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获至宝
(一)获得报纸刊物，快乐不可名状
1927年以后红军经历一系列失败，毛泽东率先提出“放弃攻打大城市，向农村进军”，开启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朱毛会师后，红军战斗力大大增强，还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并初步打破了蒋介石的围剿。毛泽东越来越渴望在根据地能够及时获得外界书报信息，以了解中央精神和天下大事，这也是指导革命斗争的需要。1929年4月毛泽东撰写的《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直接表达了与外界沟通困难的无奈:“以上两重要报告，中央一个也未收到，无怪对我们情形完全隔膜了。”“三年以来中央的刊物我们一本没有收到，及到汀州才看到《少年先锋》第三、四期，《中国工人》第三期，北京出版的《人言》第二期，汀州留沪同志出的《前响》第二期。”在获得外界信息后，表达了他极大的喜悦，写道:“在湘赣边界时，因敌人的封锁，曾二三个月看不到报纸。去年九月以后可以到吉安、长沙买报了，然亦得到很难。到赣南闽西以来，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且可看到何键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②同年n月毛泽东又在写给中央的信中说“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即《布尔塞维克》，引者〕，《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请垫付”。他特别向中央说明“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③对马列主义理论之类书的渴望之情洋溢信中。
(二)偶得马列书籍，扎实苦读两年
1931年，正值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占统治地位，这年n月的赣南会议剥夺了毛泽东在苏区的领导权，1932年的宁都会议又撤销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权，他被迫离开红军到长汀修养，继而苏区又开展矛头针对毛泽东的反“罗明路线”斗争。1933年后毛泽东的处境愈发艰难，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也迁人江西中央苏区，对于毛泽东的排挤和批判更加激烈，博古等发起批“邓、毛、谢、古”路线。到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已经被排斥在党和红军领导之外，他的正确意见也被批判而不被接受，每次开会王明、博古等人借在苏联留学的经历，用大篇大段的马列主义原著来抨击毛泽东的思想和观点，而毛泽东因为没有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显得理亏。毛泽东在1957年同曾志谈话中提到:“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①恰好19犯年4月20日红军攻克漳州，得到了一大批图书，毛泽东如获至宝，近乎痴迷地研读马列著作。当时陪同毛泽东去找书的漳州中心县委秘书长曾志回忆说:“我同他一同去龙溪中学翻书，在图书馆里他一边翻一边说，这个好，那个好，找了好多书，恐怕有好几担书，是用汽车运回中央苏区的。他很可能就是在这里找到《资本论》、《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书和经济之类书的。”②毛泽东自己也回忆说:“1932年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③毛泽东两年苦读的书目中包括《反杜林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列著作。其中《反杜林论》强调军事、政治、经济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经济在其中是决定因素，进一步论证了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政治理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是由陈文瑞翻译的，列宁在此书中强调无产阶级应“夺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认为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而他借助于民主制度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①;毛泽东还多次阅读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读后深有感触，针对党内当时的现状，毛泽东认为“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党历来反对右倾但对“左”倾错误认识不足，而当时王明、博古在党内的“左”倾错误还没有被制止;他还认为无条件的集中制和严格的纪律是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对“左”倾机会主义者否定党的领导、推行宗派主义的现象进行抨击;在深人学习马列理论之后，毛泽东终于在马列理论中找到反驳党内错误理论和路线的依据，开始用真正科学的马列主义反对“教条的、本本的”马列主义。
(三)“都要努力学习，不可躲懒睡觉”
在指导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越来越认识到马列理论的重要性，提出要让广大革命群众特别是群众的领袖分子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思想武器。毛泽东说:“同志们:大家都要努力学习，不可落后，不可躲懒睡觉。从前孔子的学生宰予，他在白天睡觉，孔子骂他‘朽木不可雕也’，对于我们队伍中躲懒的人，也可以这样讲一讲，但是对学习有成绩的，就要奖赏，有赏有罚，赏罚严明。不过我们主要的在于奖，假使有个把宰予，也没有什么关系。”②他不仅自己读，还将书推荐给党内其他领导人看。彭德怀在自述中回忆道:“在这以后大概一两个月，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种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③毛泽东扎扎实实研读马列著作的两年是他科学运用马列主义研究中国革命道路的开始，为他此后运用科学的革命理论反对党内的各种“左”右倾错误打下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他正确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就说:“我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实际问题，以此来驳斥博古认为我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此后，毛泽东更加重视对于马列主义的研读，即使是在戎马控惚的战争环境，也竭尽所能地找来马列书籍读，毛泽东曾在1964年与外国代表团谈话时说他是在马背上学习马列主义的。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毛泽东关注的不是有没有饭吃，是否会丢掉性命，而是怎么读好马列主义，怎么用好马列主义。张闻天的妻子刘英回忆说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经常研读马列著作，同张闻天等讨论马列主义及中国实际革命问题。
