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目前为止所谓的哲学方法论,是西方哲学范式下的方法论。事实上,与西方哲学方法论相对应,我们有自己的中国哲学方法观。提出中国哲学方法观这一名称是为了与西方哲学方法论相区分。要想解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就必须确立自己的方法论,中国哲学方法观为捍卫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找到了一个有力的支撑点。
关键词:方法论;哲学方法观;整体思维。
本文首先所要涉及的问题,是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是“中国有无哲学”的进一步提法。哲学的话语权完全在西方,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他们来说,哲学只有一个。这种情况下“,中国哲学”只能是以西方哲学的概念来加以考察,因为在此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才与西方哲学大致上对应起来了。有人把这种意义上的哲学称作“哲学在中国”[1]。它在性质上与数学相仿:数学是学”。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只有先秦的名家与魏晋的玄学是与西方哲学概念可以大体相符,其他则通通都要被抛弃掉。这样的中国哲学,显然只能是面目全非的中国哲学。当胡适等人以西方的方法论去解释中国哲学时,也将“经学改造为符合西学的只言片段,在这种知识形态的大转换中,中国学术的整体性,它的哲学方法论与思维方式全然被丢掉了。”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的其他人文科学领域中,对其学科性无国界的、普遍的。比如,在十进制前提下“,1+1”古今中质的合法性问题是不存在的。至今我们还没有听到过有人外都是等于“2”;又如,圆周率都是3.14。如是,则世界无所谓“中国的数学”或“美国的数学”,因为数学只有一个,我们只能说“数学在中国”或“数学在美国”。所谓“哲学在中国”就是这种意思。如果我们从中国传统经学的视阈下加以考察“中国哲学”,就会发现这一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是不对称的。有人把这个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称为“中国的哲提出“有没有中国文学”或“是否存在中国历史学”的问题。中国的历史学《(史记》《、史通》等)与文学《(文心雕龙》等)的方法论与西方比较,自有其主体性的特色。而中国哲学,之所以会出现合法性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没有自己哲学方法论的强力支撑。
方法论与方法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仅从方法的角度谈中西,中国哲学有自己的方法,西方哲学亦有自己的方法,其各自的内容可能有所不同,但两者都存在“方法”这一点上,是没有人提出疑义。但是,一旦涉及“方法论”,事情就变得有些复杂。这里的问题在于,中国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方法论。原因很简单,所谓“方法论”是西方的范畴,是舶来的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者不是平等、并列、互动的关系,而是也只能是单向的关系。现在所谓的方法论,仅仅是从西方视角下所看到的中国哲学方法论和西方哲学方法论。下面先以笛卡尔为例来探讨西方哲学的方法论的特征。
“把每一个难题,尽可能细分成最小(最简单)的部分,一直到你可以圆满解决了程度为止。⋯⋯从最简单、最容易的开始,一点一点,按设定的次序上升到对复杂对象的认识。
⋯⋯把一切情形尽量完全列举出来,使我确信毫无遗漏。
⋯⋯只把那些十分清楚明白地呈现在我心智的,使我怀疑的无法再怀疑的东西放进我的判断之中。⋯⋯有了这种方法,我就觉得有了依靠,它可以增进我的知识,并且把它提高到我生命所容许达到最高点。”[3]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方法论对他有多么重大的意义。笛卡尔正是用这一套方法论,提出了“我思故我在”和“哲学第一原理”。
笛卡尔的例子很典型,很具有代表性。将事物从一个整体中分离出来,对事物的本质特性进行分析,明确概念,再进行判断、推理和论证。西方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基本上都是这种分化思维的路子。由此,我们明显可以看出,这里的方法是与内容分开而可以独立并行的。形式逻辑就是一套方法论。比如“A就是B”。你可以说“张三是学生”,也可以说“张三是月球”,它们在形式上都是可以成立的。还有分类的方法、概括的方法、定义的方法、演绎的方法、归纳的方法、普遍怀疑的方法⋯⋯你都可以把它套进去,只要掌握这一路子,谁都可以做。不能否认的是这里的方法(形式)本身可以与内容相对分立而自成一个体系。所以在“方法”之后加一“论”字,即“方法论”。在这里可以很明显看出西方的出发点、重心就在于“分化”的思路。这种分化的线性思维,其优点在于能把事物细分、简单化,从而使其具有清晰、明确的界定和表述,由此最终达到把握和控制认识对象的目的。
