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农保作为农村社会养老的代表嵌入到农村家庭养老的情境中，研究新农保参保行为对家庭赡养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利用Ordered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东、中、西部三地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新农保参保行为显著影响了其家庭赡养行为:参保者为自己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频度明显高于未参保者，参与新农保降低未来不确定性从而降低储蓄率，增加当期对自己父母养老资源供给的刺激效应大于参保减少当期可支配收入带来的抑制效应，从而有利于家庭养老的发展。同时，在面临家庭养老危机之时，父母并没有被动接受，而是通过为子女提供工具性的帮助以争取子女为其提供养老资源。积极动员农村居民选择较高的缴费档次，完善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有助于农村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良性运行。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家庭养老;赡养行为;有序回归
中图分类号:F84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6)01-0175-06
以新农保为代表的社会养老嵌入到农村家庭养老之中，参保者的参保行为会对其家庭赡养行为产生何种影响?这是本文试图解答的问题。以往研究中，学者们试图探讨社会养老计划对家庭养老行为的影响，主要是从老年人的角度，老人领取养老金会导致子女的代际支持减少［1－2］，在发展中国家这一点得到证实［3］。然而对发达国家的研究并没发现养老金对子女代际支持的替代［4］，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公共转移支付体系发达，已经大大减少了私人转移支付的作用［5］。我国学者运用断点回归等方法，测算出领取新农保养老金的农村老年人，其获得私人转移支付的概率下降，对家庭代际支持有显著的“挤出效应”［6－7］。但以往的研究仅从老年人(新农保应受益群体)是否获得新农保养老金的角度考察社会养老对家庭养老的影响，并没有从年轻人(新农保参保群体)的角度考察社会养老对家庭养老的影响，有失偏颇。本文试图从参保者的角度分析新农保参保行为对其家庭赡养行为的影响，从一个新的视角探索农村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的关系。
一、研究设计
1．研究假设。新农保的参保群体参加新农保需要缴纳养老保险费，养老保险缴费会挤压参保者的当期可支配收入［8］，在当期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参保者会减少赡养父母的支出，从而参保者的参保行为会抑制其家庭赡养行为。然而新农保作为养老保险的一种具体形式，属于社会保障的范畴，社会保障作为社会生活的减震器，可以减少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当参保者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降低时，他们的私人储蓄率会降低［9］，从而有更多的当期收入可以来赡养父母，即参保行为会刺激家庭赡养行为。当刺激效应大于抑制效应时，参保者会增加对自己父母的养老资源供给;反之，当刺激效应小于抑制效应时，参保者会减少对自己父母的养老资源供给。家庭养老资源包括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因而，参保者因缴纳新农保参保费而减少自己的当期收入，会影响参保者为自己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且为父母提供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还与参保者的身体状况、家庭子女数等因素密切相关。由此提出假设1:新农保的参保行为对参保者的赡养行为有显著影响，参保者是增加还是减少对自己父母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取决于刺激作用和抑制效应的大小。在假设新农保参保行为对其赡养行为产生影响的同时，本研究将农村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的分析置于当今农村社会大背景与目前农村代际关系中进行考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农业耕种技术与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远远不如传统社会。从前父辈通过掌握的耕作技术与土地来获得子辈的尊重与服从，如今已难以实现。农村代际重心下移，子代对亲代的赡养开始出现问题。在面临赡养危机之时，亲代通过力所能及地为子代提供工具性的帮助换取子女为其提供养老资源［10］，由此提出假设2:参保者父母为参保者提供的各种支持会影响参保者对其父母的赡养行为。其中这些支持包括经济支持、生活支持和情感支持。参保者父母为其提供的支持越多，参保者就越经常为其父母提供养老资源。