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萨丕尔的语言相对论下语言、思维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与思维、文化的关系探讨由来已久，早已不是新鲜的研究课题。语言作为人类早期生产实践活动的认知结果，是人认识自然、认识自我的符号化成果。著名的美学家李泽厚在他的《美学四讲》也谈及“语言确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人类整体性的事物。”可见语言在人类所有社会实践活动中的重要性。而所有文化行为和文化心理研究往往归宿于语言思维的产生和发展衍化。最早在本世纪20年代，著名的语言学家Sapir在他的《语言》一书中就说过：“语言……是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的。”[1]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所有物质、精神产品以及生产关系的总和。因此从这一点出发，语言自然包括在文化这个范畴之间，然而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又是文化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最重要的载体，是文化的反映，同样对于文化、文化理解、文化传播也具有反作用。Sapir在50年代提出了语言相对性理论（linguisticrelativity），即我们所说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他认为：语言影响着我们对于世界的感知；语言怎样描述周围，我们就怎样看待周围；因为世界上各族的语言不同，所以各民族对世界的分析也不同。因此，语言可以决定我们的思维方式；同时，语言之间的相似性也是相对的,结构差异的存在说明它所反映的对世界的认识的差异。由此可见，语言在沃尔夫的假设理论中占据绝对先导的地位。众所周知，语言与思维谁在先谁在后，即谁决定谁的问题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问题之一。然而可以考证的是，在人类产生的原初阶段，一切思想、思维都是无从落脚，无法寻得的，只有语言或者说是言语的记录是追溯一切思维和存在的唯一证据。因此，在萨丕尔的观点中，语言界定着我们周围的世界，也限定了我们的思维，即我们的思维都是语言性思维，脱离了语言，思维也就不复存在；而语言对于外在世界的描绘和界定又影响着我们的文化观念，进而影响着我们对于周围世界的看法。思维和文化的相互作用进一步影响着我们的行动，而行动是我们的思想与客观世界的沟通途径。西方社会一直以来相信概念与现实世界存在直接联系，因此，真理寓于客观世界之中，人们可以通过逻辑推理发现真理，犹如按照正确的顺序移动一块块岩石一般，真理会被从岩石下挖掘出来。[2]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文论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把语言分析、结构分析作为认识文本，进而使其成为获得真理的唯一可靠来源。历代崇尚科学主义的文论家都是不折不扣的语言学家。
二、外语习得与跨文化传播
外语学习与跨文化传播的必然联系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说明。首先，回到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层面。当我们学习第二语言的时候必然要了解这一语言背后的历史和文化环境。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目标之一，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流也必然要了解、研究目的语的文化和思维。反之，提到跨文化传播就不能逃过英语这一“障碍”。在当今世界的文化和经济活动中，英语因其特有的强大的历史、经济、文化背景而成为最为强势的交流语言。因此，任何一个跨文化研究的课题都会把英语视为“不可逾越”的语言与工具。正如盛炎在《语言教学原理》中提到第二文化学习时说的，“人们在习得第一语言的过程中，己经形成了一种自我认同……在学习第二语言的时候就会表现出来，影响第二语言的学习，形成一种自我疆界(egobuondaries)”，“学习第二文化的目的在于超越这种自我疆界，或者说扩展这种自我疆界，消除两种文化接触时所产生的障碍，使自己处于目的语国家人们的位置和思路中。”[3]其次，从跨文化研究的理论背景和当前跨文化的研究现状来分析。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也译作跨文化传播。跨文化传播是一种对文化疆界跨越基础上的对文化深层结构的研究和介入，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和组织的相互交流、沟通、融合的过程。广义的跨文化传播不但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即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们之间的交流，还指任何两个不同的个体之间的交流。因为，从文化这一概念出发，任何两个人在文化方面都是不同的。然而从国际交流的现况和常态出发，通常把跨文化传播这一概念限定在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传播。从目前我国的跨文化研究现状来讲，绝大多数的研究重点在于外国教学以及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方面，例如，语言与交际、中西习俗对比等等。[4]由此，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以及跨文化研究的内容和现状出发，可以看到外语教学与跨文化研究的必然联系。
三、对于跨文化传播的一种再认识
