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外汉语研究中的唯心主义哲学观
如果说，上述文字乃至文学起源上的观点只是唯心主义局部的、具体的表现，那么，在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哲学层面，系统的唯心主义观则占有一定的地位。首先，中国古代唯心主义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在对外汉语研究领域的负面影响较大。中国古代的“天”虽然有自然之天和神灵之天两方面的含义，但是在为帝王统治服务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天人关系具有强烈的君权神授性质。《尚书•洪范》言：“惟天阴鸷下民……天乃赐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意谓禹政权由天所授，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孔丘也强调天的统治地位，认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劝国君要“正刑与德，以事上天”。董仲舒从维护封建统治的角度出发，系统地发展了天人感应学说，认为君之为君乃是上承天意，当效法天道，主张用神权和专制色彩十分浓厚的天人合一思想统治中国社会。这些儒家经典论述共同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君权、神权思想的理论基础。有论者的文字观继承了儒家在文字学领域的代表人物许慎的观点，认为汉字自身的形体构造和意蕴内涵也处处体现着以“天人合一”为主导的哲学理念”。该论者以《说文解字》的“王”字为例，认为许慎说的“王，天下所归往也”贯穿了“天、地、人”三者，所以“‘王’作为统治者，是天、地、人三者为一体的代表”。④不仅如此，该论者还进而提出要将“作为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体现”的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主导“融入课堂教学环节”，让留学生们“更好地理解儒家文化中的其他理念”。⑤实际上，早期甲骨文中的“王”字并没有上面的一横，到了晚期才写成“王”；较早的铜器铭文“王”字下部一竖较粗或一横为弯月形（见下图１），根本不是贯穿天地人，“天下所归往也”的意思。 如果依此论者所见，用许慎所解释的文字理论及构造法则去解释“大到国家的发展道路”，①无疑会引起经过数百年资产阶级革命及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各国留学生的反感，不仅达不到推广中华文化的目的，也不利于提高其学习汉字的兴趣。还有论者从对外汉语成语教学的角度出发，提出将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思想融入成语教学中”。②该论者虽然较为辩证地反对成语中消极的天命观，倡导积极向上、人定胜天的拼搏精神，但从整体上肯定中国哲学的天人之学“对人们生活具有积极意义”，没有对“天人合一”中的消极成分予以必要的反思，则有违此文作者祈愿“天下为公等思想在现实中发挥作用”③的初衷。总的来看，对外汉语教学不能不加鉴别地推广自以为经典的中国哲学，而要从世界历史发展潮流趋向出发，对中国传统哲学来一番剔除糟粕、吸取精华的甄别借鉴工作，才能以深厚的历史积淀、先进的思想意识引领留学生热爱中华文明。其次，把西方现代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思潮奉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圭臬。有人将解释学引入对外汉语教学，提出一系列新的理论主张。例如，有论者按解释学原则否定认识论，否认“理解”的客观基础，强调“理解”的有限性、相对性，并把此类理解“作为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和特征”，④进而提出第二语言教学要运用解释学的视域融合、对话、唤醒等原理，强调母语在汉语学习中的正面作用，打破“老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教材规定学生学习内容”的教学模式，⑤达到互相影响产生共识的目的。还有论者认为，“标准化和客观化的‘真理’所规约的不仅仅是学生的学，更是教师的教”，因此强调“解释学视域下的文本意义不再是外在于教师或学生的客观真理，而是存在于教师或学生对其不断的理解和解释之中。”⑥当文本不再具有客观意义之后，解释学视域下的对话也变成了目的而非手段，其对话关系的本质变成了“对话参与者不完全受理智的控制，身不由己地参与到互动中”，据说这样也能使对话双方“获得一种新的意料不到的洞察力”，⑦真理就会生成和显现出来。⑧实际上，解释学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加达默尔就明确声言：“我认为海德格尔对人类此在（Ｄａｓｅｉｎ）的时间性分析已经令人信服地表明：理解不属于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诠释学’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⑨海德格尔存在论中的“存在”“是从它的最高普遍性推论出来的”。