二、如饥似渴
234长征胜利后，毛泽东到达延安，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学习条件也有所改善，便“发愤读书”，异常刻苦地研读马列理论，特别是有关马列哲学的著作，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
(一)窑洞里微弱灯光下的苦读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昏暗的窑洞里，就着微弱的灯光，苦读了一系列的马列著作，尤其对哲学著作情有独钟。当时在延安访问的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①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其苦读马列著作之后的提炼。毛泽东一再强调“不要把哲学看得太难和那么神秘，那么神圣不可侵犯，把它看得太黑暗，就不容易进门”。②“要写‘活’哲学，不要写‘死’哲学。”③他认为哲学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架子，不懂得这个架子，办事就要差一些，想问题就要差一些。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毛泽东阅读了包括《辩证法唯物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哲学与生活》、《社会学大纲》、《哲学选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在内的一大批马列哲学著作，并作了大量的批注，每一本都有不同的批注记号，有些是不同类型的线条，有些是不同颜色的笔迹，都显示了毛泽东当时读书的次数之多和思考之深人。在批读时毛泽东曾一再感叹:“中国的斗争如此丰富，却不出理论家!”④毛泽东自己后来便成了中国最伟大的理论家，弥补了他此时的遗憾。毛泽东对这些哲学著作所作的大量批注主要收录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这些批注分析，多是对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相关问题进行集中详细的批注。比如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集中论述辩证法的三大法则一章中，毛泽东的批注就达90(旧多字，占整本书批注的一半以上。毛泽东还针对《教程》中的:“唯物辩证法怎样的发展了呢?并且怎样才能发展呢?”的提问专门批注道“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①;在博古赠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书中，毛泽东的批注也集中在论述矛盾论与认识论的第三章第五节，第四章一、二节中，而且批注中很多话与毛泽东之后的哲学著作《矛盾论》与《实践论》中的话语几乎一字不差。《毛泽东哲学批注集》还收录了一篇毛泽东在延安时的读书日记，日记上记载了毛泽东批读李达寄赠给他的《社会学大纲》的详细时间。据日记记载，毛泽东大约用两个月时间批读该书，但是期间有24天“没有看书”②。该书共854页，44万字，毛泽东平均每天读书25页多，达到13(X)0字以上。毛泽东读书越多，越觉得自己有所欠缺。在写给何凯丰的信中，毛泽东认为自己马列思想还未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并且要求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毛泽东不断地到处搜罗书籍，要弥补他在战争中失去的读书日子，他写信给胡乔木:“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我曾看过的一本赖也夫的社会学，张伯简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诸如此类，均请收集。”③他还将看过的书推荐给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看，和他们进行探讨。
(二)要多读，要精读，要会读
虽然毛泽东未曾出国留学，但是在延安时期的苦读钻研几乎与出国进修无异。毛泽东对马列理论越了解越觉得其重要。他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④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系统地、实际地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认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235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并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①学习马列理论越多，毛泽东便越强调要精读，多读。曾志在进马列学院学习之前，毛泽东便对她叮嘱道:“学习马列理论很重要，要理论联系实际。”“一年太少，要学三年，至少也要学两年。要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要精读，读了还要理解它，要结合中国国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去分析、去探索、去理解。”②在处理精读与多读的关系时，毛泽东也有自己的看法和处理方法，他认为:“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当然不必要一律都精读，而是遇到实际问题，就去请教马列主义，时常翻阅，从理论上进行分析。”③毛泽东自己还举例说道:“《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④或许正是这种在实践中学、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的独特学习方法，使得毛泽东即使没有出国留学，没有进校专门学依然可以将马列理论学透彻，还避免了受教条主义或者本本主义的束缚。
(三)学习的好办法是“挤”和“钻”
毛泽东还跟大家提出学习的好办法，那便是“挤”和“钻”。他说:“共产党员不学习理论是不对的，有问题就要想法子解决，这才是共产党员的真精神。在忙的中间，想一个法子，叫做‘挤’，用‘挤’来对付忙。好比开会的时候，人多得很，就要挤进去，才得有座位。又好比木匠师傅钉一个钉子到木头上，就可以挂衣裳了，这就是木匠向木头一‘挤’，木头让了步，才成功的。自从木头让步以来，多少木头钉上钉子，把看不见的纤维细孔，‘挤’出这样大的窟窿来，可见‘挤’是一个好办法。”“再一个问题是看不懂。这种情形的确存在，有的同志‘宁可挑大粪，不愿学理论’。忙可以‘挤’，这是个办法;看不懂也有一个办法，叫做‘钻’，如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去。看不懂的东西我们不要怕，就用‘钻’来对付。在中国，本来读书就叫攻书，读马克思主义就是攻马克思的道理，你要读通马克思的道理，就非攻不可，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地攻它。”①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
