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秦儒家“义命观”之基本内涵
孔子的“义命观”在《论语•宪问》中有较为鲜明的体现：“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2]在这里，孔子清晰地区分了自觉主宰（应然）与客观限制（必然）。“自觉主宰”之领域是“义”的领域，在此领域是善恶是非问题；“客观限制”之领域是“命”的领域，在此领域中则有成败得失问题。“道之行”是合乎“义”的，“道之废”是不合乎“义”的。但是，“道之应行”是一事，道在事实上的“行”与“废”是另一事，要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不是人能主宰和负责的。人能负责的是是非问题，而不是成败问题。孔子先区分了“义”和“命”，对“自觉主宰”和“客观限制”同时承认，各自划定领域，然后就人之主宰性以立价值标准与文化理念，将一切客观限制视为质料条件。因为人作为一经验存在，在物理、心理、生理上都处于一系列条件之中，是被决定者，毫无自由和价值可言。但人同时又是一自觉活动者，即在自觉处显示其自由及主宰。前者是“命”，后者是“义”。因此，人生的意义应当只能在“义”的领域成立[3]。也就是说，人只能在“求正当”（义）一点上努力，也只能在此处表现其主宰性。可见，在先秦儒家观念中，“义”与“命”是分立的，人之主宰性是在“义”的领域中体现的，而这种体现又是在现实种种限制下凸显的，因而为实现“义”不得不“知其不可而为之”。因此，就理念层面而言，“义”与“命”是分立的；就现实实践而言，此二者又有着内在联系。
二、先秦儒家旅游文化的“义命观”在《周易》中的具体体现
先秦儒家的“义命观”在《周易》所记载的旅游文化事象中有着生动的展现。“易”原为上古筮书的泛称。卜筮在古代是国之大事。因其他筮书相继亡佚，而传世者仅为《周易》，故“易”又专指《周易》。《周易》是我国古代最具价值的文化经典之一，深受后世知识阶层的珍视和推崇。《周易》一书不是一时一人之作，而是成于历代众人之手。它分为经和传两大部分。《易经》是西周前期巫史们对积累的大量筮辞进行筛选整理而成的。它由卦爻符号系统和解释卦爻符号的文字系统（即卦辞、爻辞）构成。《易传》是后世儒生对《易经》的理解和阐释，古称“十翼”，约成于战国至秦汉之际。《易经》总计有64卦，384爻。其中有29卦含有旅行内容。全部卦、爻辞涉及一般旅行的条目有100多条，其中包括专讲商旅的“旅”卦。如果加上游猎、出入、往来、涉水、待客、商旅、迁徙等，就有220个条目，相当于其他内容条目的总和[4]。可见，《周易》对人们的旅行预测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对于素有安土重迁习俗的农耕民族而言，出门旅行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当时人们的旅行活动会受到许多客观因素制约。这些因素自然是属于“命”的领域。先秦旅行者对这些客观限制十分重视，因此在《周易》中留下了大量的关于旅行占卜的记载。从相关的卦爻辞中可以看出，先秦时期人们旅行活动的客观限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道路状况、交通工具、旅行方位和旅行时间等。道路方面，《周易》涉及水路和陆路两个方面。《周易》对作为水路的“大川”尤为关注。“利涉大川”成为《易经》的卦爻辞中最常用的词汇。所谓“大川”，是指大河巨流，它横亘于大地，形成难以逾越的天堑。据统计，“利涉大川”在“需”、“同人”、“蛊”、“大畜”、“益”、“涣”、“中孚”卦的卦辞与“颐”卦上九爻辞、“未济”卦六三爻辞中出现，共9处；“谦”卦初六爻辞的“用涉大川，吉”，取譬与“利涉大川”亦同。而“讼”卦辞“不利涉大川”及“颐”卦六五爻辞“不可涉大川”这二则反面训诫之语，则与“利涉大川”形成鲜明对照[5]。其具体情形如表１所示。由上可知，当时人们在出门旅行前十分关注和担忧是否“利涉大川”。这是因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一个农耕民族来说，旅行的最大障碍莫过于大川巨流。这种情形显然是由水上交通工具落后所造成的。《易经》中唯一一条记载渡河工具的是“泰”卦九二爻辞中的“包荒，用冯河，不遐遗”。包，借为匏，葫芦。荒，空。把葫芦挖空。冯河，渡河。这句话的大意是：将葫芦挖空，用来渡河，不至于沉没。此外，从“既济”卦初九爻辞中“曳其轮，濡其尾，无咎”，可以判断当时的牛车或者马车也用于水上交通。用如此落后的交通工具涉川渡河，其危险性可想而知。
