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
1.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具有其特定的特点。包括非均衡性、包容性、复杂性、长期性等。第一，非均衡性是指不同区域城市和乡村之间、一线城市和小城市之间在传统文化的转型上存在着时间和过程的不同。一般来讲，大型城市相比小城市、城市相比与乡村，文化的转型都要更迅速和顺利，这主要是因为越开放的区域对于新鲜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接受程度较高。第二，包容性是指由几千年文化积淀得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吸收新鲜血液的能力，因为环境、对象、文化积淀、思维等的不同，造就了人们传承传统文化的程度和方式的不同，对于外来文化，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学会判断和选择吸收优秀文化，我们要能够海纳百川、百花齐放。并结合本国主体文化，形成开放的，与时俱进的文化内涵。第三，复杂性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我们在进行传统文化转型的时候需注意考虑民族问题和抵御西方文化的入侵等负面影响的出现。首先民族问题应高度重视，比如，一些地区如新疆等具有宗教文化的，我们应该理性对待宗教文化，正确看待他们的宗教信仰，避免产生一些偏激的思想，不利于民族和平，同时要警惕宗教情感的极端化宣泄，抵制破坏活动。其次抵御西方文化的入侵，比如西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的入侵，受到西方文化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我国一些传统文化如英雄主义、奉献精神、爱国主义、集体精神等被娱乐化、低俗化，西方思想的入侵增加了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复杂性。第四，长期性，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文化已经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因此，要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必然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尤其对于一些文化现代化起点和程度都较低的西部地区。另外，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因此，只有经济发展了，文化才得以很好地发展，虽然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是要实现国家共同富裕仍然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具有长期性的特点。
2.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方法和途径
2.1立足传统，超越传统一个民族发展前进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对其民族传统进行继承和发展的过程。我们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转型一定要注意立足于传统来源于传统。我国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积累创造了人类发展的灿烂文化，文化的建设不能抛开历史抛开民族经历的沧桑，这些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化建设的基础，我们应在继承中不断创新，批判地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有选择地继承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发展与现代转型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建设，我国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国宝贵的文化资源，比如，医药、歌舞、艺术、习俗、特技以及自强不息、独立自主、爱好和平等文化精神，因此，要立足于传统，深入挖掘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加大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开发力度，避免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流失于民间。在继承保护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创新，使之适应于现代社会。传统的文化精神已经深深地植入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中，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所以说要想脱离传统直接现代化是不现实也是不科学的。只有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与发展，才能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完美转型。2.2保持独立性及民族特色首先，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要始终保持独立性，受西方文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我国的传统文化优势逐渐消减，西方文化的冲击越来越大，中国一些主流文化价值体系逐步失去了社会主导地位，而一个国家要独立，思想文化上的独立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为使我国传统文化向着健康持续的道路发展，必须始终坚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其次，在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时刻注意，从实际出发保持传统文化的中国特色和民族特色。中国的一种文化只有拥有自己的特色才有其生生不息的灵魂。我们要立足于本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世界各国的文化进行批判性的吸收，加以消化，吸收其优点及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华，并将其与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相融合，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2.3解放思想，实现创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需要一个开放、创新的大环境，历史告诉我们，在封闭的环境中是很难取得文化的发展和进步的，只有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才能引发出文化的繁荣发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都需要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外部新鲜文化的到来。