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以中西古典诗学中的意境与典型、和谐与文采、物感与摹仿、文道与理念、神思与想象、迷狂与妙悟、风格与文气、风骨与崇高、滋味与美感等核心范畴为对象，重点考察了它们各自的含义、历史、相似性与不同点，全面论述了中西艺术本质论、艺术起源论、艺术思维论、艺术风格论、艺术鉴赏论的异同。说明中西古典诗学互有短长，难分高下；在世界诗学史上各有贡献，相互辉映。既强调了中西艺术的共同规律，又突出了中西诗学的不同特色。用今天的眼光看，虽然该著的论述还略显粗略，个别结论也还可以进一步完善，但它作为新时期中西文论与美学比较的奠基之作，其开创之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一、马克思主义文学方法论与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
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方法论指导下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如上所述，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最有代表性的是系统科学方法、模糊数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和比较方法。这四种方法又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科学主义方法与人文主义方法。科学主义方法，即将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引入文学研究之中，实现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系统科学方法、模糊数学方法可划入科学主义类型。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科学研究走向新的综合，是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一大趋势，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希望。160多年前，马克思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预见到了这种趋势，他说：“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3]308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中引进自然科学的观念与方法，正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预言的实现。中国文学研究中所引进的系统科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相通之处。“系统论的创立者贝塔朗菲自觉地把马克思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来源，说明了辩证思维与现代科学思维之间的关系”[4]468。“系统科学方法以系统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是运用系统的观点来分析和综合事物，把对象看作多方面、多要素联系的动态整体来研究的思维方法”[4]464，它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十分一致，核心观点相通，认识方法相近。进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发展变化的观点，对立统一的观点，实际上已是系统科学方法论的雏形”[1]294。中国文学研究中所引进的模糊数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强调的“中间”观点、“亦此亦彼”思想也有相似之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除有“两极化”、“非此即彼”的明确性外，还有“中间”状态、“亦此亦彼”的模糊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严格的界线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甚至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之间的界线也不再是固定的了，鱼和两栖动物之间的界线也是一样。鸟和爬行动物之间的界线正日益消失……‘非彼即彼’是越来越不够用……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转移，对自然观的这样的发展阶段来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不再够用了。辩证的思维方法同样不知道什么严格的界线，不知道什么普遍绝对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转移，除了‘非彼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此！’。并使对立通过中介相联系：这样的辩证法是唯一在最高程度上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自然，对于日常应用，对于科学上的细小研究，形而上学的范畴仍然是有效的。”[5]318模糊数学方法，是美国控制论专家查德1965年发表的《模糊集合论》中提出的一种研究方法，他主张正视事物中客观存在的模糊性，用符合模糊性特点的数学方法去认识和处理模糊性。1975年，查德发表了长篇论文《模糊集合、语言变量及模糊逻辑》，将模糊数学方法拓展到了语言研究领域，形成了模糊语言理论研究模式。模糊数学作为一种处理不肯定性和不精确性问题的新方法和描述人脑思维处理模糊信息的有力工具，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的“中间状态”观点和“亦此亦彼”思想思考问题的方式是相似的，对客观事物复杂性和模糊性特点的认识是一致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模糊数学是辩证法的数学化和辅助性工具。人文主义方法，是人文科学研究的固有方法。心理学方法、比较方法，就属人文主义方法类型，也是人文主义方法类型中较新的研究方法。将心理学方法运用于人文科学与文学研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构想之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心理学，对于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因为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3]306~307马克思的论述说明，对于“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人们已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理解它们同人的本质力量的关系，对于工业的历史和工业，人们更应该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理解它们同人的本质力量之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使心理学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就已经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研究了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研究了政治、艺术和文学等。20世纪80年代将心理学引入文学研究领域，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将心理学运用于人文科学和文学研究构想的一种现实化、具体化，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种坚持和发展。将比较方法运用于文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大特色。笔者曾指出，“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没有诞生比较文学学科，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世界文学’构想却蕴含着比较文学学科诞生的前提，特别是他们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所熟练掌握和运用的立体交叉的比较方法，是许多当代比较文学研究者都难以企及的”[6]。他们“不管是评论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与流派，还是评论一个作家或作品，多是将其放到一个更长远的历史阶段，甚至是整个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加以考察和定位，而不是局限于它们所产生的那个时代作孤立的评论”；他们“不管是评论一个国家的文学发展，还是评论一个作家的创作，也多是将评论对象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中，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地域之间或不同的作家之间进行横向共时性比较，在比较中揭示文学发展的规律或突出作家的个性，发现在孤立研究中未被发现甚至无法发现的新观点、新结论”；他们“十分注意将文学与其他学科、文学创作与其他精神活动、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等不同学科领域的活动进行比较，在比较中揭示文学的审美属性、文学创作的独特方法、文学发展的独特规律”[6]。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中比较方法的应用，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比较方法既一脉相承，又有发展创新，从而使比较方法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发扬光大并呈现出蓬勃之势。
