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在生产知识的过程中完全是一种静态的、理性的、个人的状态，忽视了知识要为社会所接受、受社会规范和社会标准所影响的状态。这种所谓客观的、标准的科学知识具有某些主观虚妄性，因为在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中，从问题的产生、假设的解决，都渗透着研究者的判断、设想、想象和直觉，“在一项探究活动中，心灵的两种功能从头到尾都在联合地发生作用。一种是想象力的刻意的主动力量，另一种是我们称作直觉的自发的整合过程。”①因而，个体表征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完善，势必要求一种把社会、环境、文化等综合因素都考虑进去的集体或社会的科学知识观。
一、集体意识与集体表征
个体表征的科学知识是小科学时期科学家个人凭借自己的兴趣及主观努力实现的。随着科学与社会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个体知识表征的局限越来越明显，科学知识需要更加宏观、复杂的社会解释，在这种情形下，“集体表征”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集体表征是迪尔凯姆在《个人表征与社会表征》中提出的。他虽然没有对“集体表征”进行明确定义，但由于致力于推动社会学成为独立学科，主张社会学应该以客观的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从而划清社会学与心理学的界限。在他看来，心理学微观地探讨和研究个体及其心理现象，割裂了个人与社会的联系;个体表征是心理学的范畴与概念，集体表征则是社会学的范畴与概念，知识就是一种集体表征。集体表征概念意味着，我们所得知识一般都源于社会，知识因此既是一种集体意识，又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不过是人对社会的一种符号表征，以及对社会组织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一种认知描述;知识离不开人的社会存在，它只不过是这种集体意识的不同方面，其基础就是社会形式本身。因此，只有将知识作为一种集体表征来分析和考察，才能对社会进行研究。迪尔凯姆的集体表征主要围绕宗教认知展开。在他看来，宗教是以集体表征方式突现出的知识现象，是前科学知识，并非只是观念系统;宗教仪式也并非只是信仰的附带物，宗教源于实际的、现实的社会，但由于社会须将自身保持为一个连续性的概念，它就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方式表现出来。②因此，迪尔凯姆解决知识的社会条件问题是借助对宗教的分析来完成的。这种知识便是一种集体表征，它既不是经验的也不是先验的，而是社会的、强制的和权威的。迪尔凯姆还认为，集体表征是一种静态的表达方式，它缩小了主体及其心理方面的作用，以保证社会因果关系的客观性。也就是说，集体表征是事先建构的，一旦建立便不受个体表征的任何影响，这就是表征的强制性。因此，“表征就是与集体相等的并且是与没有其他表征存在的群体相关联，这就导致表征的静态特点并与封闭的社会联系在一起。”③从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关系上讲，由于迪尔凯姆致力于知识社会学的建立，他认为个人与社会是一种不对称关系，社会凌驾于个人之上，集体表征优于个体表征，个体表征也是由于社会传递给个体成员才形成的，这样就会导致集体表征所包含的意义过于宏大、不具体，忽视个体表征反而失去了意义。④在迪尔凯姆的具体分析中，尽管他讨论的是关于知识的社会条件问题，但他的宗教知识社会学关注的仍然是古代的、原始的社会和知识形态，这并不完全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背景以及科学发展的需求。当代科学发展已由近代时期以科学家个体研究为主的小科学时代，进入当代需要科学家共同体或科学组织之间共同协作的大科学时代。科学知识的解释也需要综合考虑当代社会的各种因素。在当代，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社会结构更加复杂，不同的社会分工与社会类别交叉存在，导致人们生活在多重文化的环境中并担任多重社会角色，信息的流动日益频繁，这就会导致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所以不能用一种既定的结构框架解决先存的问题。作为个体表征与社会表征之间过渡阶段的集体表征，虽然反对从个体的角度解释知识的产生，但也不符合当代社会的背景，不能描述当代社会及文化现象，因此，当代科学知识的表征应该表现为与当代社会相适应的社会表征。