在解放思想的大环境中，通过实践对传统文化进行整合创新，一方面要借鉴西方文化的具体分析优秀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宏观审视的优势相结合，另一方面要积极发扬西方社会的创新精神，取其精华，做到学习、吸收，再到创新，最终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做到与时俱进，不断推进文化创新，真正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2.4突出传统文化现代转型中人的主体地位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人处于主体地位，因此，只有坚持正确的取向、把握人的现代化进程，实现人的全面文化现代化发展，才能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首先，着重塑造公民的现代人格，以理性公民作为发展方向，避免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培养公民正确科学的民族精神，进而塑造理性民族；其次，“鬼神论”长期以来一直影响着我国公民的思想，尤其是一些农村地区，仍然存在鬼神主宰命运的荒谬论，把神作为人的庇佑者，没有认识到人自身的主体地位，因此，在人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要强化人类自己立规、自己立法的理念，从思想上改变公民，让公民意识到日常生活不是由神保佑规划的，应理性对待人的行为行动。再者，在文化转型以及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忽略自身的主体力量，而只注重党和政府等决定性力量，但实际上，要实现中国传统文化成功的现代转型，则必须依靠社会的力量，使全民积极参与到文化建设中来，主动承担共同建设现代文化的责任，使文化建设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才能使形成的现代化文化适合现代人的需求。2.5文化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文化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二者又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因此，党和国家应该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把文化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一方面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另一方面推进文化开放、强化文化的主体地位，把经济改革与文化改革相结合，相互促进发展。就少数民族而言，其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国特有的民族文化，比如节日文化内涵、民间艺术等是我国传统文化上一颗耀眼的星，但由于很多少数民族的经济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导致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无法得到很好的传承，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甚至一些优秀传统文化正逐渐消失，因此，应加强其经济与文化的同步发展，尽快使少数民族人民过上现代文明的生活，以便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是完全可以实现现代化转型的。我们要注意，现代化并不意味着抛弃传统文化，一味西化。真正的现代化是在立足于传统和坚持民族特色的基础上，打破封闭性，在开放性的思想环境中对传统文化进行发展和创新。相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下，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在党和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正确支持下，我们一定的迎来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完美转型。
作者：杨佳 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党校
第二篇：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化的实践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刘少奇知识结构的形成
青少年时期的系统性学习激发了刘少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在其以后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得以延续。1942年，刘少奇奉调从苏北回延安工作，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跋涉万里，越过日伪103道封锁线，途中还参加了滨海、沙区、太岳区的三次大的反“扫荡”战斗，就是在这样极其危险的敌后环境下，他硬是把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比较系统地学了一遍。［6］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在中南海办公室的书架上，除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外，基本上都是文史古书。早在县立玉潭学校学习期间，刘少奇的国文就是全班最优秀的，文章经常在班上传观。与此同时，刘少奇的兴趣所在又不止于文史。11岁时，刘少奇到离家7里的洪家大屋与洪家的子弟洪庚扬同窗伴读一年，开始见识四书五经以外的新知识。从13到15岁，在刘少奇读过的书中，除传统文化经典外，还出现了一部分宣传维新改革、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介绍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书刊，以及各种自然科学普及读物。［7］玉潭学校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史地、物理、英语、体操、音乐、图画、手工等，体现着新式知识教育的特色。刘少奇没有偏科的现象，对各门功课都很感兴趣，尤其关心时事政治，喜爱学习各种新鲜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当年的校长、算术教师黄锡类先生回忆：当时的学生没有算术课本，全靠抄写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内容。刘少奇抄写笔记是最认真的。［8］他不仅国文基础是班上最好的，而且也非常喜欢学习数学和物理。考试成绩常得第一。［9］1916年从玉潭学校毕业后，刘少奇报考宁乡驻省中学，跳级进入二年级二期五班学习。在落下的一年多功课中，数理化课程尤其困难，但刘少奇经过半年努力，到期末考试时，各科成绩在全班均名列前茅。［1］1916年秋，受武力救国思想的影响，刘少奇报考谭延闿在长沙开办的陆军讲武堂，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在此上学期间，除军事训练外，刘少奇还要学习几何、代数、地理、物理、化学等课程。［2］1919年，刘少奇先后报考了北京大学和北京陆军兽医学校等几所普通高等学校和军事学校，都以优秀的成绩被录取。1919年9月，刘少奇进入留法预备班第三期学习，预备班的教学方式是采用半工半读制，上午上课，下午劳动。学习内容包括法文、机械学和木工、钳工、锻工、翻砂等技术，学制一年。虽然最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去成法国，但由于在学习期间掌握了许多生产技术，特别是掌握了各种机床操作技术，为刘少奇以后从事工人运动，在劳动中与工人打成一片创造了有利条件。［3］概而言之，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刘少奇整个知识结构的根基，也为他在了解与把握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与此同时，在20世纪上半叶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新式文化的熏陶，又使刘少奇得以在各个知识领域全面发展。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淫和新式文化的熏陶共同作用，为刘少奇形成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的复合型知识结构奠定了基础。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刘少奇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选择
