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梦”与“好经济”的本质
经济的好坏决定“梦”的有无，或者更确切地说，决定“梦”的真实性和可能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梦”的性质。“梦想”具有的个人性是不容置疑 的，国家梦想建立在个人梦想之上，一个由失去梦想空间和梦想激情的人民所组成的民族是不会有国家梦想的。经济的基本单位也不可能是国家，经济理性是建立在个人的健全理性之上的，因而 ，合法的私有财产无论在什么国家都受到了(至少在法律上的)切实的保护。个人的梦想是有别的，正如个人的利益是相异的，而这种异质的、或者多少有些差别的梦想和利益的交融程度，就是 一个社会是否和谐的表征。“中国梦”要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理想，在各种文化交融激荡中取得在核心价值观统领下的多元共存文化氛围，在各种利益相互交织冲撞中取得在核心利益统领下的多元利益 相生相济的格局。“中国梦”与“好经济”都既是个人的，又是民族的，它具有完全的人民性。“中国梦”是一种国家理想，它牵引着社会的发展方向。“中国梦”的实现在于坚守有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道路，坚定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中国精神，坚持和而不同、有容乃大的中国风度，坚信并依靠众志成城、愈挫愈勇的中国力量。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梦”落实为经济发展、社 会进步、人民幸福的三重要义，这三重要义进一步具体化为生产、生活、生态的健康与永续发展。“中国梦”有圆梦的路线图和日程表，在建党一百周年、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改革开放一百周 年，这些重大历史坐标中分别为民族、民主、民生问题树立了前进的路标和指示，因而，“中国梦”是一个不断铸梦一圆梦的过程，而梦想的终极，是一切人自由发展是其他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的共产主义愿景。随着世界交往的扩和深入，“中国梦”也同样是一个“世界梦”，是世界和谐发展的有机组成和必要条件。民族的东西，也必定是世界的东西。“好经济”是一种群众期盼，与经 院经济学家的理论构思有着较大的差别。经院经济学家，或称经典经济学家，他们对“好经济”的解释尽管在投入产出、资源有效配置、利润最大化、边际效用等细节方面有着各自不同的期许 。但是，归根结蒂，对于经济的“客观性”的过度追求不得不使经济学为了“科学化”而丧失伦理境界。事实上，对道德和社会心理的量化正成为经济学的无奈选择，对一切科学的实质在于其能有 效地数学化的盲目崇拜导致了经济学不得不在“经济场”中蜕变成为一场语言(数字符码的)游戏。作为群众追求和向往的“好经济”，在民间反而获得了其本真的蕴意。民间“好经济”的希翼 寄托在经济正义、机会平等、秩序公正以及对人性向善的再确认(如果对于善的内心信仰和个人行为是一种善性确认的话，那么，经济生活与经济运行的伦理化，即经济学与人学的圆融，则是对善 性的再确认)。“好经济”关乎个人幸福与国家强盛、社会发展、生态文明之间的平衡，而落脚点在于人的可持续的幸福生活。在此意义上，“中国梦”的内核与“好经济”的“矢的”是一致的 。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在这个和谐的背景下，人(类的和个体的)的幸福指数不断提高，这是“好经济”的旨归，也是“中国梦”的灵魂。
二、“小人物”故事与“中国梦”
“中国梦”是一系列的“小人物”能够获得出彩机会的故事连续。而在市场经济时代，“好经济”是“小人物”活动的主要平台，现实的“小人物”奋斗史或多或少与经济生活有着难以分割的联系 。离开经济生活而探求人的体力和智力发展，思索民主、文明与进步的主题，都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中国梦”一旦离开了“小人物”在经济生活中争取积极权利的机会与获得消极权利 的机制，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迷梦。