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社会的”和“集体的”这两个概念在人类语言系统中并没有明显的差异，但“社会表征”和“集体表征”却大不相同。“社会表征”是为了描述社会与个体之间关系所存在和显现的共同领域，它反对偏重于社会或个人的最终结果，认为个体心理与社会文化之间是一种对称、对等的关系，不存在凌驾关系。一旦将个体的具体性与集体性相分离，人们将从这二者的冲突关系中脱离出来。同时，“社会表征”强调现代社会的异质性、动态性、多样性以及社会中群体成员的共识性，强调社会文化与个体心理间的相互依赖、共同发展，它是一种动态结构，是由社会成员构建的，不是与生俱来的，个体创造与社会之间是一种动态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它更关注现代社会中集体观念的变化和对差异的探索，正是因为集体观念中存在差异，才导致社会内部同质性的缺乏，而恰是异质性的存在才会使一种文化状态存在压力甚至分裂，这就会导致新的社会表征的出现。因此，用社会表征理论解释科学知识的产生就是可理解的了。
二、社会共识与社会表征
法国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S．Moscovoci)1961年发现，当代社会心理学中的意向、态度、刻板印象等概念无力整合心理、社会与文化，而意识形态、世界观、意图等概念又过于宽泛，无法解释社会知识的文化特异性，于是便继承并发展了迪尔凯姆的“集体表征”概念，在《精神分析的公众表象》中首次提出了“社会表征”的概念，①并将它定义为“某一群体所共享的价值、观念及实践系统，并认为其兼有两种功能，其一是为个体在特定生活世界中的生存进行定向，其二则是提供可借以进行社会交流及对现实世界与个体、群体历史进行明晰分类的符号，使人际沟通得以实现”。②这样一来，社会表征就构成了集体成员的共有观念、意图、思想和知识。这种共有理念和知识是由社会产生并通过交流而形成的。也就是说，作为社会表征的共有知识，它被共同体的所有成员所共有，并成为成员之间沟通的基础。因此，共有知识既源于人们的社会经验与体验，也源于人们凭借传统、习俗、教育、文化和社会交往与交流而接收和传递的信息及知识。总之，社会表征蕴含了一种社会共识。对同一共同体来说，社会共识构成了其成员理解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的认知构架，也即将人和事物置于一种熟悉的语境中给予习俗化。从对莫斯科维奇的社会表征概念的分析，我们发现社会文化的主体间性和社会认知的异质性这两个特征，前者是指同一文化共同体成员间共享一定的观念、思想、意象和知识，也即关于特定客体的表征，后者即是不同共同体对同一客体彼此不同的表征，这两个特征深刻揭示了文化与认知互构互生的辩证联系。而强调社会成员的交流互动构成了社会表征，社会表征反过来又对社会成员有规约作用。这可以解释SSK中科学知识的集体间性。社会表征理论把个人、社会及其互动纳入心理学的研究，用以解释一些社会群体以及社会问题。传统科学哲学给予科学知识的特殊地位，也因此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批评。20世纪70年代初，受库恩范式革命思想的影响，英国科学社会学家巴恩斯(B．Barnes)和布鲁尔(D．Bloor)借鉴知识社会学对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进行了批判，建立了SSK。SSK的产生改变了这种认知和现状，将科学社会学研究引向科学共同体的认知层面，对长期以来享有免于社会学解释的科学知识特权提出挑战。他们重新对科学知识的本性进行深层反思，认为所有知识“不论是经验科学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应该对其进行彻底的研究……，没有什么特殊的界限存在于科学知识的本身的绝对的、先验的或存在于合理合法的、真理的或客观的特殊本质之中”。①可以看出，SSK学家们不满足于对科学知识的纯客观解释，认为只将非理性的、失败的信念和知识状态作社会学解释，是一种不对称立场的外在表现，因此致力于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解释。当然，在SSK产生之前，就有对这种不对称解释的异议。库恩的“范式”理论是典型代表，它认为不同科学共同体有其专门的研究范式，在范式的选择过程中，只能诉诸于科学共同体的非理性因素如爱好、兴趣、专业背景等;范式之间不可通约，科学的合理性及科学知识的意义只拘泥于范式的合理性，由所选择的范式决定。库恩探讨了社会和心理因素对理论选择的影响，彰显了非理性因素在科学进步中的积极作用，促使了相对主义方法论的流行，对科学的客观性、理性形成了真正的挑战，打破了以往关于科学知识具有普遍性和经验检验性的观点，为SSK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波普的证伪主义、汉森的观察渗透理论都对逻辑经验主义的知识观进行了批判，强调理论与观察不是独立的，情景因素对科学家观察实验及实验结论有重要影响，否认科学知识是一种天然产物。