1951年11月4日，刘少奇在全国政协委员学习座谈会上讲到：“我们共产党人，在最初的时候，在没有加入共产党以前，也和普通的中国人一样，是有各种不同的从旧社会得来的错误的思想的。以我个人为例，在年幼时，是随着母亲求神拜佛的，在读了孔孟之书以后，也深信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是最好的东西。后来进了所谓洋学堂，又深受达尔文学说的影响，并深信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民主主义的学说。直到五四运动以后，我们才接受了社会主义的影响。在社会主义的学说传到中国以后，是有许多空想的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一道传来的，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在当时则传播最广，接受和介绍的人也最多。我们在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随便接受的，而是经过了研究、考虑，和无政府主义者辩论之后，认为它确实是真理，确能救中国，才确定接受的。不少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建立，是在和无政府主义者辩论之后，才建立的。这就是说，我们若干共产党人还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就经过了一系列的思想改造，之后才成为共产党人的。”［4］由此可见，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选择，也是个人经历与时代背景交互作用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他的思想认知也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在湖湘文化的内蕴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意识，“民为邦本”的重民思想所体现的救国救民情怀，尤其是重视“经世务实”的实践取向，与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合为一流，孕育出一大批对近代中国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教育家。从经世派最早的人物魏源，到主张举办洋务的曾国藩、郭嵩焘、胡林翼、左宗棠，呼吁以维新变革救中国于危机的谭嗣同、唐才常，直至开创与捍卫民国的黄兴、蔡锷等人，都是在近代经世致用学风取向发展演变中出现的杰出人物，都给刘少奇以有益影响。刘少奇11岁在洪家大屋伴读时，洪家请来的老师叫杨毓群，上过新式师范学校，有些新知识，其教学内容与方式与传统私塾的不同，洪家男女平等的新思想，都给刘少奇留下深刻印象，开始触动其某些方面的传统观念。［1］刘少奇12岁在红米冲私塾读书时，已经具有初步的独立思考意识，并开始对“思想封建”的老师不满意。他有个要好的同学叫周祖山，其父周瑞仙是中国同盟会会员，曾留学日本，家中藏书很多。刘少奇常到周家看书，从而接触到一些新的文化科学知识。他喜欢阅读历史、地理，对于富有爱国思想和反抗精神的书籍尤感兴趣。［2］14岁时，刘少奇在湖南新军从军的二哥刘云庭，带回一本介绍辛亥革命始末的小册子，刘少奇读后很受启发，并剪掉了自己的辫子，以表示对清政府的反叛和对辛亥革命的拥护。［3］从11岁到15岁，可以说是刘少奇知识结构更新的重要时段。在刘少奇读过的书中，除传统文化经典外，出现了一部分宣传维新改革、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介绍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书刊，以及各种自然科学普及读物。［4］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刘少奇在读私塾期间学校更换得比较频繁，1913年到1916年在玉潭学校读书的三年可以说是他早期学习生涯中连续时间最长的。也正是在此期间，刘少奇的知识面全面打开，开始思考“为什么曾经盛极一时的东方大国却变得如此落后和受人欺凌”。在思考的过程中，他的思想开始发生重大转变。一方面，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刘少奇已有“区别对待”的初步认识。他认为，对四书五经仍然可以当作一门学问来钻研，对于孔子、孟子这几位大学问家的话则应该区别对待。他们关于为学、立志和做人方面的一些言论，可以作为砥砺年轻人进步的借鉴；他们关于“民为贵”、“为政为德”等方面的一些言论，可以作为当政者的镜子。但对孔孟的某些言论，刘少奇则明确表示反对。如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观点，他认为就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另一方面，面对国命日下的民族危机，刘少奇认识到这已经不是一个文人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文人同样要有家国天下的责任担当。1915年，刘少奇在得知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后，对此丧权辱国之举非常愤恨。在“毋忘国耻”、“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严惩卖国贼”、“不当亡国奴”等口号的激励下，刘少奇积极参加了学校的讨袁游行和检查封存日货等行动，并在此年将自己的字“渭璜”改为“卫黄”，以表达保卫炎黄子孙的决心。［5］1916年，当湖南将军汤芗铭响应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刘少奇又积极参加了学校讨袁驱汤、反对复辟帝制的斗争。受武力救国思想的影响，自1917年开始，刘少奇在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在1919年给友人的诗中，他曾写道：“岂欲长征班定远，仗策以相随”，以表达了自己决心以东汉著名军事家、政治家班超为榜样，投笔从戎、马革裹尸、以身报国的爱国情怀。但在当时因护法运动而起的战火中，陆军讲武堂无疾而终。此事给刘少奇的打击很大，其从军救国的梦想由此破灭。［6］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刘少奇积极参加了湖南的罢课游行和抵制日货等斗争。受国内正掀起的留法勤工俭学热潮的影响，刘少奇也产生了留法的念头，并进入留法预备班第三期学习。在此期间，刘少奇看到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学校师生自办的校刊也不断介绍国内形势，以及俄国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的情况。［1］正是在此影响下，1920年，刘少奇萌发了留俄的想法，并经长沙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后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开始学习俄文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为赴苏俄学习做准备。［2］1921年夏，刘少奇来到专门为苏俄东部和东方各国培养政治干部创办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共产党宣言》、国际工人运动史、《共产主义ABC》、政治经济学等课程。也就在同一年，刘少奇由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正式开始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奋斗历程。概而观之，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选择虽然经历了一个过程，但总体而言，与毛泽东等同时代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其马克思主义信仰选择的本质源头，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天下的责任意识；其马克思主义信仰选择的直接体现，则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学风的复兴。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刘少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特征