从后出的《易传》中，我们可以看到，渡河涉川的交通工具有所改善，如“益”卦卦辞《彖传》中的“木道乃行”，“涣”卦卦辞《彖传》中的“乘木有功也”，“中孚”卦卦辞《彖传》中的“乘木舟虚也”等，都说明当时已开始用木舟作为水上交通工具。木舟使用起于何时？儒生们在《系辞下》中作了回答：（黄帝、尧、舜）“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6]。这就是说，黄帝、尧、舜这些部落联盟首领曾经挖空树木做成船只，削制木材成为桨楫。船只桨楫的好处，在于可以用来渡过难以逾越的江河，并由此通达远方而便利天下。他们进一步指出，黄帝等用木材制作舟楫大概是取法“涣”卦。“涣”卦上巽下坎，巽为木坎为水，犹如舟行水面，故有此推测之说。先秦时代，陆路旅行的主要方式是步行。如“履”卦九二爻辞“履道坦坦，幽人贞吉”（走在平坦通达的大道上，幽静安恬者守持贞正可获吉祥），九五爻辞“夬履，贞厉”（刚断果决、小心行走，守持贞正以防危险[7]）。除步行外，乘车旅行在当时也是经常的事，如“小畜”卦九三爻辞“舆说辐，夫妻反目”（说，通“脱”。车轮辐条中途散脱，夫妻反目离异）；“大畜”卦九三爻辞“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良马在奔逐，利于牢记艰难、守持贞正；不断熟练车马防卫的技能，利于有所前往[8]）；“解”卦六三爻辞“负且乘，致寇至”（背负沉重行李，乘坐华丽大车，招来贼寇抢掠）；“困”卦九四爻辞“来徐徐，困于金车”（金车，用黄铜装饰的车子。迟疑地缓缓前来，被金车困阻）。《易经》对旅行的方位也较重视。如“坤”卦卦辞“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往西南会得到朋友，往东北会丧失朋友）；“蹇”卦卦辞“利西南，不利东北”；“升”卦卦辞“勿恤，南征吉”（不须忧虑，向光明的南方进发必获吉祥[9]）等。可见，先秦人们对旅行目的地的选择十分关注。这是古人旅行重地利的表现。古人旅行对天时也很讲究。如“蛊”卦卦辞“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先甲三日，辛日。后甲三日，丁日。弘大亨通，利于涉水渡河。但是必须于辛日与丁日启程）；“巽”卦九五爻辞中的“无初有终。
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先庚三日，丁日。后庚三日，癸日。起初不甚顺利，但最终必有好的结局。时日定在丁日或癸日，必获吉祥）等。先秦时期的旅行，其基本条件大体具备，比如有车、马等交通工具，有大路小道，有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和货币，还有专门的简陋旅馆。如“旅”卦六二爻辞“旅即次（旅舍）。怀其资，得童仆，贞”，其大意是说旅客住在旅舍，携带钱财，买得一男仆，应当守持贞正。但是，旅途中常常会遭遇到意外的危险或损失。如“坎”卦初六爻辞“习坎，入于坎窞，凶”（面临重重险陷，落入险陷深处，有凶险）；“旅”卦九三爻辞“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旅途中旅舍失火，丧失童仆；应当守持贞正以防危险），上九爻辞“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旅人先欣喜欢笑，后遭祸殃号啕痛哭；就像在荒远的田畔丧失了牛，有凶险[10]）。《周易》不仅对旅行者的客观限制即“命”的领域较为关注，而且对旅行者的自觉主宰即“义”的领域亦屡屡申述。当然，这也是旅行者应当自行负责的领域，而人的主宰性正是在此得到了肯定。这主要体现在对旅行者自身的要求或告诫上。《周易》对旅行者的自觉主宰方面的观点主要包括如下方面：一是要有耐心。如“需”卦，其卦辞的主要内容是占卜出行是否吉利，结果是“利涉大川”。接下来各爻辞是讲某人在等待客人的到来：“初九，需于郊”、“九二，需于沙”、“九三，需于泥”、“六四，需于血（沟洫）”、“九五，需于酒食”。他在郊外等待、在沙滩等待、在泥滩等待、在水沟边等待、在酒食旁等待，看来是在等待远道而来的贵客[11]。整体而言，“需”卦实际上是提醒旅行者旅途多有险陷，不要盲目冒进，不要轻举妄动，要审时度势，要耐心等待时机。二是要有合作精神。“讼”卦中之所以“不利涉大川”，就是因为涉越大河巨川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同舟共济，而人心乖离争讼不已显然不利于共渡难关。那么正确的做法应该怎样呢？“同人”卦卦辞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在远郊之野，旅行者只有与人和睦共处同心同德友好合作，才能化险为夷，才能“利涉大川”。“同人”卦上九爻曰：“同人于郊，无悔。”（在郊外与人和睦共处，没有悔恨。）这里再次强调了在旅途中与人和睦共处的重要性。三是要谦虚。谦虚的美德在普通旅途中利于涉越巨流大河。“谦”卦初六爻曰：“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也就是说，在旅途中，要时时刻刻保持谦虚的美德，才能获得吉祥。谦虚的美德在军旅征伐中的作用亦不可低估。同卦六五爻曰：“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虚怀谦逊，与近邻一起都利于出征讨伐，无所不利。）