瑏瑠而这个最高普遍性，不过是神的存在的普遍性。海德格尔认为这种神性的存在是不可定义、不可企及的，只有再规定一个发问的存在者———此在（Ｄａ－ｓｅｉｎ）———才能“逼问出它的存在来”。瑏瑡这样，海氏就通过第一性问题上的不可知论，遁入到发问的、理解的、意识规定存在的唯心主义的深渊。解释学步其后尘，将客观存在贬为“‘凝固起来’的‘对象’”，①进而颠倒主客体关系，妄称“理解是属于被理解东西的存在（Ｓｅｉｎ）”，任由“效果历史”取代对客观存在的探索和追寻。②我国对外汉语研究中引入解释学的视域融合、对话、唤醒等机制的前提是承认解释学的唯心主义基础，否认教学的目的是对客观真理的追寻和掌握，③否认存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否认正确的真理观，谈再多的母语的正面作用，谈再多的调动教师、学生思考积极性的所谓“视域融合”，将背离教育的基本目的。从大的历史背景看，解释学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日趋没落、固有矛盾不断激化的时代。当西方左派力量高歌猛进时，资产阶级愈来愈感到自身的意识形态系统江河日下。解释学接下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一棒。这种调和对话理论，可以说政治上隐约肯定了西方现存的议会民主制体制。在这种理论的产生地，它丝毫没有推动历史前进的迹象。而在封建的专制独裁思想占上风的其他社会形态里，解释学给反对赤裸裸的教育专制主义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但由于资产阶级固有的利益，他们不愿意接受社会历史的真实存在及其科学的发展方向，因而极力排斥唯物主义的存在观和真理观。这样，他们的“对话”就容易流于内容上的滥聊和形式上的无政府主义。相信随着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不断前进，迷失方向的对话与理解将逐渐丧失市场，唯心主义的解释学理论也将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
二、汉字发展停滞论中的唯心主义表现
汉字带来的困惑，不仅仅是外国学习者独有的问题，它更是把汉语作为母语的中国人所面临的巨大问题。早有学者指出，汉字笔画多，偏旁杂，不能很好地表音，以及大量的同字异义、同字异读现象使我国语文教育存在扫盲难，复盲易，中小学语文教学质量不能迅速提高，小学学制普遍长于国外等问题。④再加上自古以来贵族知识分子对文化的垄断延伸到对文字的垄断，汉字发展上的复古主义倾向暗流涌动，使得汉字不得不艰难而缓慢地踯躅前行。近现代以来，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优秀的中国人痛定思痛，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汉字改革也随之风起云涌。自１９１３年“审定一切字的国音发音”和“采定字母”起，到１９５５年批准《汉语拼音方案》，１９５６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１９６４年编辑出版《简化字总表》，汉字发展迎来了历史的春天。１９６４年至今，第一批简化汉字经过５０余年的推广应用，大大减轻了中国人学习、使用汉字的压力，促进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进程。汉字简化改革工作深深赢得了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赞誉。但是近些年来，汉字改革的步子却停顿下来，在汉字发展问题上“还在‘守旧’与‘更新’之中徘徊。想要改革，又不肯真正改革，‘进退维谷’、‘观望不前’”。⑤更有甚者，主张推翻汉字简化改革的理论基础：一是用汉字发展的独特性否定汉字拼音化的发展方向。此类论者要么认为“文字只有两种，记录词或词素（语素）表义，记录语音（音节或音位）表义”，⑥用汉字作为所谓“语素文字”的特点否定汉字拼音化方向；要么将汉字和拼音文字分为“自源文字”和“借源文字”，认为自源文字“有渐变而无突变，有量变而无质变”，⑦进而否定汉字拼音化。二是将拼音文字的局部性弱点放大为全局性矛盾。有人从“拼音文字不能适应语音变化，更不可能像汉字一样通行于不同的国度或时代”，⑧单词数量庞大，简写缩略语过多等角度否定拼音化方向。三是对汉字拼音化的理解比较绝对，或者单纯地将汉字字母化认作拼音化，从而否定之。例如，有人虽然较科学地提出汉字改革应走“音为主，意为辅”①的音意字发展方向，却在论述中不自觉地将其与拼音化方向相对立，或者是遁入中庸，引起认识上的混乱。又如，有人认识到“汉字既是‘宝贝’，又是‘包袱’”，表达了“再要肯定汉字只是‘宝贝’而不是‘包袱’，也就非常困难了。”②诸如此类强烈的汉字改革意愿，但又用“‘取中庸之道’而前进”③的不科学的哲学表述，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如果描述一条语言转换生成过程，那么“头脑中的意义———口中的语音———笔下的文字”则是其一般的转换顺序，也是为语言发展历史所证明的普遍顺序。