有学者曾经描述和分析过近代中国转型期的一些知识分子的特殊形象，认为他们的文化心态是站在“传统—现代的连续体”上，一方面，他们既不生活在传统世界里，也不生活在现代世界里；另一方面，他们既生活在传统的世界里，也生活在现代的世界里。［3］在一定程度上，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确立信仰和革命实践过程中，也呈现出上述特点。对于他们而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对生于兹长于兹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予以重新的整理与选择评判，将是更为困难复杂的过程。但正是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独特样征才得以呈现，刘少奇亦是如此。（一）刘少奇在中国传统文化滋养下形成的个性特征与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理性取向。刘少奇的家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数百年的家族传承中，崇尚“耕读并举、勤俭持家”，族人性格上也多表现为“老成持重，不愿外显”。在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成长氛围中，刘少奇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个性特征。张国焘曾经描述过对刘少奇的印象：“很少表现出任何兴奋”，“有点书生气，富于思考，有点沉默寡言，但是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4］根据埃德加·斯诺的记载，一些曾与刘少奇交谈过的外交官认为，刘少奇是一位“第一流的政治家——反应敏锐，实事求是，思路清晰，不易动感情，并具有非凡的能力。他能对复杂的问题作出迅速的分析，并用最简洁的语言告诉大家”［5］。正是由于以上个性特征，刘少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体现出明显的理性取向。在近代以来文化的反传统取向中，刘少奇虽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但对中国传统文化却秉承理性、非极端的态度。早在留学苏联时期，刘少奇就曾经为中国人传统而独特的情感方式辩护：“外国人‘暴露’，中国人‘隐蔽’，实际上，中国人的感情并不是没有外国人深。”［1］1942年，刘少奇从华中抗日根据地长途跋涉返回延安，他曾经对随行的同志提到：农村到处张贴的“忠厚传家久，读书继世长”之类的对联，我看那就是地主阶级的标语、口号；它能为农民所接受，是有其社会基础的，那就是封建性的经济基础和其家长制的残余等等。“目前在有些问题上我们还是要同孔子妥协的。”［2］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刘少奇强调：“对于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我们既不是笼统地一概反对，也不是笼统地一概接受，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受其优良的与适用的东西，反对其错误的与不适用的东西。”［3］1948年12月14日，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又强调，要想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首先要学习历史，不研究历史“就理论不起来”；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西方历史，不懂得西方历史，就是“跛足的马克思主义者”。“历史里边也有普遍真理，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历史现象”。［4］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物质载体，刘少奇坚持“我们对于旧时代有益于人民的文化遗产，必须谨慎地加以继承”［5］的理念。1947年刘少奇主持中央工委工作期间，发出了《关于禁止毁坏古书、古迹的指示》，以避免“中国文化上的损失”［6］。在新中国土地改革运动中，刘少奇专门强调“各地名胜古迹，历史文物，如无人管理而又需要派人管理者，当地人民政府必须注意派人管理，不使破坏”［7］。（二）刘少奇在中国传统文化滋养下形成的工作作风与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务实风格。在“耕读传家”的家风传承下，刘少奇的父亲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刘少奇由此很早就进入私塾接受教育。刘少奇的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是一位“心地善良、勤劳俭朴、善于持家”传统家庭妇女，在其影响下，刘少奇虽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但也没有娇生惯养，从小就参加田间劳作，逐渐养成好学务实的作风。他从小勤思好学，经常到处找书借书，读起来手不释卷，在炭子冲一带很有名气。这种好学倾向是其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坚实基础的重要原因。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刘少奇一直保持着这种良好习惯。萧劲光是刘少奇在苏联学习时的同窗，他曾经回忆：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到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8］1925年12月，刘少奇在长沙被军阀赵恒惕的戒严司令部逮捕。据长沙《大公报》披露，被捕的直接原因就是刘少奇往贡院西街文化书社购书时，给敌人提供了机会。［9］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在政务繁忙的情况下，也从未放弃读书学习。1951年11月底，刘少奇去南方休假出发前，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放进了行李包，到杭州住下后，就开始攻读，常常读得废寝忘食。因此，他在杭州停留的时间最长，差不多有一个月，几大本《中国通史简编》读完，休假也结束了。在前去休假途中，他还参观了曲阜的孔庙、孔林等古迹。［1］在此后的工作过程中，凡是毛泽东提倡读的书，刘少奇一定找来认真阅读。1965年，毛泽东在《后汉书》中的“李固传”、“黄琼传”上批了“送刘、周、邓、彭一阅”。刘少奇立即认认真真地进行了研读。有一次，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讲到《资治通鉴》中的一个典故，刘少奇为了深刻理解毛泽东引用这个典故的现实意义，回来就仔细查阅《资治通鉴》，并把这部书放在手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常翻看它。［2］关于刘少奇的务实风格，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曾经评价：刘是一个性格色彩最平淡的人物，他“性情淡泊”，他的步步高升“不是凭借天赋，而是凭借踏实的工作”。［3］曾在刘少奇身边工作的卫士，也曾描述刘少奇是一个“勤奋，任劳任怨，整天一声不响地默默做工作”的人。［4］正是由于勤奋务实，刘少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也具有其独到特点。