同卦上六爻曰：“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谦虚名声远播，利于带兵作战、征讨相邻四方小国都邑。）四是要讲诚信。“中孚”卦卦辞云：“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其大意为，旅游者的诚信能够感动无知的小猪小鱼，因此利于涉越大川，利于守持贞正。同卦六三爻曰：“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由于缺乏诚信，树立起对立面，忽而击鼓进攻，忽而疲惫败退，忽而因惧怕敌人反攻而悲泣，忽而因敌人不加侵害而欢歌[12]。此爻爻辞生动地刻画了在军旅中不讲诚信者行动无常、不能自安的丑态。五是要守礼法。如婚嫁旅行时还要注意规范自己的言行遵守礼仪礼节，如“归妹”卦卦辞“归妹：征凶，无攸利”（嫁出少女：要是行为不当往前进发必有凶险，无所利益）。在商务旅行中，亦应如此。“旅”卦初六爻曰：“旅琐琐，斯其所取灾。”这就是说，如果旅游者目光短浅行为猥琐不守礼法，就会招致意想不到的祸患。整体而言，“旅”卦告诫商旅者不要斤斤计较，不要骄横不羁，否则就会乐极生悲不可收拾。六是要中庸。中庸是执两用中，不走极端的意思。中庸是贯穿儒者生活的基本的方法论和处世准则。如田猎不一定都会顺利，如“恒”卦九四爻辞云：“田无禽。”就是说，狩猎没有获得任何禽兽。但狩猎亦不可穷追不舍，如“屯”卦六三爻辞云“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其大意为追逐山鹿没有虞人引导，只是空入茫茫林海中；君子应当见机行事，此时不如舍弃不逐，要是一意孤前往必有遗憾甚至会陷入困境。范仲淹对旅途中谨守中庸深有体会，他在评述“旅”卦时说：“夫旅人之志，卑则自辱，高则见嫉；能执其中，可谓智矣。”由上可见，《周易》对旅行者应当负责的领域即“义”的领域，有着较为深刻而全面的认识。从要有耐心、要有合作精神、要谦虚、要讲诚信、要守礼法、要中庸等观点中，我们可以窥见先秦儒家对旅行主体的主宰性的充分肯定。总之，既要善于等待和把握时机，又要注意德智的涵养，要善于与人合作，要谨守中道，才能在充满坎坷和荆棘的旅途中化险为夷获致吉祥。
三、先秦儒家旅游文化的“义命观”的现实意义
在《周易》中，先秦儒家对限制旅游主体旅行的客观因素有着深切的关注和细致的阐述。这正显示了先秦儒家的现实理性。因为它肯定的就是现实世界，而不是遥远的天国仙界。从“利涉大川”的卦爻辞中，我们不难看出大川巨流的阻碍、交通工具的滞后对当时的旅游文化发展的强大的制约作用，以及由此给旅行者带来的深长的心理阴影。毋庸讳言，直到今天交通问题依然是困扰一些地区旅游业发展的瓶颈[13]，因此，大力发展交通应是当前发展旅游业题中应有之义。先秦儒家之所以关注客观限制即“命”的领域，因为它知道旅行者的旅游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进行的。不清楚这种种客观限制绝不是务实的态度。因此，作为旅游者，在出门旅行之前，应当未雨绸缪，要细致了解自己旅行中的制约因素，如道路现状、交通工具、天气状况，等等。虽然这些旅行者不能对其负责，但适当地了解亦是非常必要的。这正是先秦儒家积极入世用世态度的表现。对于自觉主宰领域即“义”的领域，《周易》亦不惜笔墨反复强调再三申述。这一领域，旅行者应负不可推卸的全面责任。这在《周易》中亦有反面之教训。“大壮”卦卦辞曰：“丧羊于易”；“旅”卦上九爻曰：“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此两条讲的就是商人之祖王亥在今河北中部易水一带与部落有易氏进行商业贸易活动，因不遵礼法言行不当引起其君绵臣不满，结果被其杀死，并夺走牛羊。时至今日，一些旅行者依然在旅途中不注重约束自己言行不遵守旅行的相关规范。这样，不仅会破坏自然环境和人际关系，而且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损失甚至是杀身之祸。这应当是值得每一个旅行者深思和警醒的。因此，旅行者要遵循《周易》之告诫，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涵养品行，谨守中道，才能在充满坎坷风险的旅途中左右逢源化险为夷。
综上所述，《周易》较为全面具体地体现了先秦儒家旅游文化的“义命观”。从《周易》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先秦儒家对旅行的客观限制即“命”的领域的关注，而且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它对旅行者自觉主宰即“义”的领域的强调。在先秦儒家旅游文化的“义命观”中，旅行者之主宰性得到了充分肯定。这展示了先秦儒家一以贯之的精神方向，必将对促进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和旅行者素质的提高有所裨益。
作者：余冬林 单位：九江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