2．数据来源。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12年8月至2013年8月间在江西省寻乌县、四川省宜宾市、山东省武城县三个地区开展的农村居民问卷调查。这三个地区分别处于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差异，具有较高的代表性。从这三个地区新农保的推行情况来看，江西省寻乌县是2010年12月全面展开新农保试点的，山东省武城县是2011年9月全面进行新农保试点的，四川省宜宾市在2012年部分村开展了新农保，但全面开展新农保是2012年7月。从开展新农保的时间来看，三个地区前后相继进行，都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次调查采用多阶段抽样的方式，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从县(市)到乡镇再到村逐层抽样，每个县(市)抽取3－6个乡镇，每个乡镇抽取2－4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抽取30个样本。本次调查采用入户访谈的方式，调查质量较高，共发放问卷约1100份，回收有效问卷1025份，有效回收率约为93．2%。本研究选取适龄参保群体进行研究，根据新农保制度的规定，结合调查情况，18至59岁的群体为适龄参保群体，样本共827份。参保群体样本的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被访者中男性占59．9%，女性占40．1%，男性比例略高于女性比例。从婚姻状况来看，有配偶的占绝大多数(94．4%)。被访者的文化水平集中在初中以下，占79．7%;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的被访者最少，仅占4．1%。从被访者的身体健康状况来看，绝大多数被访者身体健康状况处于良好和一般的状态(87．3%)，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仅占12．7%。从家庭经济社会地位来看，处于中层的被访者最多(44．9%)，其次是中下层(27．5%)，家庭经济社会地位处于上层的最少(1．9%)。从样本的地区分布来看，三个地区样本分布较为平均。被访者平均年龄为42．82岁，被访者家庭的平均子女数为2．02个，被访者过去一年的个人平均收入为15956．82元。3．变量描述。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一个反映被访者为自己父母提供养老资源的有序变量，即被访者为自己父母提供各种养老资源的频度。本研究调查了被访者在过去一年中给予自己父母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频繁程度，分别形成4个定序变量“从不”、“很少”、“有时”和“经常”，并分别赋值1－4分。分值越大，被访者为自己父母提供养老资源的频度越高。为了探讨新农保参保行为对家庭赡养行为的影响，并将这一影响置于农村养老的具体环境中进行分析，本研究的自变量设置为被访者是否参加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及被访者父母是否为其提供了经济支持、生活支持和情感支持。由于被访者个人特征和家庭状况的不同，其赡养行为也会有所不同，因而本研究将被访者的个人特征及家庭状况作为控制变量。4．理论模型。根据前文理论分析，模型将参保群体对自己父母的养老资源供给行为作为被解释变量Yk，k=1、2、3(“1”表示“经济支持”，“2”表示“生活照料”，“3”表示“精神慰藉”)将可能影响参保群体对自己父母的养老资源供给行为的10个变量设置为解释变量x1，x2，……xn，其中，n为解释变量的个数，n=10。分析模型如下:上式用于预测新农保参保状况与父母提供的各种支持及参保群体的个体特征与家庭状态对于其为自己父母提供养老资源的影响，“m”代表被解释变量的赋值(1－4分别代表“从不”、“很少”、“有时”、“经常”)。公式中，β0为常数项;βj是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反映解释变量影响被解释变量的方向和程度。
二、研究结果分析
1．新农保参保情况。在是否参与新农保这一问题上，有599名被访者参与了新农保，占73．9%，有212名被访者没有参加新农保，占26．1%，大部分农村居民已参加新农保。通过交叉表分析发现，不同地区的新农保参保情况有显著差异(p=0．000)，其中，山东省武城县和江西省寻乌县的参保率较高，四川省宜宾市的参保率较低。主要原因是江西省寻乌县启动新农保试点最早，经过两年的努力，参保率较高。山东省武城县新农保试点晚于江西省寻乌县，早于四川省宜宾市，山东省武城县参保率高一方面是因为山东省地处东部，经济更发达，另一方面在调研中得知山东德州的村干部与村民关系紧密，新农保主要是依靠村委会一级基层力量宣传推进，参保率高得益于村政府的积极宣传和村民的配合。四川省宜宾市参保率低主要是因为全面开展新农保试点的时间较晚，为2012年7月，课题组在四川宜宾调研的时间为2012年9月，新农保开始实施之时与调研之时相隔较近。2．父母提供的支持情况。从被访者父母为其提供的各类支持情况来看，被访者父母在经济方面、生活方面和情感方面都予以被访者一定程度的支持。其中，提供情感支持的比例最高，为83．2%;提供生活支持的比例次之，为61．8%;提供经济支持的最少，为23．8%。