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宋之间，出现了陶渊明和谢灵运两位大诗人。他们的出身、经历、思想和作品风格都有很大不同，成就也不能齐足比肩，但后代的诗人却常把他们并称“陶谢”，比如杜甫的“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王安石的“未怕元刘妨独步，每思陶谢与同游”(《示俞秀老》)、陆游的“陶谢文章造化侔，篇成能使鬼神愁”(《读陶诗》)。这种情形说明了陶、谢在不同之中又存在某种共同。主要的一点，应当是在晋、宋间“诗运转关”之中，有着两位诗人的共同努力。这一“转关”在内容上的标志是五言诗挣脱玄理的束缚而走向田园山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在形式上的标志是由平典枯槁到声色大开，“芰荷迭映蔚”、“空水芒澄鲜”。这里借用陶、谢的诗句，不过是把问题描述得形象一点，并不意味着他们各得一偏。正好相反，无论在“转关”的内容或形式上，两位诗人的贡献都是不可磨灭的。
历来的研究者，于陶渊明都无闲言，但对谢灵运则毁誉不一，其所毁所誉，又颇有不尽妥当之处。本文仅试图对有关谢灵运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看法，以期作为引玉之砖。
一、晋、宋易代之际的谢氏家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与政治的关系远较隋唐以后为密切。高门世族垄断经济、政治，也垄断文化，政治形势的动荡总会牵连到文人。鲁迅所说《文选》中的作家有一半不得好死，从嵇康、陆机、潘岳一直到谢灵运、鲍照、王融、谢朓，莫不是因为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权势而招致了杀身之祸。特别在谢灵运身上，这种文学和政治的纠葛表现得尤其突出而自觉。因此，弄清谢氏家族在东晋后期政治生活中的比重和作用，对研究谢灵运的思想和作品来说，并非庸俗的社会学方法或者肤泛的题外文章。
东晋的高门素推王谢，然而陈郡谢氏的得以跻于甲族而且居于冠冕，却大大晚于琅琊王氏而要到谢安执政以后。《世说新语·简傲》记载过一段很生动的故事：
谢公(安)尝与谢万共出西，过吴郡。阿万欲相与共萃王恬许。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耳！”万犹苦要，太傅坚不回，万乃独往。坐少时，王便入门内，谢殊省欣色，以为厚待己。良久，乃沐头散发而出，亦不坐，仍据胡床，在中庭晒头，神气傲迈，了无相酬对意。谢于是乃还。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日：“阿螭(恬小字螭虎)不足耳！”
谢万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除了清谈和写文章，于世事茫无所知。王恬是王导的次子，其所以不礼谢万，自然不是由于谢万的人品不足取，而是认为两家的门第不能相埒，近似于王僧达的慢待路琼之，张敷的轻视秋当。谢安明白这一点，所以不去讨这个没趣。同篇又记“谢万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是阮思旷在坐，日：‘新出门户，笃而无礼。”’《宋书·苟伯子传》记“伯子常自矜荫籍之美，谓(王)弘日：‘天下膏粱，惟使君与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数也。”’谢万当众“索便器”，不仅是当时的所谓通脱，而且也在显示高门的骄矜，阮裕的讥评，正是颇为刻薄的针锋相对。笃，意即老实过了头而不通世务，言下之意就是有点小家子气，缺乏教养。荀伯子是谢晦的姐丈，他引王弘为同类而看不起谢晦。阮、荀两家均为老牌的大姓，谢氏虽然一门显贵，但在他们的心目中，多少还有暴发户的味道，所以在嫉妒之外又高自标榜而不屑与之同列。