线性的思维,使西方人习惯于通过理性思辨的方式来考察、探究形上学的对象,如理念、实体、本体、自由、不灭的灵魂等,因此西方的知识论较为发达,他们格外看重作为对象的外在世界与主体认识能力的研究,形式概念的分析,客观的知识系统与理论的建构。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的科学、物质文明如此发达的缘故。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几乎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中国有没有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以无更多争论的必要。然而,由此,却引出了另一个所谓被动态的人类社会中。你可以把桌子的腿拆下来,而这个拆下来的腿一样具有原来的支撑功能,只要你再把它安上去就可以恢复作用了。而人就不一样,一旦把大腿锯掉,它就不可能回到原来的功能。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有那么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原因:分化在解决人和社会问题上是走不通的思路。与西方哲学的方法论相对应,中国哲学也有自己的一套哲学方法,亦可以说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论。问题是,很长时间以来,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和探索,很多都是以西方的观点、体系和思维方式疏理和阐明的。比如线性的方法、因果的方法、论证的方法、定义的方法、分析方法、演绎的方法,以及现象学的方法、解构分析的方法⋯⋯这很难而且也不可能将中国哲学方法说得明白。换而言之,中国哲学必须要有中国哲学方法的指导才行,以西方哲学方法指导下得出的中国哲学内涵只能是支离破碎的,与中国哲学方法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不认识中国哲学之方法,是无法真正认识中国哲学的。反过来,西方学者长期以来所固有的“中国无哲学”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与西方哲学的方法论相对应,中国也有自己的哲学方法观。中国哲学方法观中,首要的、核心的内容就是一种整体的思维方式,即“整体方法观”。整体方法观是以从宏观上把握事物为核心,或者说把握宏观的方法是中国哲学方法中的主要内涵。这种观点说起来看似很简单,简单好像等于什么都没说。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整体的思维在我们大脑中根深蒂固,习惯的如同空气一样感觉不到自身的存在,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阴阳,中庸,五行,时中,和合(天人合一)和体用一源(知行合一)皆是“整体思维”的体现。如同西方的演绎、定义、分析等各种方法,是西方“分化思维”的体现一样。中国哲学方法观的整体思维,使中国哲人重视对存在的体验,强调生命的意义与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工夫的达成。因此,中国哲学的实践性很强,而不停留于“概念王国”。在中国人的思维中,方法与内容、形式与质料是完全融合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中国人独有的一个智慧的结晶。只是我们对祖宗留下来的这个整体方法观没能好好地加以重视、去反思、去发扬。
中国哲学的整体方法观的重要体现,主要表现在阴阳五行概念中。阴阳五行作为中国哲学方法观的内涵,是与整体紧密相连的,体现了地球万物最大的共性。阴阳五行的方法,首先,要求把握事物的宏观性。而在西方,不论是从古希腊原子论还是到现在的量子论,皆是追求事物的微观性。其次,运用阴阳五行的方法,要求的是把握事物的核心和规律。这个规律是指事物中的规律,是“现象即是本质”。反观西方,它是从事物的背后去寻走规律,研究“现象背后的本质”,称为“李约瑟问题”的问题“:中国古代科技一直处于世界领这种研究方法必然使西方哲学陷入二元论矛盾:主体与客先地位,但近代科学却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或许,我们可以从西方“分化”的思路引出为什么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一个反推答案。但是,西方这种分化的线性思维方式只可用在固定的物体或具有机械性质东西上,它往往以忽视或牺牲整体为特征,所以不大适用在活生生的经验人生和体、科学与宗教、自由与信仰、现象与本质等。阴阳与西方的二元论是不同的。西方强调的是一分为二,主张对立与矛盾斗争。阴阳则是一个整体的观念,是化零为整,合二为一,是一物两体,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阴阳中的男与女不是二个独立物,而是统一于人的两个部分,上与下是统一于事物位置的两方面,生与死、动与静、黑与白、善与恶、昼与夜、博与约、虚与实等,都是一物的两端而不是二个物。所谓“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周敦颐《通书·理性命第二十二》)。万物都逃不掉阴阳。再看五行-金、木、水、火、土。土是中央,是地球(整体、宏观)。其他四个,从空间上看指东、西、南、北;从时间上看指春、夏、秋、冬,所谓上下曰宇,古今曰宙。阴阳与五行体现了中国古代哲人较强的辩证思维的特征。