二、文学研究方法变革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丰富发展
方法变革与理论发展具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方法的变革与创新，往往伴随着理论的变革与创新。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中期，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学方法论指导地位的同时，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变革与创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也从各种新的文学方法中汲取了营养，丰富和发展了自身，实现了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范畴。范畴，是一种理论体系和思想观念的核心概念，也是不同理论体系和思想观念的特殊标志。对理论体系和思想观念的发展而言，它“既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推进器（factor），又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指示器（indicator）”[7]2。也就是说，新范畴的出现，在推进理论体系和思想观念变革的同时，又成为新的理论体系和思想观念的标志。在这个意义上，每种理论范畴，都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印记，是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理论体系和思想观念的核心概念，是“牢固地植根于‘社会史’”的[7]8。从这个角度去考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每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范畴，不仅有时代的特色，而且有时代的局限。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产生于19世纪，它所面对的理论资源是古典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面对的文学实践是批判现实主义和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因此，其文学理论范畴也主要是与之相适应的现实主义、典型、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人性、异化、人道主义、阶级性、历史、美学、大众化、艺术生产等，带有鲜明的19世纪的印记。20世纪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在引进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时，结合中国特点和中国革命的需要进行了选择性过滤，舍弃了人性、异化、人道主义、历史、美学、艺术生产等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联系不够紧密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范畴。虽然也增加了政治、艺术、武器、工具、工农兵等具有中国革命色彩的文学理论范畴，但从总体上讲，其范畴却没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丰富，并与文学自身的规律渐行渐远。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范畴更加贫乏，更加丧失了对中外文学的解释力。到20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资源得到了极大丰富，除古典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外，增加了现代哲学、美学、文学理论及部分新的自然科学理论，文学实践已由批判现实主义、新兴无产阶级文学转向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随着理论资源的丰富性和文学实践的复杂化，虽不能说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范畴已经过时，但可以说这些理论范畴确实不够用了。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研究方法变革中，随着系统科学方法、模糊数学方法、心理学方法、比较方法等新方法的应用，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学理论范畴，如性格系统、功能结构、模糊性、确定性、不确定性、情绪记忆、心理定势、审美无意识、平行比较、影响比较等，它们都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族中的新成员，丰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范畴。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同马克思主义一样，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这种开放性，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时，就以一种世界眼光和恢宏气魄，吸收、批判、改造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融入自己的文学理论之内。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也面向新的时代要求和文学实践经验开放，不断完善自己的形式和丰富自己的内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传入中国后，也基本上能以开放的姿态面向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在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实践的交流对话中实现了中国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逐渐被当作绝对真理而走向了神圣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也被视为文学理论史上最正确的理论而被神圣化。到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20世纪80年代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文学研究新方法的引进，激活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开放性：系统科学思维方式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辩证法，模糊数学方法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亦此亦彼”思想，心理学方法补充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内容，比较文学方法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比较研究。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声誉。在相当长一段时期，由于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过分强调经典化而忽视当代性，过分强调坚持性而忽视发展性，过分强调理论性而忽视实践性，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仅仅当作一种神圣经典加以崇拜，一种文学原则加以坚守，一种革命理论加以阐释，将鲜活的社会生活、丰富的文学现象、动态的学术潮流排斥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之外，使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当代社会生活、当代文学实践、当代学术发展严重脱节，成了一种体系僵化、观点陈旧、面貌灰暗的过时之物，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声誉和吸引力。而20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方法的变革，文学研究新方法的应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范畴，增加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开放性，突破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旧有格局和传统思维模式，缩短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当代社会生活和文学实践的距离，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亲和力与解释力。它不仅推动了文学史研究的创新，对文学史上一些有争议的作品和理论作出了新的解释（如用系统科学方法分析阿Q形象、用模糊数学方法分析人物性格），而且科学地说明了文学创作实践和当代文学现象（如用心理学解释作家创作中的心理活动、从信息论的角度分析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形象），从而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活力，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声誉。
作者：季水河 单位：湘潭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