绕过语音由文字直达意义仅在文字发展早期图画阶段出现过，愈晚则愈显示出语音的强大规制力量，文字不得不走上拼音化的道路。那种把“语素文字”和“语音文字”、“自源文字”和“借源文字”完全对立起来，不从转化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文字历史的研究方法，都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因而也就不难理解该派论者会发出汉字字形“有渐变而无突变，有量变而无质变”的错误论调了。那么，纯粹的拼音文字是否就绝对高大上，没有一丝毛病呢？也不如然。正如有论者所说，单词数量庞大，简写缩略语过多，不适应音变等是其面临的现实问题。但这些问题，只是局部的、不影响全局（比起学习掌握难、文化普及难等问题要小得多）的问题，而且通过文字改革可以克服。单词（字）数量庞大的不仅是拼音，汉字更是如此。常用拼音文字和常用汉字都只有几千个，其他大多是死字。例如，古代关于马，创造了许多不同的汉字，随着马在生产地位中的下降，这些文字不断整合缩减，不再有那么多关于马的称谓，拼音文字也有类似现象。在音变方面，各种语言都有方言，推广该语言的普通话是解决音变问题、统一问题的良方。不能在语音问题上搞地方独立。当然，随着生活的变化，语音系统地发生改变的时候，也不可让官方语言固步自封，不求新变。问题的关键是从实际出发，从当时的历史情况出发。因此，从单词数量大、缩略语多等方面否定拼音化方向是值得商榷的。另外，从走音意字的发展方向而否认拼音化，是对拼音化的理解太狭窄。拼音化不是纯粹字母化，而是指把语音表义作为主要的汉字改革方向，并不排除作为辅助的语素表义手段。其选取的原则就是简便准确。这一原则完全符合包含特殊性于普遍性之中的辩证法思想。任何绝对的单极化思想都是错误的，但任何不承认语言发展的主流方向（拼音化）的思想也都是糊涂的。例如，有人取拼音表义和语素表义的中庸之道而行之，让我们的汉字改革工作左右为难，举步不前，与文字改革上的哲学思想指导不够，考虑不周有很大关系。
三、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上述语言文化发展上的种种误区，其形成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研究讨论的过程中不够辩证、不够唯物。有的甚至完全抛弃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而循唯心主义道路另起炉灶，“自成一家”。以此指导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必然会陷入思想上的混乱和教学上的败绩。为纠偏去弊，笔者提些管窥之见，以求教于方家。第一，要重树辩证唯物主义的文字历史观。有论者指出：“对语言本身的研究离不开哲学思维方式和方法，对对外汉语教学规律的研究也离不开哲学方法的指导。”④因为只有从哲学的高度才能“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指导”，⑤从而正确地处理对外汉语教学中面临的矛盾问题。因此，既要反对打着突变论旗号的文字神创论和天才论，又要反对打着渐变论旗号的停滞论。反对文字神创论和天才论，就要认识到语言“同人的生产活动直接联系”，“语言反映生产的变化，是立刻、直接反映的”，①因而它是全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果；还要认识到语言的语法构造及基本词汇不会产生爆发性的、突然的变化。同理，作为语言记录符号的文字也是人民生产活动的反映，它是人们在木头、石头、龟甲、骨头、皮革、陶器上所做的记录符号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不能因为文字产生过程的某个阶段上文字被巫祝集团控制，并在“一班巫卜手中，日趋成熟，以至完备”，②最后成为奴隶主贵族用神权维护统治的工具而醉心于汉字系统创制的技术性、偶然性、图像性、神权国家主导性，进而堕入到认为文字发源上的群众史观是渐变论“残余影响”③的地步。反对打着文字发展渐变论旗号的停滞论，就要以改革的精神对待汉字。众所周知，汉语是世界上最难以学习掌握的语言。其难点并不是它的语音意义系统，而是它的文字书写系统。留学生视汉字书写为畏途，以致计算机输入汉字出现后，有对外汉语教师认为“新的书写工具的出现，也必然带来观念的变革，传统汉语教学中对手写汉字的强调现在的确是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电脑写作可以加快写作速度和降低写字难度”；④也有留学生操一口流利的中文，却干脆不会写也不愿意写汉字，完全依赖于电脑。除了利用计算机将汉字书写难度降低而外，难道汉字本身不可以进一步改革简化吗？目前来看，汉字改革主要有国内人民需求和国际交往需求两方面的动力。汉字不改革，我国学生不得不面临学制长、负担重的问题；国际商贸文化技术等方面的交往也必然面临更多的阻力。汉字改革停滞论者所以抱残守缺，“信而好古”，不外是从所谓汉字的独特性、文化的传承性角度一论再论，甚至有著名大学出版学术著作都实行繁体回潮，以示精神贵族特征。