显著差异，说明医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总体上高于全国常模。这与学校对医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开展和重视有密切关系，且医学生的职业目标明确，他们在入学前对医疗行业需要更高的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有着清晰的认识，有助于提升自身的心理健康素质。男生、女生在SCL－90总分和各因子得分上差异均不显著;低年级医学生SCL－90总分和各因子得分显著高于高年级学生，说明高年级的心理健康状况好于低年级。高年级学生经过两年多的学习与生活，心理成熟度相对较高，加之学校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视，逐渐发展起良好的心理防御机制。低年级学生刚入大学，需要适应新的环境，压力较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心理健康状况。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医学生睡眠质量的好坏与心理健康状况有着显著的正相关，而与总体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国外相关研究表明，睡眠质量差的人往往持消极的态度看待事物，因此往往表现为心境犹豫、紧张、易激惹、焦虑和精力不足［10］。睡眠质量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的精神状态、身体状况，因而与医学生体验到的总体幸福感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总体而言，医学生群体的睡眠质量状况令人担忧，且睡眠质量越差其心理健康水平和总体幸福感也越低。因此，一方面需要医学生提高对睡眠质量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学校要加强健康宣传教育，从而对提升医学生的睡眠质量、心理健康水平和幸福感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作者：崔玉玲 倪守建 刘鹏飞 吉峰
第三篇
1岗位竞聘护士竞争态度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岗位聘任竞争是一种激发自我提高的动机形式，个人为了取得岗位聘任而与别人展开竞争，其竞争性特点对于培养护士勇于进取，激发个人动机，提高工作效率，形成健全的个性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Ｒyckman等［6］认为，良性竞争的个体注重对工作的兴趣和自身的提高，良性竞争分数高者具有比较优秀的心理素质和健康的认知系统，有利于团队的人际合作和个人事业的发展;否则面对竞争而出现心理压力或心理失衡。本文研究显示，大多数护士保持良好的竞争性，对自身发展有更高的需求，良性竞争高分者与低分者的比例是191/105，良性竞争高分组其SCL－90量表总分及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偏执、恐怖、敌对因子分低于良性竞争低分组(P均＜0．05);良性竞争与SCL－90各因子评分呈负相关，并且除强迫、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因子外，与其他因子的相关性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0．01)。可能的原因:①护士的职业发展趋势较稳定，学历较高、工作年限到一定程度、论文、科研能力较强、人际关系融洽、工作能力达到绩效考核标准的要求者，被聘任高一级职称或继续胜任原护理岗位的角色是水到渠成的事，其良性竞争得分越高，她们之间就形成了良好的竞争氛围;②相反由于引入竞争上岗，意味着有部分护士想办法通过压制那些有竞争力的对手，面临着诸如忙于写论文、搞科研、协调上下级之间、医护之间的关系、过分注重年度绩效考核等多方面的压力［7］，而这些相对部分护士而言又超出其实际的能力。如果对她人的认同感降低，感应不到来自她人的支持，易产生身心疲惫，在这种身心疲惫又必须竞争的情况下，有可能产生各种敌对情绪、攻击行为、焦虑抑郁症状、处于担心之中。提示医院管理者应了解和重视护理人员每轮岗位竞争和心理状况，给予更多的情感温暖、理解和鼓励，对护士开展行之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她们树立恰当的职业定位和长远的发展理念，以合理的方式面对竞争，学会在竞争中适应，调节好心理变化。