然而谢氏虽然后起，上升的趋势却方兴未艾。晋孝武帝宁康元年，桓温病死，谢安继而当国，成为王导、庾氏兄弟以后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谢安的治国方针主要有两条：在政治上“镇之以和静”，即保护世家大族的既得利益，竭力调和这个阶层内部的各种矛盾；在军事上，建立一支由中央政权直接控制的部队，即北府兵。
北府即京口(今江苏镇江)，聚居着当时南徐州、南兖州的侨户，“人多劲悍”。桓温生前，就说过“京口酒可饮，兵可用”的话(《晋书·郗超传》)，有意招募士卒，编为军队，但没有成为现实。太元二年(377)，谢安的侄子谢玄奉命组建新军，加以训练，号为北府兵。北府兵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太元八年淝水一战，以寡敌众，击退了苻秦的百万大军，使南北对峙的局面得以相对稳定。
东晋的军事重镇是荆州，其力量足以扼制扬州，也就是建康一带的长江下游。大军阀王敦、陶侃、庾亮、桓温父子，都是以荆州为根据进而控制中央甚或公然叛逆。世家大族希望维护司马氏的中央政权——门阀联合政权，而军阀则意在削弱或取代司马氏政权。这种门阀与军阀的矛盾是东晋南渡以来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主要形式。北府兵的成立使门阀的力量得以加强，但是它自身发展的结果又出现新的军阀，后期的主要将领刘裕就是凭借这支武装成为宋武帝，而且在夺权斗争中十分沉重地打击了谢氏家族。
桓玄起兵叛晋，收买了北府兵的将领刘牢之，攻人建康。当时地位不高的刘裕联络一部分北府军的将领又推翻了桓玄。到晋安帝义熙以后，刘裕的力量日益壮大，渐成代晋之势。面对这一严重的政治局面，门阀内部出现了拥护刘裕和反对刘裕的两派力量。大体上说，王氏家族拥护刘裕，谢氏家族不像王氏那么一致，谢晦、谢景仁、谢该依附刘裕，谢混、谢纯、谢灵运则反对刘裕。
谢灵运的族叔谢混，是谢氏家庭中的一位代表人物，晋孝武帝的女婿，史称“风华为江左第一”(《南史·谢晦传》)，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称其“仍世宰相，一门两封”(卷三十五《谢弘微传》条)，曾对谢灵运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当刘裕的羽翼渐丰，谢混一度人过刘裕幕府，虚与委蛇，实际上却支持刘裕的对立面、北府军的另一位将领刘毅，期望在二刘之间争夺的夹缝中延续司马氏政权，保护家庭的利益不受损害。比之于刘裕，刘毅的某些特点也确乎容易受到高门世族的赏识。刘毅和刘裕一样，颇有赌徒的性格，桓玄说他“家无儋石之储，摴蒲一掷百万”，然而“爱才好士”(《晋书·殷仲文传》)，“缙绅白面之士辐凑而归”(《南史·胡藩传》)。谢混企图利用刘毅，其用意是十分明白的。他们之间相互勾结的情况，史略不详，但从义熙四年刘毅推荐谢混任扬州刺史以此排斥刘裕入朝辅政一事来看，其间交通策划，显然极为密切，所以后来刘毅兵败，刘裕以晋安帝的名义发布诏书，历数刘毅的罪状，其中就有一段：尚书左仆射谢混凭藉世资，超蒙殊遇，而轻佻躁脱，职为乱阶，扇动内外，连谋万里，是而可忍，孰不可怀！(《晋书·刘毅传》)所谓“扇动内外”，和后来谢灵运因为“构扇异同”而出为永嘉太守，都还不能算是凭空捏造的罪名，不过时势不同，叔侄之间所能起到的作用也不能相提并论。
谢混是谢氏家族中极有影响的人物，在政界和文坛上都负有重望。有理由认为，谢灵运参加刘毅幕府而且追随不渝，应当是出于谢混的安排。然而谢氏家族中也有不少人反对谢混的政治态度。谢灵运的从弟谢晦就是刘裕集团的核心人物，谢混的从兄谢澹以“方外士”的眼光，也看出了谢混的做法潜伏着危机，《南史·谢晦传附谢澹传》载：初，澹从弟混与刘毅昵，澹常以为忧，每谓弟璞、从子瞻日：“益寿此性，终当破家。”混寻见诛，朝廷以澹先言，故不及祸。谢氏家庭内部对二刘之间的不一致，反映了家族内部对政治力量的不同估计和对王朝鼎革的不同态度。自然，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家族之中，成员之间的不一致并不足怪，然而相对于王氏家族的基本一致来说，这种微妙的差别是值得玩味的。