由于在近代中国国运日下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选择具有工具性取向，再加之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的过分厚重和对科学精神的鄙薄”观念的延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与理解也具有选择性。有学者曾经分析过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即阶级斗争学说是当时宣传的一个重点，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问题、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问题，还无暇顾及。即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的研究与宣传，也只局限于剩余价值理论，并且是为论证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服务的，而从学理上探讨中国具体的经济建设规律，则几乎没有引起注意。［5］宁乡县博物馆保存有刘少奇当年读过的《资治通鉴》等书，书页上有许多眉批和符号，由其批画来看，一般人看《资治通鉴》往往偏重于政治斗争、宫廷之乱，而刘少奇当时就关注到了其中的经济问题，认为经济斗争是不容忽视的。［6］此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种思想倾向的延续也是刘少奇胜任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重要基础。（三）刘少奇在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思路。许多学者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在实践中之所以能够实现中国化，从而得以在这个东方大国生根发芽并开花结果，与其若干的价值观、社会理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形式在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具有一定关联，如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与社会主义理想、中国古代辩证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等等。因此，在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中，对于急需新的思想资源以更新民族文化的中国先进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合理内容的批判武器，又是中国人实现民族自信和自救的精神仓库。［7］对此，郭沫若曾深有所感：“在这儿我在王阳明学说中与近世欧西的社会主义寻出了一致点。王阳明主张‘去人欲而存天理’，这从社会方面说来，便是废去私有制度而一秉大公了。在这儿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才可以握手，在这儿西方文化才能生出眼睛，东方文化才能魂归正宅。所以在我自己是肯定孔子，肯定王阳明，而同时更是信仰社会主义的。”［1］也正因如此，刘少奇才说：“我们在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随便接受的，而是经过了研究、考虑。和无政府主义者辩论之后，认为它确实是真理，确能救中国，才确定接受的。”反之，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在内的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具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也是其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养保障。在近代中国的大转型时代，在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实践中，其最为理想的诉求，则是企图把中国的与西方的两个价值系统中最好的成分，融化为一种“运作的、功能的综合”。［2］在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中开始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人，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意义也在于此。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成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刘少奇在报告中将毛泽东思想称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3］这一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刘少奇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重要性的深刻认知。如果说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在刘少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也体现出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理论特色。最为典型的就是刘少奇1939年所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有十余处引用了中国传统经典，以论证共产党员修养的必要性、修养的内容、目标及途径与方法，这些可以充分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在刘少奇整体理论素养中所占的分量。
作者：程美东 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第三篇：中国传统文化解读
1大关帝庙的建筑布局及砖雕分布
关帝大殿位于正中间，左边是钟楼，右边是鼓楼，成对称分布，都面南朝北，一字排开，各有一道拱门。砖雕作品主要集中在关帝大殿、钟楼、鼓楼的山门上方及左右，共56幅(其中6幅，两两相同，呈对称分布)。正门(关帝大殿之门)上方共有36幅砖雕，从上至下分为8层。正门的上方正中间，从上到下共有六幅，第二幅与第三幅之间是竖着写的三个字“参天地”，第三幅与第四幅之间是横着写的“大関帝庙”四个字。这六幅图及两行字两边共30幅图，每边15幅图，呈对称分布。钟楼门上方11幅作品(因风化少了一幅，现存10幅)，中间从上至下共3幅，左右各4幅，呈对称分布，从上至下分为5层。鼓楼的门上方共9幅作品，中间从上至下共3幅，左右各3幅，呈对称分布，从上至下分5层。这种对称分布不仅展现一种对称的美，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
2关帝大殿正门上方的砖雕解读