2岗位竞聘护士自尊水平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国内调查表明当前护士群体心理健康总体水平较低，心理问题发生率较高［7］。在马斯洛的基本需要层次论中，自尊属于较高层次的需要，自尊即自我价值感，是个体赞赏、重视、喜欢自己的程度，以及对自己的价值、长处、重要性在情感上的总评价［8］。自尊作为自我认知系统的核心成分之一，不仅与心理健康直接相关，而且会影响到个体的学习适应性［9］。Harter等人的研究发现，抑郁情绪与低自尊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9］。本研究结果显示，高自尊组的心理健康状况均优于低自尊组，且自尊水平与心理健康状况呈负相关，除强迫、人际关系、敌对、偏执、精神病性因子外，与其他因子的相关性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0．01)。由此说明自尊水平不同，护士的认知和行为不同，产生的心理压力不同，自尊高分者其面对竞争态度乐观、充满希望，遇到问题会主动寻求解决的途径，具有缓冲焦虑的功能，自尊低分者在竞争中易悲观和沮丧，遇到问题不能积极应对，将失败归因于内部因素或怨天尤人，导致孤独、抑郁、社交焦虑以及疏离［10］。分析其原因:①自尊产生于人际交往中，是人际交往中非常重要的维护心身健康的因素。人际交往不良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自我接纳，从而降低自尊水平。②低自尊者对自己持消极否定态度，往往人际关系不良，可获得的社会资源少，遇到压力不会排解，常表现出严重的自卑心理。有研究表明，一切不健康的个性都与自卑感有密切关系［11］，故低自尊者更容易产生抑郁情绪。③高自尊护士有较强的价值和幸福体验，能对自我能力作积极的肯定，同时高自尊者会主动寻求帮助，减轻心理压力，或寻求社会支持，通过倾诉等途径来缓解压力，因而偏执和恐怖的反应就比较小。国内研究也发现，较高水平的自尊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调整自己的行为和情绪，减少面对困难、挫折时的躯体化倾向，神经症性和精神病性反应等。因此，研究岗位竞聘护士的自尊水平与心理健康关系，对护士在护理工作、综合素质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进行适当引导，帮助改善其自尊水平、调动和利用其竞争的积极因素，减少护士心理健康问题将起到重要作用。综上所述，竞争态度、自尊与心理健康水平有关，护士本身应学习人际交往的技巧，构建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经常进行积极的自我暗示来鼓励自己，从而增加自身的积极情感体验，摆正岗位竞聘的位置和心态;医院管理者应加强对护士的情感支持，肯定其工作上的贡献和进步，提高她们对自我价值的判断，并提供良好的学习机会，提升自身能力，建立和完善护士专业化能力评价系统，引导其正确认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养成良性竞争态度及时调整不良情绪，保持健康的心态。
作者：陈圣霞 马洪霞 张丽 陈景清 詹来英
第四篇
一、发挥集体力量培养健康心理
1.实行班级干部轮流担任制度。另外增设管理岗位，让学生人人有事做；同时细分任务，如每把笤帚、每扇门窗都有人负责，让班级的事，事事有人管。通过这种方式增加学生与人交往、承担责任、锻炼能力的机会，从而适度地提升学生的自我价值感。2.制定特色奖惩制度。班级以6人组为单位开展竞赛，每个学生拥有一本“学习积分卡”，小组间就行为、习惯、成绩等方面彼此打分；组员平均分为小组得分，小组和学生个人不断累积分数，达到一定的分值可到班主任那里去换取相应奖励。奖励更是多种多样，如一本书、一次继续担任班干部的机会、一次表演的机会或一张奖状等。这种激励方法大大强化了学生自我管理意识，激发了学生的上进心、荣誉感，并且学生逐步学会团结共进，自我效能感也随之不断提升。此外，我还组织体育、智力、文学等多种形式的班级活动。如今年元旦开展了“多人多足”障碍接力比赛。学生在集体生活中自我体验、自我认识、自我调节，逐渐形成良好的习惯和健康的心理。
二、利用课堂活动训练健康的心理
首先，上好健康教育活动课。我将思维训练、情绪调控、认知内化融汇到各主题活动中。教学中，我根据具体情况和需要，通过集体备课，设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如“展开想象的翅膀”“播种性格，收获命运”“记忆直通车”等。这种活动更具针对性，训练更为集中，常能取得较好效果。排演校园心理剧需要和校专职心理教师、其他科任教师联合起来，分析班级情况，针对问题进行设计、排演。其次，坚持学科渗透。语文教师可利用文本资源和语文活动渗透心理健康教育。课文有着得天独厚的育人优势：《信客》中无私奉献的送信人；《乌塔》中独立自强的女孩……都是树立人生观，提高道德素养的典型材料；《鱼游到了纸上》叫人学会专注……如执教《纸船和风筝》一课，教师可以增加许多与学生生活有关的心理健康的内容：先让学生回忆生活中和朋友闹矛盾时的情景，再通过阅读课文了解别人是如何对待、处理矛盾的，然后表演课本剧，使学生获得心理体验、掌握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既有运用语言文字的训练，又给原有教材注入了新元素，还有机地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其中。开展朗诵比赛、综合实践等语文活动也都是学生锻炼成长的阵地。另外，在日记的批阅中实现交流，是师生心灵公共舞好方式。再次，有计划开展一分钟活动。为了增强学生注意力和记忆力，坚持开展一分钟速读速记活动；为缓解学习疲劳或考前紧张，做一分钟放松活动；为增进师生、生生及亲子间的交往，开展一分钟心里话活动等。