(一)“小人物”的积极权利与“好经济”
以赛亚•伯林把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消极自由指的是不受别人阻止做出某种选择的自由，这种 自由的主要功能在于防止公共权力对个人自由的不必要干涉，从而保留个人行为的自由空间。因此它是被动的、消极的、防范性的自由。而积极自由指的是某人追求某些东西以实现自身而成为 “某人”的自由，是决定他的言行和作为方式的根基。这是一种主动的、积极的，旨在确证和实现自我行为的可能范围。这种可能性若不被外界的、盲目的、他者的力量役使，则“我”的行为是自 由的。积极权利与此相仿，是人们争取获得人生成功机会的过程中，是他所面临的可能范围和条件的总和。“好经济”为“小人物”提供了人生出彩的有效平台。
1．起点公平和程序公平。对“中国 梦”的向往和担6忧，来自现实生活中特权机制的存在，人生出彩的机会被压抑或者剥夺。对机会均等的呼声愈来愈烈，这与特权等级所指认的那种“仇富‘仇官”现象是不一样的。人们对官 商、富人的仇恨不是来自各自地位和生活享受的悬殊，而是来自制度的不平等以及特权秩序对“小人物”在社会各阶层之间流动的积极权利的限制。“官二代”“富二代”与“穷二代”之间的裂 沟，有人认为在建立“私法秩序”的基础上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弥合。维克托尔•凡贝格认为，所谓私法秩序，“作为一种没有特权的、享有同等权利的个人的秩序，与一种特权秩序形成对照” 。它使人们从利益固化的体制中解放出来，而成为一个个享有公平就业、创业机会的个体。显然，在暴利或其他优势行业设置种种进入壁垒，而使人生创造能力的大小完全决定于身世和家庭的陈 旧体制是与“好经济”的前提相悖的，它阻止了“小人物”梦想的放飞。从“好经济”的角度来看，征收高额遗产税、打破地域隔离、行业垄断，使一切合法劳动、诚实经营都能获得相同的成功 机会是至关重要的。税收、户籍、国企、教育改革方面的持续深入，以及政企分开等改革深水区的清疮引脓，是为“小人物”提供出彩机会的制度前提。
2．环境与制度。在社会契约的某些历史点( 或段)上，权力的最终归属理所当然是人民群众。“民贵君轻”这个“常识性”的道理在古代等级社会曾经作为权术而出现。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民权才成为整个社会制度的首义。“ 小人物”在创办企业、经营产业的过程中，层出不穷的审批手续和花里胡哨的各种印章，是刻烙在人民心上的符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正在不断完善，然而，迄今为止还有很多不如 人意的地方。权力寻租、权力滥用、腐化堕落的印象一旦在群众中形成，那么，他们就会失去创造的愿望和激情。创业的文化和制度环境远远比自然环境更重要。“小人物”的积极权利不得受 到来自合宜制度之外的任何侵害，权力必须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这样，政府官员对于经济发展所能做到的，就是“守夜人”的角色。更具体地讲，就是服务要满足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健康 运行的需要。在这一点上，既要靠政府官员个人品行修养的提高，更要靠健全的制度。“好经济”还必须允许和鼓励“小人物”在经济领域获得与其投入和智慧相适应的合理报酬。
3．尊重劳动 、鼓励创造、保护收益。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经批判，“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人们已经习惯于用他们的思维而不是用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 行为(当然，这些需要是反映在头脑中，是进入意识的)。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特别是从古典古代世界没落时起，就统治着人的头脑。它现在还非常有 力地统治着人的头脑”(P381)。“中国梦”作为一种未来愿景的勾画，本身寄寓着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眷恋，然而，它的现实化并不是精神的内在生成过程，需要有为之付出行动的群众 力量。