如果把关帝大殿山门上方的36幅砖雕作品看作一篇文章，关帝大殿门上的中间六幅作品及两行文字，犹如文章主线，贯穿全文，剩余30幅砖雕作品犹如作品故事的展开。2．1儒释道与福禄寿中国的建筑“不是孤立的、脱离世俗生活、象征超越人间的出世的宗教建筑，而是入世的、与世间生活环境联在一起的，宫殿宗庙建筑，成了中国建筑的代表”［2］。关帝庙及其砖雕体现的正是积极的入世精神，砖雕内容与人世间生活紧密相连。设计者试图通过砖雕内容，表达自己的理想和诉求。正门最上方一层砖雕中间是“龙腾致雨”。由于关帝大殿始建于1656年，即将迎来康乾盛世，物阜民丰，商业兴隆，因此这幅图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既是向上天祈福，也是歌颂太平盛世，为下面画面的展开做了铺垫。其正下方是“福禄寿三星高照”，此图左刻寿星，中刻禄(高官)，右刻福(一人抱子即子孙满堂)故名“福、禄、寿”三星。福、禄、寿是人之向往的最高生活境界，人的一切活动都与此有关，这等于为花戏楼砖雕确立了主题。其正下方是“参天地”三个字，道教法则源于天地自然，揭示了天地自然的运行规律，反映了中国古代儒家思想、道家思想里“天人合一”的观念。其正下方是“吴越之战”，图为吴越两军交战之场景，中间两批战马，左为吴王夫差，右为越王勾践。这幅图告诉商家，商场如战场，有赢有输，输了不要轻言放弃，可以从头再来;同时也告诉世人，只要持之以恒，世上无难事。其正下方是“大関帝庙”，象征了儒释道文化的融合。儒教奉关羽为关公，希望天下人像关公一样“忠、仁、义”;在道教中关羽被奉为武财神，给人们带来财运，佛教奉其为伽蓝菩萨。其正下方是“全家福·郭子仪上寿图”，在所有这些砖雕作品中，这是场面最宏大的一幅，42个人物形态各异，惟妙惟肖，春风满面。画中郭子仪端坐正堂，胡须垂胸，面带微笑，下面文物百官及七子八婿前来祝寿。图的左边雕刻一组扶老携幼看热闹的人群。这正是世人所向往的多子多福，福禄寿集一身的生活境界。其正下方是“松鹤延年”，表达人们对长寿的渴望，也祝福天下人长命百岁。最下一层是“二龙戏珠”，龙在中国是祥瑞之兆，与最上方的“龙腾致雨”首尾呼应，在此不多赘述。2．2对儒释道与福禄寿的阐释第一层砖雕共3幅作品，中间是“龙腾致雨”，左边是“鹰扬宴”。清代科举制度中，武科乡试放榜后，翌日，考官和考中武举者共同参加宴会。因为是武科，故名“鹰扬”，是威武的意思。图上刻一展翅腾空之雄鹰，下刻一雁，(雁与宴谐音)故名“鹰扬宴”。右边是“鱼龙漫衍”。图上刻一巨龙，下刻一比目鱼，云雾缭绕，比目鱼跳跃漱水，故名“鱼龙曼衍”。这三幅图都用动物做象征，既有寓意，又起到装饰作用。“鹰扬宴”与另两幅图一起，告诉人们国家的繁荣稳定离不开武将的出生入死，又因关羽是武将，更加凸显关羽的地位;同时也激励人们积极入世，博得功名，报效国家。“鱼龙漫衍”与“龙腾致雨”相辅相成。第二层只有“福禄寿三星高照”一幅作品。第三层，两幅“夔一足”砖雕分列“参天地”两侧。“夔一足”左面是“达摩渡江”，右边是“老君炼丹”，这两幅图与“参天地”并列，象征着中国传统社会里并存的儒释道文化。用“夔一足”典故告诉世人，能参悟儒释道中任何一家足矣。第四层砖雕，中间是“吴越之战”，左边是“衔环之报”，图中刻一赤身裸体、形象丑陋而心地善良之杨宝，身抱一只乳毛未丰之黄雀，上部刻一侧首俯视之雄鹰。右边是“六合同春”，此图中刻一株千年古松，一只猿猴在松树上攀登，松下刻二鹿(一老一幼)。“六”与“鹿”同音，故名。这两图告诉世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乐于助人，善有善报，动物亦有情，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只有这样方能六合同春。第五层砖雕，中间是“大関帝庙”四个字。左边是“三酸图”，是关于宋代几位文人的故事。苏轼、黄庭坚、秦观三人应佛印和尚(宋之高僧，名了元)之邀，前往金山寺，佛印欲求其诗词，便将已做之桃花醋请三位品尝，饮之异态俱出，观之皆笑，加之酒酣，诗兴大发，各赋其诗。［3］9右边是“刘备甘露寺拜乔国老”。两幅图都与佛有关，生活中处处有禅，禅之所在，人生平安。刘备在甘露寺拜见乔国老，得以转危为安，才有了后来天下之三分。第六层砖雕，共9幅作品，中间是“全家福郭子仪上寿图”，“魁星点状元”紧挨着其左边，“文昌帝君”紧挨着其右边，魁星与文昌帝君都是中国神话中主宰功名、禄位的神。砖雕体现了人们对功名的追求与向往。魁星点状元的左边3幅分别是“鹿骇狼顾”，此图刻一惊恐之鹿和顾盼之狼，中为枯树所隔，气氛十分紧张;“心猿意马”，图中刻一脱缰之马在旷野上弛缓交替而行。这两幅图下面是“虎落平原”，图中刻有一只猛虎落于平原，群犬视之俱吠，试图扑向猛虎。这三幅图成三角分布:“文昌帝君”右边是“狻猊”(一种猛兽)，图中刻一狮子型状动物，传说为龙配狮子而生，“怒蟾斗狮”，图中刻一怒蟾(鼓足气的蟾)，英勇无畏，正向着兽中之王狮子猛扑。这两幅图下面是“三阳开泰”，图中刻三只羊，一匹马，中有桥所隔，整个环境，一片春意，因“羊”与“阳”同音，故名。“中国艺术自觉地追求表现天地之心，拟太虚之体，因而把和作为最高境界。和的追求是艺术家通过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的体会并用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4］这六幅图告诉人们:不要恃强凌弱，人与人应该和睦相处，不要像鹿和狼那样彼此猜忌，也不要像蟾和狮那样剑拔弩张，应该像马和狻猊那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像羊和马那样和谐相处，只有这样才会有“三阳开泰”及天下太平之局面。第七层砖雕是“松鹤延年”，其意义众所周知。第八层砖雕中间是“二龙戏珠”，紧挨着的左边是“天禄书镇”。《集古禄》:“汉宗资墓前有石兽二，左为天禄，右为辟邪。”《汉书．西域传》注:“符拔一角为天禄，两角为辟邪，形似虎，正黄色，有须髯，尾有绒毛，大如斗。”汉代多刻此物为饰，谓“天禄书镇”，旧谓“天上”赐予的禄位。［3］11图中刻一天禄，右边是“麟吐玉书”，麟为麒麟，吉祥的象征。《拾遗记》:“孔子生之先，有麟吐玉书于阙里(山东曲阜县城中)人家，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征在(孔母名)绣绂系麟角，及夫子将终，抱麟解绂而泣。”素王，即孔子。孔子修《春秋》是代王者立法，有王者之道，而无王者之位，故称“素王”。图中刻一麒麟。这两幅图与上面的“魁星点状元”和“文昌帝君”寓意相同。“天禄书镇”左面共5幅作品，上面两幅，左边是“王羲之爱鹅”，右边是“周敦颐爱莲”。中间一幅是“九世同居”，即九狮图，因“世”与“狮”谐音，故名。下面两幅左边是“犀牛望月”，图中刻一犀牛。右边是“万象更新”，图中刻一大象。“麟吐玉书”右面也是5幅，上面两幅左边是“鲁隐公观鱼”，图中鲁隐公聚精会神地观看渔人在捕鱼，右边是“陶渊明爱菊”。中间是“五世其昌”，图中刻有五狮，因“世”与“狮”谐音，五狮故名“五世其昌”。下面两幅左边是“一品朝官”，品，乃古代官吏的等级，一品到九品，一品最高。而狮子为兽中之王，故名“一品当朝”。右边是“唐”。唐是一种异兽，形似麒麟。独角为麟，双角为唐，皮坚韧，刀箭不能破，古人多用其皮做铠甲，名曰“唐倪凯”。“艺术家们渴望与自然达成高度的和谐，在自然之中陶冶自己的审美情操，使自己的思想境界得以升华。”［5］这十一幅图，组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画面，渗透着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
3钟楼门与鼓楼门上方的砖雕解读
鼓楼门上方中间的三幅作品与钟楼门正方的三幅作品，在结构上呈东西对称，内容上相互反衬，犹如一幅对联。两边的砖雕内容则是对关帝大殿上方砖雕内容的拓展。3．1对联钟楼门正上方的3幅图从上至下分别是“大梁城·范睢逃秦”，此图为范睢逃亡秦国之场景，因魏国丞相怀疑他通秦。中间是“白蛇传”，图左上方为雷峰塔，塔前站立者即白蛇，右为法海和尚，面前下跪者乃许仙，中为断桥，下边是“龙凤呈祥”。鼓楼门正上方的3幅图从上至下分别是“三顾茅庐”，图中，茅庐内睡一人即诸葛亮，左三人便是刘、关、张，中间一人面向刘、关、张者，乃孔明之弟诸葛均。中间是“李娘娘住寒窑”，图左寒窑前站立者是李娘娘，中间是包公，其他是王朝，马汉等人，娘娘面前下跪者，乃范宗华。最下面是“龙凤呈祥”。“大梁城·范睢逃秦”与“三顾茅庐”形成鲜明对比，诸葛亮帮助刘备成就帝王事业，范睢从魏国逃秦后任秦相(公元前226年)。［3］22范睢和诸葛亮同样是人才，在成就事业前却受到不同待遇。这两幅图表达商人们期望朝廷能够礼贤下士，重用人才，不能心存猜忌，同时也告诫自己对手下的伙计能够礼贤下士，做到用人不疑。“白蛇传”与“李娘娘住寒窑”形成对比，白蛇与李娘娘同是女人，遭受迫害。李娘娘因秉公执法的包拯获救，白蛇却因许仙轻信法海胡言被压雷峰塔下。这两幅图警示世人不要轻信别人而丧失判断标准，善恶终有报，正义终将战胜邪恶。3．2对儒释道与福禄寿的阐释钟楼门上的第一层砖雕是2幅相同的“松鹤延年”，与关帝大殿门上的“松鹤延年”及鼓楼上的“寿比南山”都是用来阐释“福禄寿”中的“寿”字。第二层是“大梁城·范睢逃秦”。第三层中间是“锺楼”二字，左边是“蟠桃孝母”，右边是“蒸黎休妻”，本为曾黎，后误为蒸黎。是曾子的故事，因妻蒸梨欠熟，母不食，为孝母而休妻。这2幅图告诉世人，百善孝为先，孝是一种美德。第四层中间是“白蛇传”，左边是“福寿图”，右边砖雕，因风化脱落，内容不详。第五层中间是“龙凤呈祥”，左边是“传胪赐宴”，即君主赐宴新试进士及第。此图刻芦雁三只，另只隐于后。因“雁”与“宴”，“四”与“赐”同音，故名。右边是“鸡鸣戒旦”，此图刻三鸡，一雄鸡伸颈鸣晨。这两幅图告诉世人要勤奋读书，考取功名，是“福禄寿”内容的进一步拓展。鼓楼门上的第一层砖雕左边是“寿比南山”，右边是“凤凰戏牡丹”，凤为吉祥之物，牡丹乃富贵之花，这两幅图是进一步表达人们对荣华富贵、长寿的追求。第二层是“三顾茅庐”。第三层中间是“鼓楼”二字，左边是“燕山教子”，即窦燕山，有五子皆登科。民间门画上有“五子登科”，即指窦氏五子。