魏晋以来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门阀专政的社会，寒门素族要进入统治集团，行伍军功是惟一的途径。这条途径艰苦而又危险，为习于逸乐的世族子弟所不屑一顾。由行伍而重将帅甚至帝王，这就在门阀之外另树了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终东晋、南朝之世，多次重大的政治动荡都是由于门阀和军阀之间的矛盾激化而形成的。正是由此，政治家谢安意识到武装力量对中央政权和本家族的重要，才让谢玄组建了北府兵。谢安的时代谢氏一门赫奕，谢奕、谢万、谢琰、谢玄、谢石，都曾先后手握重兵。《晋书·谢安传论》说：“建元之后，时政多虞，巨猾陆梁，权臣横恣。其有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负康资之以端拱，凿井赖之以晏安者，其惟谢氏乎！”相形之下，王氏就显得逊色，所以谢混、谢灵运对司马氏政权的态度要比王氏积极。反之，东晋后期，谢氏的军权虽然已被北府军的将帅所取代，但影响并不能低估。刘裕代晋自立，谢氏的重要人物能不能拥护捧场，其间关系举足轻重。所以，刘裕父子对谢门子弟的基本方针是优容争取，这一手行之无效，就继之以另一手即置之死地。在下面讨论谢灵运政治态度的时候，我们将进一步看到这种方针的具体运用。
二、“倔强新朝”
谢灵运的一生始终和政治风浪纠缠在一起，而且这种纠缠不是被迫卷入而是自动投入。他在政治上发轫之始，就站到了刘裕的对立面，这一错误的选择是谢灵运后半生悲剧命运的重要契机。
《宋书》本传记：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从叔混特爱知之。袭封康乐公，食邑二千户。以国公例除员外散骑侍邓，不就。为琅玡王大司马行参军。抚军将军刘毅镇始孰，以为记室参军。毅镇江陵，又以为卫军从事中郎。散骑侍郎品级不高，却属于清贵之官，所谓黄、散之职，“须人门兼美”(《陈书·蔡凝传》)，不是甲族子弟，极难染指。谢灵运辞散骑侍郎不就，却愿意就任刘毅的幕僚，原因当不外乎两条。其一，本传这一段记载未书年月，但大体上可以推定。谢灵运袭爵在元兴元年，当时桓玄兴兵叛晋，人建康，辞官不就，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其二，当时高门子弟多入武人幕府，这反映了门阀和军阀的矛盾中互相依赖的一面。记室参军类似于今天的秘书，有机会经常对主帅施加影响。谢灵运是谢混最赏识的侄子，在支持刘毅问题上叔侄之间的一致，也很可能并非出于偶然。刘毅、谢混失败被杀，对谢氏家庭，特别谢灵运本人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使他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形格势禁，他最终只能跻身于刘氏朝臣的行列里，然而他又对刘裕父子采取不合作甚至抵制的态度，最终招致了杀身之祸。刘裕起自下层，有很深的政治经验和人生阅历，十分理解和门阀世族之间的关系处理是否妥当，将有关于事业的成败。他在诛杀谢混、稳定了政治形势以后，立即转过来对谢家表示优容宽大，不但没有株连一人，而且改授谢灵运为太尉参军；宋文帝即位，杀了有拥戴之功的徐羡之、傅亮和智囊谢晦，又立即征召被徐、傅排挤的谢灵运入都，授为秘书监。刘裕父子这种一打一拉的策略不仅是一种姿态，目标也不仅止于谢灵运个人而是牵涉到整个谢氏家族。
按常理而论，新王朝的统治者对在政治上反对过他们的人如此优容，谢灵运即使不能感激涕零，肝脑涂地，至少也应该和光韬晦，维持表面上的融洽。但是谢灵运没有做到，或者说根本不肯这样做，原因又是什么呢?