三、如鱼得水
毛泽东在学习马列理论的过程中并不是死啃书本，光背理论，而是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历史相结合，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两个“结合”使得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更加透彻，使他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更加娴熟，更加得心应手。
(一)继承遗产，与中国历史相结合
毛泽东素来不主张崇洋媚外，也不主张本本主义，所以在研读马列著作时不忘记对中国历史加以研究，将二者相结合。毛泽东认为对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学习过程中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举例说:“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②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能割断历史，而应总结和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总是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③1940年9月，毛泽东写信给范文澜，信中对范文澜所作的《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提纲大为赞赏，还鼓励其多做深人的历史研究。就有关历史研究的方法问题两人相互探讨，毛泽东认为学习应注意:“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④在毛泽东看来，学习系统的马列理论与中国的历史和优秀文化是不能脱节的，否则就是空洞地抽象地学，学到的是不能为我们所用的马列理论，是死的马列理论，在中国学习马列理论就必须以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为蓝本，二者相结合，才是我们学习的最终目的。2371944年4月，毛泽东写信给李鼎铭，与他探讨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运动。毛泽东提出要从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历史事件，重点关注农民运动的历史地位，这虽与李鼎铭所作原文的思路相反，却又合理，为当时革命提供思路。这也是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中国优秀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
(二)总结经验，与中国现实相结合
毛泽东之所以是马列主义理论在中国具体化的集大成者，关键便是他非常注重研究现状，及时吸收别人的正确思想，及时总结斗争过程中的新鲜经验，加以整合提炼为自己的思想理论，这是他高于他人的特性。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毛泽东将这一特性发挥到了极点。在1938年ro月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泽东认为:“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懂得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也还没有懂得中国的全部。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①对于那些以为仅仅熟读马列著作便可被称之为“理论家”的人，毛泽东严厉批判道:“我们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能不能就算是有了理论家呢?不能这样说。”②毛泽东认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③毛泽东将学习研究马列主义与发展着的中国实际相结合作为衡量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之一。1938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科科长金城根据广东来延安考察的一位地质工作者介绍的国民党方面的情况整理成材料交给毛泽东，毛泽东为此专门写信给金城，说“广东材料很好”④，还要求金城以后多收集此类材料，多注意从外来人口中寻找资料。1941年8月19日，毛泽东又写信给时任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的陈正人，要求陈正人等要与有实际经验的人加以研讨、收集各方面的材料与意见后起草财经纲领。1942年12月13日与20日，毛泽东连给南汉窟写两封信要求他就粮草、税收、金融、贸易四方面的干部在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写成报告，还具体提出了写作要求:“每样要说政策，说工作，是向广大的干部说话，使他们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作法。”①毛泽东深人系统地学习了马列理论，但并没有走“书虫”的路子，他在学习中注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结合当前中国革命的实际，广泛收集讨论资料，思想理论逐步成熟。
(三)经常讨论，使两个结合更完美
毛泽东不是关起门来做学问，他还经常写信与周围的同志们广泛交流，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史哲等各个方面。他写信给何干之，鼓励其研究民族史，并结合当时抗日的现状和需要提了些建议;写信给陈伯达讨论有关墨子的哲学思想;与周扬讨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向博古表达他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的看法。这一时期，在毛泽东的带领和倡导下，中国共产党内逐步形成理论联系实际、深人思考问题的良好风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②完美的两个“结合”，使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集大成者，他科学地将马克思主义刻上了中国的印记，并由此将之恰当地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从而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作者：唐正芒 王蛟 单位：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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