图中书案后端坐一老者即窦燕山。右边是“王质烂柯”，为古代神话故事。信阳郡石室山，昔时有一樵夫名王质，衢州人。一日，上山伐木，见二老者围棋，质因视之。老者将一物似枣核赐予质，让质含之，不觉饥，一棋下完，老者谓质曰:“何不去?”质急走，回首视之，斧柯烂尽。而归，至家众云:已数百年，亲人无复存者。图中刻二老者对弈，稍前立一人，身扛大斧，即是王质。［3］25这两幅图，寓意相反，“燕山教子”，激励世人积极入世，考取功名。“王质烂柯”表达的则是出世的愿望，希望过上隐逸的生活。第五层砖雕，左边是是“梅花占魁”，图中一对八哥落于一株怒放的梅花枝头，一鸣一啄。右边是“鸳鸯戏莲”，图中刻有芙蓉花，一对美丽的鸳鸯在嬉戏莲花。这两幅图中的动物都是用来表示喜庆的，表达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总之，亳州花戏楼砖雕在有限的空间内，不仅展现了精细的砖雕技术，而且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髓，同时表达了人们对理想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向往人与人和睦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下大同的局面，对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仍具有借鉴意义。
作者：张辉 单位：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外语系
第四篇：中国传统文化在共青团工作的运用
1中医药高等院校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紧迫性
1.1价值观的偏离价值观是主体对事物的总体判断和评价。在多元化社会背景下，价值观多元是无可厚非的发展趋势，但价值的多元必须有一定的底线，否则就会出现偏离和混乱。在社会多元化的影响下和西方势力的渗透下，作为最容易接受新兴事物的青年大学生开始出现观念的迷茫、价值的混乱。在集体与个人、名利与荣誉、实利与理想、安逸与奋斗等选择中变得无所适从，在一些是非真假、美丑善恶等基本的价值判断中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医药类大学生中，同样存在功利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少学生因为不甘学中医的寂寞和相对低廉的经济效益而否定中医、放弃中医；对优良的传统美德和古代医家的高尚风格没有很好地体会与继承，长此以往必定贻误终身。1.2职业道德的滑坡职业道德是指人们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守的道德准则、道德品质和道德情操。近年来，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不够完善的医疗体制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态势，各种医疗纠纷层出不穷。这其中不乏一些医务人员利令智昏，放弃职业操守，放松职业操练，做出了有损医德医风，甚至违法乱纪的事。医德医风的滑坡，既有体制的原因，也与医务人员“救死扶伤”人道主义价值观发生扭曲以及人文修养不足有关。比如2013年7月富平县妇幼保健院的贩婴案、复旦大学医学研究生投毒案，这些令人发指的案件，无不在提醒我们对医学生加强以“仁爱”为核心的传统道德观教育已刻不容缓。
2传统文化融入中医药高等学校共青团工作的可行性和现实性
2.1中医药类大学生容易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强烈的专业认同感中医药文化本身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它既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下形成的，其理论体系的建立也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拓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延。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来看，中医学深受中国古代哲学的精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以及辨证论治的诊疗特点。从价值取向上看，受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影响，中医有积极的入世精神和强烈的道德完善意识，所谓“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把悬壶济世当作实现人生价值的高尚途径。另外，中医学理论还受到古代天文、地理、文学、历法、气象、物候、兵法等的影响。如气象学知识促进了六淫病因学说的产生，物候学知识促成了“天人相应”思想的建立，兵法知识奠定了中医学治则法则的确定，伦理制度影响了方剂配伍中“君臣佐使”思想的形成。总之，中医药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子体”与“母体”，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所以，中医药高等院校共青团组织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大学生形成较强的专业认同感。2.2中国传统文化为共青团思想引领工作提供了宝贵资源共青团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塑造青年品行，引导青年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的理论体系，其中包含了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和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三个方面都贯穿着中国文化传统，如十大传统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见利思义、诚信知报、勤俭廉政、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修身慎独、笃实宽厚、勇毅力行等精神。这些美德通过改造融入中华民族时代精神之中，逐渐形成了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耻”文化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源泉。中国古代思想家所提出来的“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仁则荣，不仁则辱”“、无羞恶之心，非人也”“、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等荣辱思想的精华，已被改造成为易懂易记、朗朗上口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可以说，中国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同源异构”的关系。共青团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开展思想引领工作，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践行和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
3中医药高等院校共青团工作运用传统文化的方式和手段