历来的一种解释是谢灵运忠于晋室，所以和刘宋王朝格格不入。这是迂腐的见解，硬把南宋以后的忠君观念套到南朝人身上。当时人就不是那么看的。《南齐书·褚渊传论》：
自金、张世族，袁、杨鼎贵，委质服义，皆由汉氏，膏腴见重，事起于斯。魏氏君临，年祚短促，服褐前代，宦成后朝。晋氏登庸，与之从事，名虽魏臣，实为晋有，故主位虽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禄之盛，习为旧准，羽仪所隆，人怀羡慕，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贵宠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
《颜氏家训·文章》：不屈二姓，夷、齐之节也；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自春秋以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衡诸事实，萧子显、颜之推的议论都是深知内情的个中人语。魏晋南北朝的封建社会形态不同于隋唐以后，门阀统治是政权的基础和支柱，王朝更替迭代，而门第依然如故，人们的经济、政治利益和社会声誉更多地来自家族而非来自朝廷。同时，魏晋以来儒学统治受到冲击，也使忠君这一伦理观念不仅变得淡漠，而且发生动摇。在魏晋之际，君父先后成为辨析名教的一个论题，到晋代，孝的分量就超过了忠，而所谓君父、忠孝，当然就是王朝和家庭的代指。高门世族对改朝换代，往往只以家族甚至家庭的利益为依据来考虑自己的立场。上面所说王、谢两家对刘裕代晋所持态度的差别，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宋书·徐广传》载：初，桓玄篡位，安帝出宫，广陪列哀恸，哀动左右。及高祖受禅，恭帝逊位，广又哀感，涕泗交流。谢晦见之，谓之日：“徐公将无小过?”广收泪答日：“身与君不同。君佐命兴王，逢千载嘉运；身世荷晋德，实眷恋故主。”追念旧朝而唏嘘哀恸，在上层集团中已经很不习惯了，否则谢晦就不会有这样的质问；徐广的回答，辞令堂皇而委婉，但细一推究，他用来作解释的并不是“忠君”的大原则，而是他和谢晦有利害的不同。再后，到萧衍代齐，颜见远不食而死。萧衍听到，诧异说：“我自应天从人，何预天下士大夫事，而颜见远乃至于此也?”(《梁书·文学·颜协传》)这就说得更露骨，改朝换代，士大夫仍然是士大夫，用不着搭上性命来维护什么道德教条。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和伦理观念之中，认为谢灵运忠于晋室、对抗刘氏，因而最终被杀，显然是悖于情理的，而以谢灵运的行动和作品来作论据，也完全得不出这样的结论。比较合理的评论是张溥的话：夫谢氏在晋，世居公爵，凌忽一代，无其等匹。何如下伍徒步，乃作天子，客儿比肩等夷，低头执版，形迹外就，中情实乖。……盖酷祸造于虚声，怨毒生于异代，以衣冠世族，公侯才子，欲倔强新朝，送龄丘壑，势诚难之。(《谢康乐集》题辞)张溥看到了谢灵运以门第自高，看不起新朝天子，这就接触到了事情的实质。谢灵运的门第观念是强烈的，试看这种口气：“于穆冠族，肇自有姜。峻极诞灵，伊源降祥。贻厥不已，历代流光”(《赠从弟弘元时为中军功曹住京》)，“太元中，王父龛定淮南，负荷世业，尊主隆人”(《述祖德》诗序)，就可以知道张溥言之有据。然而问题又接踵而来，同样是高门冠冕，王氏家族的一些知名人士又何以能“低头执版”而毫无扦格呢?除了王、谢两家在东晋中叶以后权势的部分转移以外，还有一条理由不容忽视。
