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学模式落后
目前《中国法制史》教学的主要是模式以课堂讲述为主，教师在课堂上给大学生灌输专业理论知识，大学生处于被动听课的地位，讲授的内容往往集中在对古代法律制度的介绍。由于所讲的知识离现实较远，大学生的兴趣不大，难以集中精力听课，教学效果明显不佳。为改变这种被动状态，教师也尝试了多种方法，但却事与愿违，往往走两个极端：要么脱离现实，只对我国传统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现象进行罗列；要么脱离历史，完全从现行制度切入来对我国传统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现象进行分析和评价。前者会使大学生感到学习我国法制史如同是对高中历史课的重温，并无新意，故缺乏学习的积极性，甚至产生一种厌倦或者逆反的心理；后者则容易使大学生形成一种武断批判的思维惯性，认为凡是传统的或者儒家的思想、观点或制度都是迂腐的、封建的甚至错误的。教师授课形成的两个极端又不同程度地、或多或少地传染给大学生，增加了大学生对《中国法制史》课程的厌倦，使其冷遇程度更深。
二、现有的教材体系落后
《中国法制史》教材的编写及出版种类繁多，其中张晋藩、范忠信等主编的教材，吸收了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站在教材的最前沿，成为教材编写的精品和楷模。特别是范忠信、陈景良主编的《中国法制史》教材，在编写体例和内容上有诸多创新，深受师生好评。但相比较而言，由于“学术繁荣”催生的大量法制史教材内容重复严重，从篇章、体例到形式、内容都在重蹈前人覆辙，甚至还有一些版本教材内容之间相互矛盾，从而形成目前法制史教材泛滥而少精品的现象。当前的《中国法制史》教材大多采用按照朝代分编的编排方式，虽然该体系便于大学生以时间为线索掌握每个朝代的法制建设成就，但对于具体制度的变迁却缺乏系统的阐释，容易导致大学生无法理解和掌握具体法制的历史演变。如此状况，自然对当前渐趋边缘化的《中国法制史》教学与研究有百害而无一利。
三、《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改进的措施
1.明确课程定位。做为法学本科专业必修课程之一的《中国法制史》必须得到应有的重视。该课程对于我们了解我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演变及其规律、法律传统的基本特征等有重大意义。不了解自身的法律传统、法律文化，单纯靠法律借鉴、法律移植难以克服法律水土不服的毛病。自清末变法直到当今，虽然我们通过移植，引进了大量的法律制度，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但是，由于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自身法律传统的总结、理解，导致在实践中法律与现实脱节甚至相互冲突，严重影响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建设。做为法学专业人才，其根本任务无疑是在了解本国法律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先进国家的法律制度，找到适合我国发展的先进法律体系。而根本任务的实现，除了学习国外的法律制度外，对本国法律传统的深入了解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该门课程不仅应该受到重视，同时，在选修课中还要开设“法律思想史”、“中西法律比较”等课程，形成较为独立的课程体系，使大学生能从熟悉本国的法律制度中增强应用法律武器的能力，落实法律为社会服务的功能。2.改革教学模式。目前《中国法制史》教学主要模式以课堂讲述为主，改革这种教学模式可以在教学手段上选用有代表性的案例，用案例导入激发大学生的学习热情，引导大学生思考、探讨。在讲解案例时，尽量做到深入浅出、古今对照、中西比较等。同时也可以采用音频资料、视频资料等辅助教学手段，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在课外，可以指定大学生阅读的书目，通过专题形式要求大学生查阅资料，分析、讨论、总结。也可以引导大学生参观、考察一些法制史实物资料等，加深大学生对法制史的认识。3.优化教材体系。如何编写一部适合《中国法制史》教学的教材呢？范忠信教授主编的《中国法制史》就打破了以往简单地按照朝代更替的顺序罗列法律制度的做法，他根据不同时期发展的特征分为法律起源时期、争鸣时期、整合时期、定型时期、变革时期等，厘清了古代法制发展的基本历程。我国台湾地区法制史学者在教材编写方面的一些做法也给我们一些启示。其教材的编写具有自己的特点，并能结合法学界的各项研究，令人耳目一新。戴炎辉先生所著《中国法制史》全书共分五编：法源史、刑事法史、诉讼法史、身分法史、财产法史，按照现代部门法的体系及现代法基础理论对我国传统的法律制度所做的划分归类，突破了以往以朝代相因的叙述模式，这些无疑为《中国法制史》教材的优化提供了新思路，也为《中国法制史》课程提供了新内容。
作者：汤建华 单位：华中农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