被访者父母为其提供经济支持的比例较低主要是因为被访者父母年龄相对较大、收入水平有限，有能力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父母较少。提供情感支持的比例最高是因为家庭与生俱来就是一个“情感庇护所”，绝大多数父母就是子女的精神支柱。生活支持则主要表现为料理家务，照看小孩等。3．家庭赡养行为的描述性分析。被访者为自己父母提供养老资源的描述性分析(表4)如下，在过去一年中，为父母提供精神慰藉的被访者所占比例最高，为92．0%，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的被访者比例分别为76．4%和80．7%。大多数被访者都会选择“经常”和“有时”为自己父母提供养老资源，在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上，选择“经常”和“有时”提供的被访者比例分别为58．3%、60．9%和73．7%。4．新农保参保行为对家庭赡养行为的Logistic回归分析。基于本文的基本假设，笔者建立了新农保参保行为对其家庭赡养行为的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并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其进行了估计，结果见表5。由于预测模型中因变量被访者对自己父母养老资源供给为从“完全没有”(1)到“经常”(4)的升序排列，因而回归系数越大，表明被访者越有可能经常为自己父母提供各种养老资源，回归系数越小，表明被访者越不经常为自己父母提供各种养老资源。表5列出控制适龄参保者个人和家庭特征后，适龄参保群体新农保参保行为与其父母为其提供各种支持对其家庭赡养行为影响的估计值。模型I、II、III分别反映了新农保参保行为与父母的支持对适龄参保者为自己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影响。模型检验结果显示，3个模型的－2Loglikelihood(Final)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伪判定系数R2均大于0．1，表明模型的解释力较为理想。综合来看，3个模型的统计估计值基本稳定，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从新农保参保行为对家庭赡养行为的影响来看，仅有模型I中新农保参保行为对家庭赡养行为有显著影响，说明被访者的参保行为对其为自己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在5%的水平上显著。在控制了被访者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后，已参保的农村居民为自己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频度是未参保农村居民的1．43倍(e0．355=1．43)。然而被访者新农保参保行为对其为自己父母提供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解释是，新农保参保行为实质上是一种经济行为，直接对其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产生影响，对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并无直接影响，被访者为其父母提供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受其他因素影响更为显著。从参保者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频度高于未参保者验证了新农保的刺激效应远大于其抑制效应，即参保者参与新农保缴纳保费的行为降低了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刺激了参保者当期消费(对其父母的经济支持)这一效应大于参保者缴纳新农保保费减少当期收入，从而抑制当期消费(对其父母的经济支持)的效应，假设1得到部分验证。从被访者父母为其提供各种支持对其为父母提供养老资源的影响来看，模型I、II、III中均有部分父母支持对子女为父母提供养老资源有显著影响。模型I中，为子女提供生活支持和情感支持的父母比没有为子女提供生活支持和情感支持的父母获得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频度分别高出38%(e0．321=1．38)和35%(e0．300=1．35)。可能的解释是，父母为子女提供必要的生活照料支持，为子女提供工具性帮助，为子女节约家务劳动时间，子女会增加对父母的经济支持的频度。父母为子女提供情感支持，子女与父母的亲情纽带更加牢固也会增加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频度。模型II中，为子女提供生活支持的父母获得子女生活照料资源的频度是没有为子女提供生活支持父母的3．84(e1．346=3．84)倍。说明为子女提供生活帮助的父母也更容易得到子女的生活照料，在生活照料方面形成明确分工和良好互动。模型III中，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生活支持和情感支持的父母获得子女精神慰藉的频度分别是没有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生活支持和情感支持父母的59%(e－0．