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合璧中西的育才目标
1.中体西用。1866年夏天，船政学堂筹建时，左宗棠在题为《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的奏折中阐明：“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谓我之长不如外国，导其先，可也。”[3]32获准后，他亲自为这所西式学堂命名为“求是堂艺局”，旨在借外夷之力，谋本国务实之路。对于西方社会科学，洋务派局限于效仿其经济、教育、外交等方面，并非思想观念本身。船政大臣沈葆桢怀着对外国习气改变少年性情的隐忧，命学生诵读《孝经》等经典并兼学策论，以增强传统文化修养。对于西方自然科学，船政官员等有识之士的态度已由排斥和鄙夷转为接纳和尊重。此外，经过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力劝，法国驻华使节签署公文，同意中国进口教学和建厂所用的设备，为学堂运作提供政治保障，这份公文在中西方科教交流史上无疑具有进步作用。
2.能力本位。船政学堂所选课程内容与西方国家保持一致，以保证学生学到最前沿的科技。学生入学起就接受全外文授课，专业知识从录入到输出的全过程都依托外语环境，近似于现代的专门用途外语教学。他们不仅会读写，还在日常的师生交流和课程实践中融会贯通，提高听、说、译等语言活用能力，获得对外语和专业的双重巩固，为后来留学西欧、参与外交打下坚实的基础。学生每天上午上堂课，下午上厂课或舰课。堂课包括外文、几何等公共课，球面三角、微积分等专业基础课，机械制图、舰体制造等专业课。厂课尤指前学堂学生深入船厂的观察操作，包括熟悉机械工具、实习船体建造、制造安装蒸汽机等内容。舰课尤指后学堂学生的驾驶、演炮、航海实习等内容。整个教学过程工学结合，学生手脑并用，不仅通过堂课对学问知其然，更通过厂课及舰课的亲身实践知其所以然，逐渐形成完整、成熟、与国际对接的科学应用思维结构。
二、效法欧洲的办学体制
1.优胜劣汰。船政学堂开近代中国官方与海外合作创办精英教育之先河，突破传统以圣人遗训为主导的价值取向，主讲洋文和造船驾船技艺，校规严苛，奖优罚劣。学堂学制五年，教材悉数来自外国原版，学生入学起就要过语言关，他们从最基础的算数、物理等自然学科开始就要架构与语言学习同步的西方认知体系，考核频繁而严格。学堂规定：“每三个月考试一次，其学有进境考列一等者，赏洋银十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连考一等者，除照章奖赏外，另赏衣料以示鼓舞。”学堂随时淘汰后进生，以首届为例，前后学堂共招生205人，仅72人毕业[4]300。但船政毕业生爱国图强，学贯中西，致力于实现中国近代的“海国图梦”。在晚清办学的40余年里，与世界时局相对应的管理机制一直贯穿着船政的育人历程。
2.洋师贤教。优胜劣汰制度不单应用于学生，也适用于教师。在左宗棠的力荐下，船政学堂聘请曾任法国海军上尉的日意格担任正监督兼首席技术指导。他在亲自回国购买设备之际，高薪聘请法籍教学管理人员、教员、技术员和技工，随后又有一批英国专家来华任教。船政学堂采用西方合同的形式明确对洋教习的奖惩条例，使他们成为中国大地上最早的国际合约履约人。洋教习行使责任制和导师制职责，学堂对教工执行绩效考核。对于循循善诱、成绩突出、令学生诚服的外籍教师，学堂予以续聘并授以官禄。对于目无法规、辱虐学生、工作不力的洋教习，学堂果断按规范终止其聘用合同，以儆效尤。在近代化的管理制度下，洋教习不仅有条不紊地教会学生专业的理论与实践，还幽默而直白地与学生进行交流，鼓励年轻人大声说出自己的见解，新奇活泼、知行合一、触类旁通的西式教法激发了学生对新知识的渴望。
三、师夷民生的留学泰西
1.高端深造。“泰西”是明清两朝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统称。1877年沈葆桢排除万难，为船政学子创造了留学西洋的机会。留学监督日意格带领30名毕业生抵达欧洲，其中18名前学堂学生前往法国，12名后学堂学生赶赴英国。早在1872年至1875年间，就有120名平均年龄仅12岁的幼童留学美国，他们大多心性稚嫩，很快被万花筒般的国度吸引，全盘美国化[5]14。船政留学生年龄大约20岁，有相对成熟的价值判断，外语和专业功底扎实，具备胜任留学任务及成为国家栋梁的充分条件。经过中国首位驻英公使郭嵩焘的争取，严复、萨镇冰等六人获得到当时世界最高海军学府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深造的机会，刘步蟾、林泰曾等六人被派往英国舰队见习。留法学生则进入各类高级技术学校、兵工厂和大型船厂，其佼佼者还游历欧洲其他国家。船政先后派遣111人留学泰西[6]128，他们触及多个领域，见证并参与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成为最早用旷达的国际视野推动中国近代化的群体。