这些做法，与世界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趋势背道而驰，与中华民族融入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趋向南辕北辙。若不想在文字上阻碍世界历史进程，就得重启汉字改革，认真研究以往汉字改革的成功经验，将文字改革推向前进。第二，要重视汉字书写工具的演化史，将书写工具演化研究与文字改革研究结合起来。人类的文字历史大约只有５ ０００多年，人类语言的历史有数万年，而人类制造工具、使用工具的历史却有数百万年。语言文字产生之前的数百万年间，人类学会了狩猎，学会了驯化马、牛、驴、羊、猪、狗等等；这期间，人类还学会了采集，甚至学会了系统地耕种稻、黍、稷、麦、菽等。对每一种动植物的征服，都标志着人类对自然界动植物生长规律的深度把握，意味着人类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性飞跃。但是，这５ ０００年之前制造工具、运用工具的历史，虽然漫长而悠久，却在书面历史的记载中寥寥无几，多数以一笔“史前史”呼啸而过。即使是古人记载历史，也多不考究农工商等引水卖浆者流的社会生产活动，只是作为劳心者治人的帝王学！因而我们的历史记载多为帝王将相们的宫廷政变史，贵胄世族的轮替演化史，少有对文明本身的基础———工具和科技的研究，更罕有赋予工具和科技以历史感，以其为重要支柱进行文化研究，从而导致文字历史的记述研究中唯心史观的泛滥，“人文学科化”有余而“社会科学化”不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通过加强对书写工具的研究来探索语言文字的变革。近些年，我国已经有一批关于书写工具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以下方面的结论：一是通过书写工具研究证明了先秦语音传播文明特征。无论是我国考古发掘较早的大汶口陶罍文字，⑤还是之后的甲骨文、青铜铭文，都因工序复杂，契刻、铸造困难而难以承担技术、文化乃至生产传承的历史重担。即使后来的简牍、缣帛，或因笨重，或因昂贵而在传承文明时总有缺憾，因而有人得出“造成春秋战国时期文明的传播方式主要是口语”的结论。⑥二是书写工具佐证阶级社会以来的文化垄断特点。在阶级社会产生之前，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汶口文化的陶罍文字有着浓重的生活气息。其内容有描述自然现象的“旦”（日出于地）、“炟”（火起）、“封”（从丰从土。丰，树木；土，土坛），有描述服饰的“皇”（用羽毛装饰的冠），有描述生产工具的“斤”（斧头）、“戉”（大斧）等。同时，由于这些字都出现在不以实用为目的的尖底陶罍上，有的字周围还涂有朱彩，说明其象征祭天的意义。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该时期文字与原始社会朴素自然的生活条件、崇祭天地的社会风俗有密切关系。随着阶级社会的来临，甲骨文所记述的内容就以“祭祀、占卜或记载狩猎、农事、战争、天候及国王征行等大事”为主，目的“都是为了典藏以便昭彰于后世”；①青铜铭文则“涉及当时战争、盟约、条例、任命、赏赐、典礼、奴隶等社会生活”；②即使出现了较便宜的简牍，当时的文化教育也是贵族阶级的专利。古埃及也是如此。古埃及最重要的书写工具———纸草纸的生产先“为寺庙所控制”，后来“则完全被王室所垄断”；③至于有书写技能的人，“不过是极少数人的特权，这部分人是古代埃及的书吏阶层，他们大约占当时古埃及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一……对大多数目不识丁的普通埃及人作威作福……形成了一个专为埃及统治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阶层，并成为古埃及官吏的重要来源之一。”
以上说明，控制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的贵族，同时也在强力地推行文化垄断。甲骨、青铜、简帛、纸草纸、书籍在阶级社会里，“是统治阶级利用其作为思想文化统治的工具之一，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尤其如此”。⑤三是在使用电子新书写工具过程中证明了语音表义的先进性。目前，人类已经进入电子信息化时代。电脑作为新生产工具，对全人类，特别是对用汉语作为母语的中国人的书写方式提出了重大挑战。整个２０世纪，尤其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的实践做出了回答。随着电脑的普及，中国人在字形、部首等是否要简化的问题上，早已做出了选择。比如，电脑中运用的汉字字形输入法，其实就是将许多形旁合并在一个按键上，然后经过组合选择打出汉字。这是新技术以其特有的方式硬逼着汉字进行简化。这在留学生的使用上，两者的比较更加明显。经过调查发现，拼音输入法比起手写来“能使得相当多的ＣＦＬ（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引者注）学习者能够相对更好、更快地完成‘写’字任务”，⑥而且拼音输入还有利于留学生“用汉语连续思维和写作……极大地减少了对写作心里的干扰”。⑦同时，中国发明了拼音和字形输入法。