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社会保障科技的可持续发展从宏观方面来看，在特定社会里科技正是在社会正义的基础上在不同领域取得突破以爆炸方式发展，而不是哪一个方面。对于科技本身来说，社会倡导起到规范作用，鼓励机制起到导向作用，经济利益可以提供刺激作用，但在正义社会所提供的基本铺垫是前者难以取代的。因为它提供了基本的土壤。这种土壤的关键是提供了相互宽容的文化氛围，而不仅仅是种种学说。文化的内部相互协调，冲突的地方形成宽容，彼此提供补充或营养，或产生碰撞，擦出新的火花，产生新的思想，并和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互动。互动机制在于保证科技的可持续发展。对于特定社会来说，仅仅支持科学技术的某一方面的方面发展或许能够解决科技进步的局部问题，但是不能够解决这个社会科技全面发展的问题，这种科技进步缺乏可持续性。但仅仅关注科技的可持续发展也是没有抓住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可以关注借鉴吸收整个社会的发展成果，并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支撑，但应该最终给社会找到原初发展动力。这种原初发展动力就是社会正义，社会的未来话语权。
广包性学说蕴含的文化背景为科技发展提供土壤
自由开发式的探讨为各种科学技术的产生提供各种逻辑可能性，因此提供了能够解决自然科学问题的人文社会科学环境。在各种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多元地共存于民主制度的框架之中，社会难以形成广泛共识，但这些学说的共在是处于相互融合，相互发展，相互矛盾之中，这种矛盾不可能被解决，矛盾状态可以是相互的取笑、讧攻、排斥、对立，但并不等同于导致战争状态，其结果有可能导致共赢，防止垄断集团的产生，防止利益集团对社会利益的垄断，也防止社会的封闭状态。在共同辩论中，形成共同认识的方面，或者提供各不相同的可能性供人们选择，而且社会制度本身鼓励着各种不同质的学说的多元化，并使之成为永恒状态。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科技发展有其独特的路径。其一是一个开放社会为科技探索、交流、试验、检验提供广阔的自由空间。其二是不同的利益体有着不同的需求，需求的多元化导致科技产品研发的多元化。其三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容易在集团的边际利益（或者说公共领域）达成共识；从利益平衡的角度，引导着研发资源进入各个领域，而不是专注于某一方面，有利于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为什么软件技术诞生在美国而不是中国，也不是在日本、欧洲？这与社会文化、政治模态、技术选择相关，而能够使电子科技取得领先发展，则由美国的文化决定。这种文化不仅仅包括良好的创新机制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也包括创新的文化土壤，为科技的产生、更新、发展打下基础。“美国科技和经济发展通过自主创新而后来居上。尤为突出地表现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不断营造和优化有利于创新的良好文化氛围。竞争意识、冒险精神、创业胆识和宽容失败传统是其文化的积极方向。美国较早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和科学管理，较早地将研究开发机构纳入企业的核心部门，较早地把‘专利制度是给天才之火浇上利益之油’的理念，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制。在美国，大科学和开放式研究机构使科技与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密切联系。风险投资能从真正意义上得以实施。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其文化的包容性反过来成为促进创新的重要条件。‘二战’后至今，尽管不断受到来自工业化国家的挑战，但美国仍在主要高技术领域保持领先地位”。［7］不同的社会文化中知识精英社会担当不同任何人都有着一定的文化背景，都要受到文化的影响，但如何使科技工作者能够承担起社会责任，是文化本身应该反思的重要问题。作为科技工作者应该能够专注于自己的工作，避开各种干扰，有着一种责任意识，这是创新性人才必备的基本素质，如果这些责任担当总是被文化所掩埋，那么这种文化将滞后，因为它使科技工作者责任和方向迷失。“在这一系列‘偶然’的历史事件背后，不能说毫无其必然性……证明中国近代科学之所以落后，是由于中国文化中存在某种阻碍科学发育的‘深层结构’”。［3］511政治文化的深层影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认识多局限于儒释道层面，更加专注于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科学技术知识沦为奇技淫巧。就像散落在草丛中的小蘑菇，偶尔露一下头，让人欣赏一下，不可能形成体系，撑起一片天空，摆脱不了另类的命运。因此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与统治者合流，成为社会政治的附庸和奴隶；一条是与统治者分道扬镳，对抗世俗权力。“近代中国的科学文化不是内生的，而是输入的”。［3］511中国的传统文化难以诞生现代意义的科学技术。但时至今日，科学技术已在中国落地开花。结果最终如何？还需要不断反思。因此，在审视一种文化的时候，可以看到一种文化是否具有一种创新机制，如果没有创新性，那么是否能够植入创新机制？如果能够，也不失为一个创新性社会。解决不好植入的问题，中国的科学技术或许又将被中国式的人情世故所掩埋，或许再出现一次“儒、释、道、科”合流。