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知识并不是区别于宗教、艺术的理性知识，而是一种与宗教、艺术、文化、音乐等相互联系的文化系统。不难看出，无论是库恩、汉森还是费耶阿本德，在对待科学知识的问题上都反对对科学知识做不对称解释，他们要把科学知识从黑箱中解救出来，并对其做社会学的解释。SSK更是把科学共同体自身、社会、文化等因素都纳入科学知识的解释中，并对科学知识做对称解释。从起初的“强纲领”到后来的建构主义，都否认自然界在科学知识产生中的决定作用，认为科学知识在本质上是建构的，从而试图消解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鸿沟，把科学与文化、宗教等平等看待，科学不再具备任何优越性。总之，SSK对科学知识的重新理解，冲击了传统科学知识的特殊地位，指出了个体表征的缺陷，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科学知识的重新理解，SSK体现了一种新的认识论———社会认识论。在这种认识论中，知识共同体是科学认知的相关单元，强调“知识共同体”的社会认知的突出地位。这是以往无论是知识社会学还是科学社会学都没有体现的，它们仅仅体现的是科学家个体的活动，这实际上完全忽视了集体认知的效应，忽视了将科学看作“重要的公共知识的社会生产”的观念，科学知识的产生就成为科学共同体集体表征的产物。这与社会表征理论的产生有着相似性，对社会表征的理解有助于全面理解科学知识的产生及其客观性，因此，我们主张用这一范式重新解释科学知识的表征问题。
三、科学知识的社会表征
对科学知识的个体表征做了彻底否定的SSK重新定义的科学知识是科学共同体的社会表征吗?社会表征理论又能否解释这种科学知识的产生呢?首先，SSK把科学知识的形成看作集体认可的信念。巴恩斯、布鲁尔和柯林斯(H．Colins)等的“强纲领”思想，从因果关系上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的解释，以消解其科学合理性合法地位的同时，也坚持经验知识是渗透于理论的，但是理论又受制于科学共同体所信奉的特定范式，理论的选择是科学共同体之间磋商、解释和争论的社会过程和结果，因为个人体验、寻求的东西不一定能成为人们共享的东西，科学共同体的专业背景、学派等的不同都会对理论产生影响，这需要集体的协商才能决定，从而强调“看待科学知识的本性，不能对孤立的个体行为和信念进行哲学分析，因为科学知识是社会文化的产品，是文化选择和社会协商的结果”。②这是由原来的个人认知，向一种由科学共同体构成的集体或社会认知的转变，因为科学共同体是知识产生的主体甚至是决定者，它因此是遵守同一科学规范的科学家群体，也就是说，科学家们在同一科学规范的约束和自我认同下工作，其成员掌握大体相同的文献，接受大体相同的理论，有着共同的探索目标。而知识的产生则是科学共同体与社会环境、社会文化、专家的背景之间主体间性化的结果。其次，根据莫斯科维奇的社会表征理论，知识表征是通过“锚定”(anchoring)和“具化”(objectif-ying)这两个概念来实现的。“锚定”意指负责整合原有的知识、内容和意义，将其变成新系统的认知过程，并对不熟悉的事物和现象进行命名，明确其指称，也即用熟悉的名词和概念来解释和定义不熟悉的事物和现象，使其获得解释和沟通的过程。①或者说，“锚定”是一种规约化、习俗化和约定化的认知过程，它是用已有概念、术语、名称或规则及方法，让新发现的事物和新事实很快地被人们熟悉起来，让人们以熟悉的事物或客体作为图式或框架，来理解、掌握新奇的和陌生的事物或客体，以化解我们无法应对新奇概念、现象和事物所产生的不安和烦恼，或是消解或降低由于缺乏相关知识和学科背景而产生的威胁之感受和体验。②因此，锚定过程是基于对熟悉事物的认知储存，是对新异和陌生事物进行分类和命名的认知过程。或者说，它将新异的事物归入已知的类别或者类型，并将其转化为自身所熟悉的范式和模式，而且，锚定过程在熟悉的类别语境中赋予了社会文化信息更多的内容和意义，使我们在语境化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群－己关系，之后产生行为、行动和思考的倾向，并形成对路径的敏感和依赖，进而形成强势和主流的价值观。③“具化”是指将各种元素(规范、价值、行为、意图、理念)形成社会框架和文化框架，在沟通过程中将它们整合到表征的不同元素中，并使那些模糊和抽象的观念变得具体化和具象化。而拟人化(personification)和比喻(figuration)则是具化过程的两种路径。进一步说，具化是锚定机制的延续和扩展，它将其隐含的抽象事物和不可见现象，具体化为可见、可触和可控的现实事物和实在现象，以便我们能够理解一般常识知识和特殊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理解从新异事物到熟悉社会现象和人类经验的过程。