字形输入法以输入速度快见长，但却存在着起始记忆字根较难、字形字音分离、不利于推广普通话的特点；拼音输入法以音定字，易学易输，但速度较慢。近十多年来，随着开发的深入，拼音输入法的词汇扩展和记忆功能的完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克服了速度慢的缺点，满足了思考输入的需求。更有甚者，面对网络汉字更加拼音化、简化的特点，认为它们“必将最终超越网络，对传统的语言文字的表达产生巨大冲击和影响。”⑧相信在未来，随着汉字简化和拼音化进程的再一次启动，以音表义、拼音输入将成为主流。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语言从旧质过渡到新质“不是经过爆发，不是经过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而是经过新质的要素的逐渐积累，也就是经过旧质要素的逐渐死亡来实现的。”⑨第三，树立唯物主义文化观。汉语教学，本身就渗透着深厚的文化观。对外汉语教学，更由于文化传统、社会生活、政治制度、价值取向的不同，随时考验着教师理解、驾驭不同文化的水平和能力。特别是在汉语中、高级教学中，作为技术操作层面的语言教学逐步淡化，作为对语言做深层理解的文化教学展开深化时，教师要想在教学中站稳脚跟，取得自信，尤其得研究搞好教学的最根本的思想方法。笔者以为，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贯穿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全部环节和方面，才是汉语教师能够立足于讲台的根本之道。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就要反对机械论。就留学生来说，反对机械论就要摈弃“来到中国就可以学好汉语”的糊涂认识。要鼓励来华留学生跳出自己的母语圈，不能陷入“不知有汉语，无论普通话”的语言困境。要充分发挥留学生学汉语的积极性，进一步密切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中国人的交往，从生活习惯、思维方式、语言表达等各方面主动理解汉语文化，把汉语环境优势真正变成留学生的语言技能。就对外汉语教师来说，反对机械论就是要反对照本宣科。要进一步增强教师责任心，反对那种自以为中国人教留学生汉语是小菜一碟，不对教学法进行研究，不对留学生所在国家、地区的文化、心理、语言进行必要的了解就想当然地用填鸭法进行灌输的做法；学校层面要将留学生汉语教学研究与中文系传统教学研究同等重视起来，并在教学科研政策上予以必要的倾斜，真正发挥中文教师的语言文化优势。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就要反对各色各样的唯心主义文化观。对外汉语教学舞台，既是面对面学习外国优秀文明与文化的机会，也是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探索世界文明发展的学园。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就要区分民族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反对封建主义的忠孝节义、人身依附、等级尊卑，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以人为本、兼爱非攻、勤劳勇毅、敢于创新等优良传统。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更要把握住各种传统文化思想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处的地位，区分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贵族思想和劳动者思想，从而正确地认识传统文化，不为历史上的各种虚名所迷惑，也不为当前各种复古主义狂潮所误导。探索世界文明发展道路，也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思潮，特别是要反对近几十年来“引进消化吸收”的新派唯心主义思潮。总的来说，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贯穿于对外汉语教学领域，既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也是一项摆在理论与教学工作者面前需要解决诸多实际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繁难任务。对于有志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学人来说，这些问题不应当成为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而应当成为激发我们进行科学探索的推进剂，引领我们不断深入前进！
作者：董宏 单位：内蒙古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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