三、搞好家校联合促健康心理形成
虽然越来越多的家长参与孩子教育的意识和积极性大大提高，也越来越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但诸多因素影响着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一致性，特别是家校在教育态度、方式方法上的不一致，会导致学生难以形成相对稳定的心理品质。搞好家校联合是学生健康心理形成的一层保障。教师要充分利用家长会和家长学校进行教育思想、方法的渗透；利用QQ群与家长交流学生情况及亲子办法，利用短信探讨个别问题，达到有效配合。此外，适当开展亲子活动，增加师生、生生、亲子之间的交流，缓解一些问题，增进彼此感情。家校配合提供了解决学生心理问题的资源和途径。十几年的工作实践让我领悟到到：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应该轻技巧，重爱心；要以预防、引导为主，在细微处留心，细微处用情。只有做到这些才会使每条途径、每个方法产生积极的效果。
作者：薛加良 单位：河北省黄骅市教育局
第五篇
1系统式家庭治疗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的优势
1.1系统化思想保护了青少年的自尊心：“传统的心理疾病学说偏重个人内在的心理现象，而家庭系统理论则着眼于家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家庭治疗之核心在于系统观。他不把焦点放在个人的病理心理，它所关注并试图介入、改变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整个家庭的互动模式上。没有一个人或一件事是独立存在的，他们同周围的人或事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1]。这种系统的思想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同一家庭中的孩子，在发展上却有着极大的个体差异。家庭系统论者认为，心理疾病永远不是单独的、个人的现象。如果家庭中有青少年出现了行为偏差，是家庭本身生病了，而有行为问题的这一成员只是家庭生病的症状而已。个人的问题意味着家庭系统的病态，而家庭系统的病态则反映出整个社会体系的病态。因此，这种思想在很大一定程度上就保护了青少年的自尊心，尤其是对于那些行为有偏差的青少年，就不会深深自责，不再认为自己是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同时，也避免了家人的过分责备，让他们意识到是整个家庭系统出了问题，而不是某一个人出了问题。事实上，许多行为偏差青少年的父母亲，在接受一系列的治疗之后，往往发现是他们的婚姻先出了问题，孩子的一些偏差行为正是为了化解父母婚姻的冲突。从某方面来看，孩子借着自己的问题行为来维系整个家庭的平和。他们宁愿自己成为问题人物，好为家庭带来一些帮助。父母认识到这些后，他们就会积极的从改变自我做起，更多的理解和关爱“问题少年”。
1.2科学的理论基础为青少年改变提供了可能：系统式家庭治疗的理论基础是“建构主义”。20世纪6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对真理、主流、道德、知识等传统意义上客观绝对的事物表示质疑，认为真理和知识是相对的。受这种认识论的影响，有人认为，心理现实并非植根于对客观规律的理解和把握之上，而是基于我们所看到的和如何理解和看待事物之上“，现实”和“真理”是相对的。这就是“建构主义”的理论观点，它主要强调个体的主观思维，认为人有问题不光是应该归因于客观环境，还应该归因于人们对环境的认知。在此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建构主义”则认为知识、意义并非基于客观真理，而是基于文化的共同假设，并认为对意义的认知是在与其他人交谈的过程中产生的。这样的理论基础告诉我们：看待事物的观点应该是多元化的，很难说清孰是孰非；真理是相对的。因此在系统式家庭治疗中，治疗师和家庭成员并不会争执“谁更客观“”谁更正确“”谁更有理”，放弃了这些争执，家人之间的相处可能就会融洽些。这跟青少年的实际家庭会有些出入。传统的中国家庭讲究家庭的尊严，在家中总有一个权威人物（父亲或母亲）指挥着家庭成员，他们经常把自己未能实现的愿望寄托到子女身上，于是很多青少年感到家庭的压力，认为父母的教养方式有些问题，有的子女试图挑战权威，但屡屡受挫，家长总认为他们的观点正确，而子女又觉自己的想法正确，于是双方经常处于冲突之中。而在系统式家庭治疗中的不争执让青少年更易于接受，同时可以让家庭成员学会包容及尊重别人的愿望，家庭成员间的控制和对抗的冲突减少，就会加强青少年独立负责的倾向，从而承担起主动积极的改变角色。