通过锚定机制，我们将不熟悉的事物置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而使其具有内涵和意义，再运用具化机制将抽象的概念、态度和关系，通过编码、解码转化为具体的事物或者客体。因此，社会表征就成为一种变化、动态和发展的过程，它首先通过一种内在引导机制，将新奇观念或事物置于熟悉的语境中而赋予其内涵与意义，进而指明社会行动的方向和道路，而后再通过一种外在引导机制，将相应的事物或者现象转化为具体的、客观的社会共识物而投放到我们外部的世界之中，从而使其成为现实社会安排和设置的组成部分。第三，科学知识的产生和承认需要共同体内部的沟通和磋商。一方面，个体的认知产生和评价要成为大家所共识的、集体承认的知识，需要共同体内部的沟通。认知个体遵守行为的共同准则，他们在相互作用中通过交流与沟通，调整已有的认知表征，以与共同体所要求的行为准则一致，逐渐形成科学共同体的社会表征这种共识，所以“事实是被集体界定的，任何知识体系由于其制度特征，必然只包含集体认可的陈述。”④另一方面，科学知识的产生不仅是一种合乎逻辑而连贯的认知过程，也是一种与社会态度相关的思维运作过程，通过分类与命名新异事物，我们不仅可以认识它，也可对它做正面或负面评价。而且，SSK学者都认为科学知识并不是绝对的，它的产生带有偶然性，因为科学知识本身就带有利益和社会磋商形成的偶然性。实验室结果必须得到不同文化、教育、道德和科学训练的科学家的评价和认可，才能最终融入公共知识体系。因此，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或新结论，都是一个自然推论，它并不是运用规则推理的结果，而是偶然使用特殊仪器、特殊材料和特殊语言的结果，更是实验人员之间，以及同实验室外的人们之间相互协商的结果。只是在将发现结果写出来发表时，科学家才把自己的活动编成故事，其中强调理性，去除导致这种发现的偶然性和社会磋商。①第四，科学知识的产生还受制于科学共同体的价值观、兴趣和利益选择等，其形成不仅是对共同体语境、个人和集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理解，也是对科学家感受他们所相信的那些“无形且不可见”的东西组成的客观世界的理解。②因此，科学活动中的协商和共识，比自然界的裁决更重要，甚至连自然规律本身也是科学家集体发现和创造的产物。因此，科学知识本质上讲是已被共同体“接受的信念”，而非“正确的信念”。拉图尔(B．Latour)、谢廷娜(K．Cetina)通过对处于科学中心的国家或地区的实验室进行观察，揭示了科学知识的社会构建特征。在他们看来，科学知识是人类创造的，自然而然地具有社会性，它们不是对给定的、不依赖人的自然秩序的解释，而是用可获得材料和社会、经济、文化资源创造的。在谢廷娜看来，科学活动存在资源的分配问题，科学实验就是认知文化的试验场，其中的人员之间的交流和协商体现了一种交换关系。这表明:虽然科学知识是共同体内部共同协商的结果，但设计科学实验时，共同体会将自己的爱好、价值观、偏好等因素考虑进去，从而导致最终结果是共同体与主观情感、环境之间张力的体现，这表明科学知识是符合共同体本身的利益和需求的。第五，在科学知识的产生中，“信任”和“权威”能使科学共同体在创造、研究、探索、实验中最终得出大家所接受并认可的结果。“信任”和“权威”深深嵌套于社会互动和探究外部客观世界的活动中。作为一项集体事业的科学，其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信认与依赖，科学家个人的经验陈述与可靠、合理的主张，只有被置于科学共同体的体制化过程中才能建立起来。科学知识不只是通过集体行为获得的，更是通过集体行为保存和认可的。在知识的获得与交流中，交流关系由于包含“信任”和“权威”而具有道德属性。也就是说，科学知识的获得和认可，是由科学共同体的普遍道德秩序支撑的。因而科学共同体不只是个体的集合，还包括它们之间的道德关系以及“权威”和“信任”。这种对科学知识的认识是基于不同时空的个体认知者的集体认知。
四、结语
科学知识的产生体现着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相互作用，与传统微观的个人认知过程有所不同，它从宏观意义上体现着一种社会知识表征。社会表征理论重返人文主义话语形态，凸显了特定文化共同体的社会表征，会因新事物的突现而发生重构，揭示了社会表征在变革社会中的自我调节机制。在我们看来，社会表征主要还是一种语境预设，也即，个体的存在与认同植根于一种集体性并为社会所塑造。社会表征概念本身也有两个缺陷。一是偏重表征的内容和结构，忽视了社会性表达。因为表征在现实社会中通常不是中立的，而是与种种权利纠葛在一起的。二是重视社会、历史、文化的主体间性，但未触及个人层面动态和多元化的认知过程。尽管这样，社会表征对解释SSK对科学知识的重新定义和重新解释有重要意义。
作者：魏屹东 管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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