3.1以团组织生活为基础，运用传统文化加强思想引领共青团基层组织是高校开展思想引领工作最有效、最直接的载体。中医药高等院校基层团组织应当有计划地把优秀传统文化锲入团建工作，开展以中国传统美德和精神为主题的团组织生活会。通过这一途径在团组织内部传播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在以主题团日为内容的团组织生活中，基层团组织要认真策划和组织，尽量将教育主题与优秀传统文化联系起来。正如前文所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美德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所以基层团组织要善于从传统美德入手，从身边最常见最容易理解的现象进行启发，达到弘扬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效果，尽量避免直接、简单、片面地进行说教，以免使青年学生产生逆反心态。比如对于医患关系紧张的当下如何建立良好的职业价值观这一主题，我们可以列举古代良医的优秀事迹，让青年学生感同身受“仁爱”、“精勤”“诚信”、“慎独”等精神品质，而这些恰恰与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公正、友善、诚信、敬业的内容相一致。此外，中医药高等院校各级团组织还可以举办讨论研习传统文化的沙龙、论坛。让青年学子们主动地钻研和学习传统文化，切身体会学习传统文化的意义和乐趣。如湖北中医药大学校团委每年举办“国学论坛”，邀请一些知名学者给大学生们传道授业，各学院团总支也定期开展了由学生自己主讲的论坛，如“本草论坛”“、百花齐放知识论坛”等。举办论坛必然会带动团员青年去阅读经典、去体会如何研究传统文化，让他们在传统文化领域有了日常的习染和熏陶［2］。3.2以校园活动为载体，大力营造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校园活动是营造良好校园文化氛围的有效载体，中医药高等院校共青团要积极思考，开展各种富有浓郁传统文化因素的活动，使青年学生们在寓教于乐的环境中感受传统文化内涵、体会传统文化的魅力，从潜意识中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塑造与灌溉，从而成为具有良好精神品格与高尚情操的社会人。首先，共青团基层组织应该充分利用校园的宣传橱窗、文化角、校园广场，乃至花草树木等对传统文化进行宣传。湖北中医药大学校园内四处悬挂精心节选的古代名人名言和经典段落，在校园中的显著位置都有刻着“大医精诚”、“精气神”等富含中医元素的文化石，使校园中弥漫着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中医药高等院校共青团组织还可以通过新媒体，比如网站、微博、微信等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从现实世界到虚拟世界无处不在地感染和熏陶青年学子。其次，可以通过举办传统服装秀、传统礼仪展示、传统手工制作展演、古典舞蹈大赛等活动，让青年学生接触优秀的传统艺术。湖北中医药大学校团委每年都举行“传统礼仪风采”大赛，让学生们切身感受传统礼仪的魅力，中医临床学院团总支还与中医美容康复教研室合作举办了“中国传统服饰展演”、“古代妆容比赛”等既有传统特色，又结合中医专业特点的活动，在强烈的视觉冲击中，增进了中医学子们对民族、民俗、文化的了解，也增强了同学们参与保护传统文化的积极性。另外，举办传统保健体育运动会也不失为一种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湖北中医药大学校团委每年都举办太极拳比赛，针灸骨伤学院团总支依托推拿教研室，举办传统功法比赛，在全校掀起学太极拳、易筋经、八段锦、太极剑、五禽戏等传统功法热潮。传统民族体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它的意义不仅仅是保健，还可以增进民族团结和凝聚民族向心力、增强民族忧患意识。同时，“中国功夫”这一概念本身所衍生出来的进取、乐观、坚持、担当和爱国等品质与精神都可以在活动开展中让学生深刻领会。3.3以学生社团为阵地，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大学生社团是高等院校开展第二课堂教学的主要组织者和实施者。据共青团中央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有80％以上的大学生参加过校内社团、跨校社团或网络社团，平均每人参加社团数为1.5个以上［3］。学生社团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其活动的策划、组织、开展都是在团委的领导下由学生独立完成，抓好了学生社团建设就抢抓到了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制高点。中医药高等院校共青团应该倡导建立与传承传统文化相关的各种社团组织，比如国学社、书画社、诗词学会、曲艺社、推拿协会等等，并加强指导和管理，鼓励和支持这类社团大力发展社员，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这类具有传统文化性质的社团，一般都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从社团成员本身来说，参与其中的青年学生大都具有一定相关特长，或者具有浓厚兴趣，他们的切身参与可以让其精神得到升华，思想得到启迪，情操得到陶冶。从校园文化的整体建设而言，百花齐放的社团传统文化活动，可以在校园中营造出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即使没有参与这些社团的青年学生也可以耳濡目染。在这些社团的带领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行为规范、处世哲学、道德判断、审美价值等等都可以形成无形的力量来塑造青年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并进一步激发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兴趣，开发创造性思维，发展特长，为培养优秀的中医药人才做好基础性工作。3.4以社会实践为平台，扩大传统文化的社会影响社会实践是青年大学生开拓视野、增长才干、磨练意志、提升境界的有效途径。中医药高等院校团组织应该具有学术的敏锐性，结合专业特点，利用社会实践平台，实现传统文化“内化”和“服务”两大功能。所谓“内化”，就是通过社会调查、走访等形式，主动发掘整合地方传统文化资源，深刻了解地方传统文化的脉络和特征，从而使青年学生将所见所感内化于心，达到完善人格和形成高尚品质的效果。举例而言，湖北中医药大学的基层团组织在社会实践中，带领青年学生赴武当山调研道教文化与中医文化的渊源；赴襄阳古隆中考察三国文化，感受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爱国情怀；赴庐山考察中药文化等等。这些活动让学生们学习到了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精神力量，更提升了青年学生们的精神境界。所谓“服务”，就是青年学生们将内化于心的传统文化知识服务于大众，服务于社会，将传统文化外化为一种改造社会的力量。当代青年学生要有担当意识，要有社会责任感，在践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过程中要有舍我其谁的气魄和勇气。对于中医药大学生来说，实现“中国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播、弘扬中医药文化。中医药高等院校团委可以利用暑期社会实践组织医疗小分队、文化宣讲团开赴社区、乡村，特别是到边远山区送医送药送文化，一则向基层人民群众推介中医保健知识，让人民群众免费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二则也让参加实践的青年学生在服务群众的过程中获得职业的荣誉感，从而更坚定从事中医药行业的决心。
4结语
中医药高等院校共青团组织在开展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活动中，要加强设计与指导，把兴趣的培养当作首要任务。同时，还要遵循中医药人才培养的规律，着力培养中医药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医德医风，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们相信，通过中医药高等院校共青团基层组织的积极参与，在传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能够提高中医药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促进中医药大学生理想人格的塑造，也必将会让中医药文化焕发出更璀璨的光芒。
作者：莫亮波 单位：湖北中医药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