523=0．59)、1．59(e0．465=1．59)倍、16．1(e2．779=16．10)倍。可能的解释是，有能力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父母，其实现自我养老的可能性更大，因而子女提供精神慰藉的频度反而降低。为子女提供生活支持和情感支持的父母，给子女提供了工具性帮助和亲情支撑，因而获得子女精神慰藉的频度更高。假设2被部分证实。从控制变量来看，年龄和文化水平两个因素对被访者为自己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均有显著影响。其中，被访者年龄每增加一岁，其为自己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的频度分别提高2%(e0．020=1．02)和3%(e0．026=1．03)，其为自己父母提供生活照料的频度降低3%(e－0．030=0．97)。这主要是因为被访者在60岁之前随着年龄的增长，经济收入也会随之增长，有更多的经济资源提供给父母，但随着年龄增长其身体状况会下降，为自己父母提供生活照料的频度下降。随着年龄增长，被访者更清晰地意识到陪伴父母的重要性，因而提供精神慰藉的频度上升。被访者的文化水平对其为自己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均有显著影响，主要原因是被访者文化水平越高，孝道观念越强，其获得收入的能力更强，因而为自己父母提供养老资源的频度越高。除了年龄和文化水平因素的影响，在模型I中，经济社会地位中层的家庭子女为父母提供养老资源的频度是经济社会地位下层家庭的1．73(e0．546=1．73)倍。模型III中，女性被访者为自己父母提供精神慰藉的频度是男性被访者的1．54(e0．432=1．54)倍，这与女性性格中亲和力高密切相关。家庭子女数每增加一个，被访者为自己父母提供精神慰藉的频度仅为未增加时的73%(e－0．320=0．73)，这是家庭内部养老和育小之间的资源分配问题，当育小的压力增加时，养老资源的供给会相应减少。家庭经济社会地位为中层的被访者为自己父母提供精神慰藉的频度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为下层被访者的1．44(e0．367=1．44)倍。
三、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对江西寻乌、四川宜宾和山东武城东中西三个地区农村居民的抽样调查，考察新农保制度嵌入到农村家庭养老具体情境中，参保者的参保行为与父母的代际支持状况对其家庭赡养行为的影响。我们发现，不同地区新农保的参与情况存在显著差异，这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新农保政策推行状况密切相关。大部分适龄参保群体为自己父母提供了各种养老资源。新农保参保群体比未参保群体为自己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频度更高，说明新农保参保行为影响了参保者的家庭赡养行为，特别是对经济支持方面的影响是显著的。进一步表明针对参保群体，新农保对家庭养老的刺激效应远大于抑制效应，参与新农保这一社会养老保险能够促进参保者更好地践行家庭养老，从而推动家庭养老机制良性运行。与此同时，父母为子女提供各种力所能及的帮助有助于促进子女为父母提供各种养老资源，这是家庭养老危机出现后，父母争取子女养老资源的一种方式。从控制变量来看，参保者的性别、年龄、文化水平、家庭子女数、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等对其为自己父母提供养老资源也有显著影响。新农保作为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的一项措施，其推行影响了农村家庭养老的传统模式，形成社会化养老嵌入到家庭养老中的局面。针对适龄参保群体，新农保的参保对农村家庭赡养行为有刺激作用。伴随农村家庭核心化和孝道文化软约束的松懈，农村家庭面临困境，社会养老的推行对于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剧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家庭养老的部分功能，如精神慰藉是社会养老难以替代的。在新农保已实现全覆盖的条件下，积极鼓励农村居民选择新农保较高缴费档次，同时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11］，将有助于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刺激他们将更多的资源在家庭内部转移给自己父母。可以预见，随着新农保参保率的提高和制度的不断完善，参保行为对家庭赡养行为的刺激效用将更大限度地发挥，形成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互促进并良性运行的局面，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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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政怡 单位：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