在当前我们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加大对外传播力度的背景下，有诸多的研究者们呼吁在英语教学课堂中加入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材料，增加中西文化的对比研究等等，这对于国际社会更多的了解中国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同时，跨文化传播与交际研究就其应有的意义来说就应该包括不同文化背景之下人们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这种交流和沟通也必然是双向的、平等的。在了解目标语及其文化背景，并对其文化特征进行阐释的同时，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传达自我的意志，这是交际与传播概念中的应有之义。
（一）萨丕尔的语言相对论启示
从萨丕尔的语言相对论出发，可以这样去了解语言与文化、思维的相互关系：不是文化、思维决定了语言，而是语言作为起点，记录并界定了思维，进而影响并定义了我们周围的世界。如果把语言当作我们思考的工具和起点，那么它也会成为我们思想解构的框架和规则，即我们一切的思维活动都逃不脱语言的结构。当然，作为外在环境的文化和人的主观意识，也必然会对语言产生影响。因此，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传播工具，它在文明的传承、文化的传播和一种文化之所以成为一种文化的身份认定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当我们在使用一种语言的时候，必然会受到语言所代表的特定的文化、思维的影响。按照萨丕尔的语言相对论学说，当我们使用或学习某种语言时也必然“受控”在其特定的语言思维的框架下，或者说，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必须跨越自身所在文化的界限，用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则和语言作为交通的工具。
（二）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分野
从理论层面来讲，学界对于跨文化研究诞生以来形成的不同理论分野也作了界定。通常我们所讲的跨文化交际或曰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属于“介入型”的跨文化传播，是一种对文化疆界跨骑基础上的对文化深层结构的介入，是在国家、社会各个层面的文化传播语境下，对文化他者(Other)的双向深层介入认识和传播。[5]即在不同的文化疆域或界限存在的前提下，试图跨越或者超越这种文化间的障碍，以一种介入者的身份对其他文化进行认知和解读。这里首先涉及到的是对于目标文化的认知和解构，其次又需要将其归入“本土文化”这个框架之下。因此，可以预见，对于文化他者(Other)的深层介入和研究将是跨文化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跨文化交际的目标
从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EdwardHall开创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这一研究领域的背景和原因分析。所谓跨文化交际，它的出发点和所关注的问题就是在美国这一多种族、文化共存的“沙拉碗（SaladBowl）”大环境下，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如何能够做到互相沟通、相互理解，又如何能够在这样一个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达到一种新的文化融合，从而形成新式的“美国文化”。从这一跨文化交际的历史目的出发，可以得到一个提示：我们的跨文化交际不能仅停留在对于中西文化、习俗、生活习惯的对比研究中，而是应该从跨文化交际的目标出发，研究不同国家、文化间相互理解、沟通的方式方法。或者说我们应该把对外传播这一课题归入一个方法论研究的“正途”上来。跨文化研究的学者应该更多地从传播的策略、方法入手，研究如何实现文化间交流这一最终的目的。
（四）当前的历史环境
最后，从我们所处的历史现实条件着手。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被国际世界广泛关注的同时，也遭受着来自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的怀疑和诟病。在国际话语体系中，我们还处于弱势地位。这种经济地位和国际话语权之间的不平衡状况，究其成因，有历史、经济、意识形态等等方面的因素。但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并非仅仅是靠一种传播内容的更新和堆砌，或者是迫不及待的“倾诉”来解决的，而是在了解传播规律和文化差异性的同时，探索一种更有效的“语言体系”，并在不断更新的语言体系和传播策略基础上塑造更加符合国情的健康的、积极的国家形象。
综上所述，我们从萨丕尔的语言相对论出发，探讨了语言、文化和思维的关系；同时，在进一步厘清跨文化传播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条件的基础上，对语言所反映的“语言思维”以及文化背景的重要性加深了了解。因此，在目前的外语教学的实践中，教育工作者更应该站在一种文化传播的高度和语言思维的角度，不能一谈西方文化、思想就“色变”，而应当采取科学的态度，对理论研究充分尊重和借鉴。而我们的外语教学研究者也应当把传播理论当作人类共同的精神成果加以利用，站在国际化的和人类共生的角度探讨相互交流和沟通的平台。同时，也要有一批真正了解中华文化、哲学和中国精神的研究者，在两者共同的协作下探索适合目前中国国情的语言教育和文化传播的道路。
作者：史修媛 单位：山东艺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