2.关注社会。1877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军舰不仅是大工业的产物，更是大工业时代的缩影。”与之不谋而合的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向欧洲派遣的留学生在学习军舰制造和驾驶的同时，也在细致体察大工业背景下的当地思想和民俗。严复早在1878年就完成手记《沤舸纪经》，分析成就英法富强的社会根源，他还常与郭嵩焘探讨中国落后的症结，比如严复提到“西方人筋骨皆强，中国不能”，其原因在于西方国家重视体质锻炼，中国学生只关注学习，通过借鉴西方教育之长，可以改良中国人的身体素质[5]19。魏翰在法国学习造船之余还研读了西方人文科学，成为中国首位欧洲法学博士。陈季同在巴黎自由政治学堂深造期间被举荐到驻法公使馆任职，他将自己耳濡目染的东西方文明进行淘洗和沉淀，用飞扬的才情和独特的风采宣传祖国，让欧洲全新认识中国人。
四、传播思想的创刊译作
1.西学救民。学成归国的船政学生不局限于军事救国，还为政治改良和国民启蒙作出了卓越贡献。甲午战争后，他们中的幸存者满腔愤懑地意识到，中国与日本几乎同时开始近代化军备建设，“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也发端于同一年代，清政府惨败的原因在于没有从根本上改革思想，几十年来的“中体西用”已不能满足改写大清命运的需要。严复兴办《国闻报》，强调平等，普及新知，主推以民智、民力、民德为核心的“三民主义”，翻译《天演论》、《法意》、《原强》等著作，逐渐形成“严译西学体系”，向国人宣传西方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罗丰禄的译作《海外名贤事略》以西洋格致为体，服务于中国的外交事务。为了广开民智，船政学堂法语教师王寿昌口译名著《茶花女》，国文精妙的学者林纾整理篇章[7]37。一经出版，茶花女为爱执着、无畏世俗的西方凄美故事就风行海内，深深感动了东方读者，这部第一次由中国人译介的西方小说，在近代文学翻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2.矫正观念。担任驻欧公使馆官员的十余年里，陈季同不仅显现出极深的法文造诣和过人的外交才华，还竭力破除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和歧视。他向法国上流社会介绍中国，将自己多次演讲的内容编辑为《中国人自画像》。该书首次从中国人的立场出发，描绘出一个美好的国家，让巴黎各界对中国丰厚的文化底蕴产生浓厚兴趣。此后陈季同的《中国人的快乐》和《吾国》等作品也相继问世，并被译为英语、德语等多种文字，远播海外。他率先将中国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译成法语，让中华民族理解幸福的方式淋漓极致地展现在西方人面前[7]39。1897年陈季同在上海创办《求是报》，翻译并连载《拿破仑法典》和《法兰西民主国立法律》，营造通过宣扬西方律法来优化社会制度的文化阵地。无论是中学西传，还是洋为中用，文化使者陈季同始终都在努力地冲破保守思想的桎梏，为近代中国谋求改革之道和国际话语权。船政精英的共性在于他们最先接触了中国官方“引进来”的系统化西式教育，由于他们价值观形成的青少年阶段是在本土度过的，又学习过中国传统的儒家典籍，他们有改变国家贫弱命运的远大抱负。他们还是中国最早“走出去”目睹西方近代化，并探究其社会内因的人。他们走在了时代的最前列，将所见、所学、所忧、所盼用独特的行动表达出来，要么恪守海防、视死如归，要么投身工业、科技救国，要么启蒙思想，文化兴邦，他们所选择的方向，在中国历史变革的关键时刻，都是通往进步和光明的。尽管当时跨文化交流不如暴力强权的影响来得猛烈，但它的内涵是以人为本的，正如一颗颗种子，在个体、民族乃至人类内心落地生根，慢慢萌芽，凭着顽强的生命力开花结果，经过岁月的洗礼长成参天大树。
作者：张妍 单位：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