因此，“中国梦”实现的依靠力量，源于亿万劳动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倘若对劳动缺乏应有的尊重，一味鼓吹经济投机，靠运气与嗜赌的人性劣根来为经济繁荣增添一些曲折感和激情，则 经济势必走向坏的方面，表面繁荣的经济局势与人的幸福感会成反比。“小人物”追求的目标是层级化、递进式的，然而，无论其人生定位于哪个坐标点，社会所需要提供的就是对合法劳动 、创造进取、财富积累和合理消费的保护与激励。“好经济”能够使“小人物”的一切创造欲望得到重视、创造才华得到涌流、创造成果得到尊重。人民在积极享受权利的同时，发展了自身的技 能，增进了自身的财富，提高了自身的价值，从而也实现了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天然合一。
(二)“小人物”的消极权利与“好经济”
“中国梦”与“好经济”的现实基础和实现力量具有一致性 ，那就是生产实践和劳动人民。“小人物”其实并不小，那种把人民群众看成是“群氓”的观念的荒谬是不需更多批驳的。世界文明的进步，无论是物质的、精神的、还是制度的，无一不是人民 群众的推动下取得的。然而，勤劳勇敢并非人的天性，禀赋差异也并非能够按照理想样式加以矫正。“消极权利”是人的基本的生存权和共享发展的权力，是人对于同胞所应该持有的宽厚和仁爱。 那种认为增进人的消极权利会造成懒惰无为的思想，这只是对自身的优越感抱着傲慢的态度而目空一切。奖勤罚懒、奖优罚劣是在人们遭受“大锅饭”的饥饿以后，自然而然形成的经验结论。 在一些人看来，“好经济”意味着纯粹的“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或者“按智分配”。那么，由于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资产积累的程度不同、智力天赋的厚薄差异，因此而造成的收入差距鸿 沟是理所当然的。这种“饱暖自知‘贫富由命”“贵贱自怜”的思想深深扎根于那些一贯坚持“客观真理”的人的心中，由此造成的社会人情淡漠、道德滑坡，使人不难联想到霍布斯所谓的 “人与人之间就像狼一样”的冷血世界。“消极权利”是个人不去努力争取也应该拥有的基本权利，这个基本权利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应该不断扩展。因为“中国梦”不是特权阶层和富人俱乐部的 诗意遐想，而是每一个守法公民的社会理想。“好经济”尽管如同前面所描述的那样，对个人的创造和财富给予尊重和激励，然而并不意味着这个社会就放弃了那些创造能力有限、禀赋相对较弱的 人民，并不意味着这个社会就忽视了社会底层人民过更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如果说“积极权利”的主要表征在于公平竞争机制的形成，那么，“消极权利”却不视竞争为“人的必然伴侣”，它 更加强调的是人的伦理关怀(尽管客观上它形成“积极权利”实现的条件，是社会稳定的前提，但是，这种出发点会让人鄙视那些自恃的人的狡黠。这是一种康德似的“绝对命令”的情怀) 。
1．社会福利。那些城市治理的“专家”们对“高房价”“高物价”，城市新移民的“挤出”效应感到莫名的兴奋。经济不是成为圆梦的手段，在这里变成了破梦的矛刺。这样的经济 ，对于“小人物”而言，是最为地道的“坏经济”。教育产业化和卫生产业化的鼓吹者就是试图通过经济手段而使“属丝‘小人物”的健康权、受教育权被“合理地”剥夺，从而固化他们所希 望的阶层分化。经济竟然成为“排挤‘掠夺”他人健康生活和正常发展的工具。不能不说这样的经济，无论其取得的产值多么令人瞩目，都是坏的。社会福利是一个综合体系，从本质 上说，福利本身应该是为了缩小贫富差距、增进社会和谐而使用的手段。安居、卫生、教育如果不能成为人民的基本福利保障，那么，“中国梦”的现实感则会大打折扣。党的十八大预告 了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喜讯，而这正是“好经济”的预兆。