整体的方法观运用最典型、也是最成功的例子,就是中医。给某人看病,如头痛,医生会从你的脚上开始治,因为中医强调人是一个整体,治身体的某部分,要考虑到整个身体。而西医则是“头痛治头,脚病医脚,牙疼拔牙⋯⋯”。所以,从某种角度看,掌握中国哲学方法最有心得的是那些中医。他们说出来的话,尤其是在说出病理的时候,完全是在讲哲学,是对辩证法的一个最好的阐释。在中医中,同一种药生熟不同,炮制方法不同,产地不同,药性就会不一样。同样,中医对人的各种病症的考察也是非常细致的。如果真正去体会、实践、经验,中国文化的精确甚至超过实验科学的精确,因为经验把握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中国哲学是实践型哲学,不是思辨型哲学。”[4]中国人的整体思维,使得中国文化具有理论和实践紧密相结合特征。比如这里讲中医理论,如果不和实践相联系,就永远不会理解其深刻和清晰。当前,中医越来越走向萧条。现在中医学院所教授的中医,都是在西医的概念体系与教育模式下的所谓的中医,是被分化的失去其整体性的中医。事实上,中医上的望闻问切的方法,可不是在大学讲台上在一个教室里,少则十多人多则上百人地以一个模子的方式就能教得出来的。不是中医不行,而是中医教育中把中国传统的整体方法观给丢掉了。
中国哲学方法观,作为整体性和宏观性的东西是不能以西方的“肢解”方式理解的。那么,这种方法观是怎么理解、表达和传授的呢?这就是形象化方法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哲学有个“道”的观点。老子讲道,孔子讲道,韩愈也讲道,金岳霖还是讲“道”,中国哲学家几乎都离不开“道”。事实上这个“道”可以理解为整体,宏观,或“大一”。“道”就是一个形象化的概念。“道”即“路”,人走的路,通过形象化,就用它来表达形而上的观念。再以周易为例“:乾”—君(王)、刚健、天、奇数、男子、⋯⋯“艮”为山、为少男、贵族⋯⋯潜龙勿用、飞龙在天、群龙无首⋯⋯用的就是形象化方法。《周易》的这种整体的形象方法,很大一部分是古人经过长期观察天象的结果。因为观测天象只能是从宏观中把握,而不可产生线性的思路。
背景不同,所领会到的东西不一样而已。这也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中国式的阅读。西方就不一样。像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伦理学》有些人能看,有些人就不能看。古罗马一个普通的皮鞋匠,就不会看《工具论》,而且一般情况下也看不懂《工具论》。但庄子就不一样,中国的每一个皮鞋匠都能聊聊庄子,而且每个人都会有所受益。中国传统哲学有着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与智慧。与这种宇宙观念相联系的是宽容、平和的心态,有弹性的、动态统一式的中庸平衡的方法论。华夏族群长期的生存体验形成了我们对于宇宙世界的独特的觉识与“观法”和特殊的信仰与信念,那就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即打破了天道与性命之间的隔阂,打破了人与超自然、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内在自我的隔膜,肯定彼此的对话、包涵、相依相待和相成相济。
简单相比较的话,西方哲学方法论与中国哲学方法观虽然都是以整体为结果,但在出发点、手段和过程上,西方的思路更多的是涉及分化,而中国哲学则始终没有离开整体。
中:整体→宏观→形象→直觉→类比→概括→生成的整体。
西:分化→微观→抽象→推理→论证→分类→组成的整体。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中国哲学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与西方哲学的方法论相对应的方法论———中国哲学方法观。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我在这里提出了“中国哲学方法论”这一全新名词,但这仅仅意味着中国也有与西方哲学方法论相对应的固有的理论体系。在本文之前也有一些人对此有过类似的观察,只是还没有人提出“哲学方法观”这一名词而已。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和哲学智慧,我们体验得越深刻,发掘得也就越深,而我们拥有的价值资源就会越丰厚。只有在这样前提下,我们才能使中西方文化的宝藏在现时代的要求下相互融合,从而建构出新的文明。本文只是希望学术界不要只囿于西方的哲学方法论来衡量中国哲学,希望有更多人认真思考和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方法观”与技术经济期刊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关系,在与西方哲学的比照、对话中,摆脱西方哲学的体系、框架、范畴的束缚,确立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哲学方法与哲学思维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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