科技的锋芒将会被中庸之道所折损。摆脱不了成为别人二手科技交易市场的命运。事实上传统的“学而优则仕”，官本位思想在今天仍然深深影响着学术领域；学术领域成为社会政治的附庸，哪里还有学术？官成为科技工作者追逐的对象是件可悲的事情，但在中国却是事实，因为官掌握着各种可以分配的资源，能够给他带来利益，能够带来所谓的价值，如果科技成果附属于各种资源、利益的时候，科技偏离了它本身所应有的航向，失去自我价值。科技工作者的价值没有能够体现，科技工作者也没有能够得到尊重。那么创新性的国家如何能够建设好呢？“如果官场的风气是唯官之命是从，长官意志和官僚主义盛行，则领导决策者早年在大学里的科学技术训练也难以转化成科学理性决策的实际成果，甚至还会被其所累。科学决策需要广泛征询专家意见，众采各家的理性建议，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集中”。［7］
不同的政治模态对科学技术的作用机制
根据罗尔斯的政治建构理论，社会可以主要地分为两种政治模态：强政治模态和弱政治模态。弱政治模态能够承担强大政府。“强大政府也就是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政府。政治制度化就是政治组织和施政程序获得公认价值内容和稳定性质的过程，它与政治参与一样，是个变数，可以用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性等标准加以衡量”。［8］弱政治模态主要特点：社会制度化，社会政治结构相对稳定，公权力弱化，政府管理扁平化；公民权利增多，社会参与广泛，社会责任感增强，社会问题讨论展开充分，社会政治精英责任减小；经济社会问题外化，对外力图拓展国家生存空间，其拓展的主要力量来自于科技文化的领先优势。“一个政府强大与否，稳定不稳定，全凭它能否在完善其政治制度化的速度与扩大群众参与水平二者之间求得最佳值，适时适度地调频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共振，奏出政治上的谐调。果如此，政府就能有效地实施国力资源的开发，社会财富的分配，和权力象征的表达等主要功能”。［8］强政治模态的特征是政治垄断，社会利益集团统治，政治文化单一；政治精英排斥异己，长官意志明显，社会等级复杂，寻求稳定是社会的主要工作之一，社会不愿面对新的经济政治力量，没有勇气迎接社会改革，统治模式单一；统治集团强调对经济、社会价值的利用；利益集团相对缺少对社会的反哺意识。因此政治走向往往会偏离或改变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方向，导致社会内部的困境和紧张局面。虽然可以在某些方面取得科技的发展，但难以形成全面提升，难以在基础科学领域出现繁荣局面。（一）不同的政治模态对科技的关注方式不同比如研究资金的分配，弱政治模态社会基于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将以洒胡椒面的方式来分配研究资源，使得各个领域都能够普遍得到支持，相对来说，公共事业领域占比较大；强政治模态会集中大量资金于少数的领域，统治者常常会出于社会稳定的需求，把资金投入统治事业领域，以增强政府的威慑力。（二）不同的政治模态对科学和技术的支持侧重不同强模态政府会促进技术领域的发展，但基础科学领域难以取得突破。因为基础领域的科学理论突破和文化多元性的发展密切相关，单有经济资金的支持和保证是不能够促使基础领域的大发展。另一方面基础领域的发展不是以直接利益为前提，也不以直接利益为目的。技术则不同，技术领域的投入会给社会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三）不同的政治模态对教育的干预范围不同作为科技发展基础的教育，不同的政治模态对教育的影响不同，弱政治模态多实行多元化教育，允许多种教育理论和方式并存；强政治模态出于垄断的需求，愿意寻求单一制教育理论，引导教育向单一制方式发展。（四）不同的政治模态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决定作用不同技术进步总体上与社会需求相关，社会需求决定技术进步；技术论证则与政治文化相关，文革时期把学术问题当做政治问题，以政治代替学术，分不清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关系，把技术论证当做正确的批判错误的，先进的批判落后的，而技术选择、技术方向则与政治模态相关，什么样的政治模态会选择什么样的技术方向。尤其在尖端技术领域，政治模态还决定技术再进步。（五）不同的政治模态对科技精英的态度不同每个政治集团都是这样的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内包含着以政治集团首脑为中心的经济界、文化界、科技界的精英。强政治模态常常以元政治集团形态出现，政治上的排斥异己集团，会导致异己集团政治的毁灭或消失，也意味着这个集团精英阶层的流失或失去话语权。这是强政治模态的一个关键的弱点，而弱政府以广包式理念，兼蓄并包，左右两派，和谐共生，共同发展。（六）不同的政治模态对社会文化发展的态度不同弱政治模态没有为社会文化的发展设定限制，而强政治模态则可以从政治角度限制。主要强政治模态社会由于利益集团的单一控制模式，使社会向着所谓的理想化状态前进，常常会导致社会发展的扭曲。在政治与科技的互动关系中，政治总体上处于主动地位，科技的发展为政治进步提供社会背景。不同的政治文化、政治模态、政治结构对科技的进步作用机制不同。在深刻把握政治对科技的作用机制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借鉴吸收其他社会科技发展的方式和路径，有利于我们创新型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作者：刘尚励 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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