2．生态权利。没有哪一次综合性的政府报告和党的文件比党的十八大报告更加关注生态问题。之所以把生态问题提升到如此重要的地 位，不是因为人们过腻了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生活而希望“回到丛林去”，而是生态权利作为人的普遍的“消极权利”而遭到反复压缩。这里需要特别针对某个提出征收“呼吸税”的“专家”来 说明一个基本的事实：“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的是那些掌握着资本的少数人，然而，“自然界的报复”(对象则是每一个人。这样一来，“坏经济”对于“小人物 ”的无限蹂躏则昭然若揭了：少数掌握资本权力的人，在攫取资本利润的同时，对大自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对于这种恶行的后果，他们只需要承担按人头所应该负担的责任。如果加上“ 呼吸税”，则进一步印证了坏经济损不足以济有余的本性。“中国梦”是一个美丽的梦，美丽中国这样朴素简练的词语饱含着人民对“好经济”的憧憬。除此之外，宪法和物权法所载明的财产所有 权、各种法律赋予人民的人身安全保障、免受经济侵害和消费自由的权力，都是公民的消极权利，它们不需要人民为此而积极争取，是保障“积极权利”的可能性根基。“好经济”营造的“消极 权利”场域，是人民“有梦”的前提条件，而“积极权利”的空间范围则决定了人民梦想的大小。“中国梦”不仅仅是“经济梦”，然而却较为集中地体现在经济生活中，“好经济”使“中 国梦”既有华丽的表述系统，又有实在的内涵意蕴。
三、“中国梦”不是一种抽象的想象力
许知远在《醒来》一书中说到，“富有感染力的言辞容易打动人，更容易诱惑人”。“但语言表达与现实情况间存在着多少差距，我们能够多大程度上相信，那些时髦的谈论是否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中国梦”是不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想象力?尽管中国崛起被简化为经济上的成就是轻薄之举，然而改革开放30余年所取得的成就在经济上的表现尤其令世人震撼。人们毫不怀疑中国在政治、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等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然而，从乡村到城市、从家庭到工厂、从学校到广场一切变化的表象都可以用经济来概括。改革开放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再启蒙运动，它与其他历史阶段的启蒙运动一样，经济生活的启蒙意义是至关重要的。正是经济上的飞跃发展，“中国梦”才不是凭空想象，梦想来源于现实。同样，梦想也会高于现实，正因为高于现实，它才具有吸引力、凝聚力、号召力。除了繁华的经济中心，“如果你愿意把你的眼界放得更开阔一点，你就看到了另样的中国。生活显得停滞，不那么充满希望，建筑是粗俗丑陋的，年轻人眼神迷离，山川河流是被污染的，像一个世纪以前一样，土地仍不够耕种，通往城市的打工之路日益狭窄，要进入世界经济循环的链条，他们需要更多的技能”。中国需要梦想，因为形势依然严峻。“中国梦”不是一种抽象的想象力，它通过“好经济”的构建而能够完全实现。这里有多个层面的意蕴：一是“中国梦”的人民性在经济生活中体现为个人幸福感的不断提升，“中国梦”是具体的个人梦想的集成；二是“中国梦”的现实性在经济生活中是对整体财富增加以后，人的多样化需求的尊重；三是“中国梦”的世界性在经济生活中更加体现为一种和平崛起，从而为持续发展提供国际环境。正如习近平所说的，为人民造福才是中国梦的真谛。造福于民的过程，正是“小人物”充分享有“消极权利”、不断增进“积极权利”的过程，正是“好经济”的型塑过程和“中国梦”的圆满过程。德斯蒙德•莫里斯在《幸福之源》一书中把幸福分为十七类，其中“目标的幸福”(成功者)“竞争的幸福”(胜者)“合作的幸福”(助人者)三类尤其令人深思。“中国梦”是全中国合法公民的梦想和希望，它绝不可能是某些人附庸风雅的摆设。因此，对成功的鼓励与限制，对竞争的宽容与规范，对人的伦理关怀不正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吗?只有这样的整体，才能承受起“中国梦”之重。寄情于“小人物”的“好经济”，既是“中国梦”型塑和拓展的前提，也是“中国梦”此岸性的完美表达。
作者：何华征 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