1.3治疗师中立的立场更利于青少年自我改变：在做家庭治疗时治疗师总的态度上要保持中立，即用一种超然的态度保持不偏不倚。不评价好坏、不偏袒任何一方、不强迫改变也不深挖过去。通过提问、交谈的过程向家庭引入新的观点，引发思考和改变。由于东方文化中家长的权威地位，家长与孩子间本来就带有强烈的不平等：如果此时治疗师不能坚定的保持中立态度，而是与家长形成同盟，帮着家长指责孩子，不但起不到好作用，反而会火上浇油[2]。所以，治疗师中立的立场更能引发青少年从内心进行自我改变。
2系统式家庭治疗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的应用
系统式家庭治疗的特点：治疗只是作为一种扰动，只是对家庭中正在起作用的模式的一种干扰。治疗师仅仅是“游戏的破坏者”，而不是指导者或命令者。家庭治疗通过改变游戏规则或信念系统，可使家庭自己发出新的观念或作法，来改变原来的病态的反馈环路。
2.1系统式家庭治疗的基础———初始假设：初始假设包括2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理论本身的一些假设，即治疗师在开始治疗之前，要弄清楚理论的界限、底线以及已知事实。治疗师在工作前要避免过于自大或苛求，不要盲目的认为人们所需要的东西仅有治疗师才能够提供。治疗只是一种服务。同时要相信人们总是尽了很大努力的。对于一些成瘾或进食障碍的青少年，父母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去纠正孩子的行为，治疗师也要相信父母并且去同情他们，此时的角色不是揭露他们的缺点或改正他们的错误，而是帮助他们寻找成功应对的方法。比如可以很坦诚地说“我真的不理解，但是我很想理解，跟我说说吧”。第二种假设是治疗师关于问题成因和家庭关系的猜想，从了解家庭时所获的信息中得出，它既是对家庭进行探索的出发点，也是指向新信息的路标。它涉及家族的历史、家庭的结构、发展心理、交流过程等。治疗师在听家庭成员讲述时脑海里要想“这样的家庭背景会出现什么问题。”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家庭假设只是一些猜想，不必追究是否真的属实，可以被证实，也可以被证伪，也可以被调整。
2.2系统式家庭治疗的核心技术———提问：系统式家庭治疗经常用提问的方法。常用的提问方式是循环提问，也称间接提问，指的是治疗师请每一个家庭成员表达对另外两个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看法。这是一种有意扩大提问所涉及的范围，增加回答的开放度、复杂度和信息量的提问方法。目的是呈现差异，软化刻板印象，引入外部观念，刺激新的观念产生。其特点是间接性，非绝对性，增加相关性。循环是治疗师的一种能力，能够从连续的特定提问中，利用得到的反馈来引导自己，通过向家庭成员提问来了解和传达信息。这种提问方法常常使会谈的阻力减少，又能在家中引起各种不寻常的反应。阳性赋意提问，指给本来似乎并非积极的事件或结果某种积极意义或把大家默认的意义加以更改，重新规定一种意义。例如，可将一个经常逃学的青少年解释为“他很在乎父母或老师对自己的评价。”澄清性提问，是为了把事情弄清，正本清源，例如问一位和儿子有隔阂的父亲：“我不明白你说的加强亲子交流是什么意思？”假设性提问，是制造一种可能，例如问一个极度自卑的孩子：“如果班主任评价你，他会用什么词？”前馈性提问，是指向未来，设计未来，例如问多动症孩子的母亲“：你猜猜你孩子一直好动，你的家庭会怎么样？”奇迹性提问，是指弄假成真，例如问一个抑郁症的青少年：“假如人能死而复生，你妈妈会对你说什么。”
2.3系统式家庭治疗的效果延续———家庭作业：通过布置家庭作业，让家庭成员在一些无关原则的事情上展开对话和交流。家庭作业可以巩固治疗效果，将良好关系保持到日常生活的种种情境中去，避免纸上谈兵[3]。例如，要求一对沟通困难的父子每天20：00~20：30进行角色互换，试验1个月，从而缓解紧张关系。等到下一次访谈时，治疗师要引导来访者讨论作业完成的情况，谈论感受和发生的变化。
3系统式家庭治疗面向青少年可采取的形式
系统式家庭治疗可以采用不同的形式，为青少年开展工作。它可以用在家庭中，也可以用在一对一的个别心理咨询中，在不愿意或不方便邀请家长在场的情况下，系统式家庭治疗同样可以通过深入来访者的内心来看家庭系统对个体的影响，或者可以画家谱图、摆放木偶人物等来探索家庭互动模式。系统式家庭治疗还可以用在团体辅导中，对于改善青少年的人际交往和情感沟通能力有很大的帮助。多数成员通过参加系统式家庭治疗团体辅导，感觉挖掘到了自己更多的正性资源、增加了对别人的尊重和接纳、人际交往的互动模式也发生了改变[3，4]。总之，青少年的健康发展需要良好的家庭氛围，而系统式家庭治疗模式较为符合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目标和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必定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作者：米振宏 单位：青岛大学学生处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
相关专题：经济全球化的物质条件 白城师范学院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