东晋的高门华胄意识到了军队的重要，已如上述，但充其量不过是勾结利用，在内心则对武人极端鄙视：(王)坦之为桓温长史，温欲为子求婚于坦之。及还家省父，而述爱坦之，虽长大，犹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温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意痴邪！讵可畏温面而以女妻兵也?”(《晋书·王述传》)(谢奕)与桓温善。温辟为安西司马，犹推布衣好。在温座，岸帻笑咏，无异常日。桓温曰：“我方外狂司马。”奕每饮酒，无复朝廷礼。尝逼温饮，温走入南康主门避之。主曰：“君若无狂司马，我何由得相见！”奕遂携酒就听事，引温一兵帅共饮，日：“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温不之责。谢万北征，常以啸咏自高，未尝抚慰众士。谢公甚器爱万，而审其必败，乃俱行，从容谓万日：“汝为元帅，宜数唤众将宴会，以说众心。”万从之，因召集众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座云：“诸君皆是劲卒。”曾祖父谢奕，对“夙标令誉”、“勋绩冠时”的桓温，尚且视之如无物，谢灵运面对祖父谢玄亲手创建的北府兵中的“劲卒”、“老兵”，又将作何感想?门下的家兵卫士居然要做皇帝，自己行将俯首称臣，这种心理上的损伤较之其他高门甚至本家族其他支派的成员，无疑都要难于承受。义熙十二年，他奉使到彭城，对刘裕北伐姚泓表示慰问，并作有《撰征赋》。按照赋题，应当是一篇对刘裕歌功颂德的文章，但偏偏只有很少一部分写到刘裕的功业，比之为周公，内容的绝大部分是在怀古，赞美羊祜、谢安，感叹项羽、韩信，斥责吕布、王敦，如果说这种奇特的文不对题没有言外之意，那是不可理解的。
自然，谢灵运对刘宋王朝的不合作乃至抵制，出于顽强的门阀意识而不肯向“老兵”屈心降志是复杂的精神状态中最深层次。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刘裕和刘义隆并不可能真正信任这个反对过他们的门阀世族中的名士文豪，在表面的优礼下掩藏着深刻疑忌。瞧不起和不信任汇成了谢灵运悲剧命运的矛盾焦点。矛盾的发展一度有所缓和，那就是和庐陵王义真情款异常的一段短时间。到徐羡之和傅亮的阴谋得遂，谢灵运外放永嘉，义真被杀，这一矛盾乃迅速激化，把谢灵运推上了不容转身的绝路。
需要解释的是被指为叛逆证据的四句诗和那一首临终诗：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址，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龚胜无遗生，李业有穷尽。嵇叟理既迫，霍子命亦殒。凄凄凌霜叶，纲纲冲风茵。邂逅竟无时，修短非所愍。恨我君子志，不得岩上泯。送心正觉前，斯痛久已忍。惟愿乘来生，怨亲同心朕。
两首诗都见于《宋书》本传(后一首最后四名未录，据本集)，但前一首的可靠性却大可怀疑。第一，它和谢灵运的思想和政治态度不相符合，甚至和整个南朝时代的思想潮流不相符合，理由已如上述。以秦比刘宋，拟于不伦，先不必说，“忠义”云云，更和他的热衷如风马牛。谢灵运在作品中几次提到鲁仲连，“仲连却秦军，临组乍不缫”(《述祖德》)，“鲁连轻齐组”(《游赤石进帆海》)，“鲁连谢千金”(《入东道路诗》)，都是就“功成不居”这一角度着眼的，和鲁仲连声称秦国如果一统天下就要“蹈东海而死”这层意思毫不相干，这首诗忽然从鲁仲连的“忠义”生发，也令人感到突兀。第二，想把谋叛的罪名加于谢灵运，前后共三次，即前此的孟顗诬告、后屯的广州弃市和这一次在临川内史任上的被收。所谓谋叛，历来就没有人相信。本传载谢灵运在临川游放，“不异永嘉，为有司所纠。司徒遣随州从事郑望生收灵运，灵运执录望生，兴兵叛逸，遂有逆志，为诗曰”云云，在感到自己被推上绝路，惊惶愤慨而丧失理智，采取螳臂挡车的措施抓了郑望生，这是可能的：但要兴兵叛逆，赋诗言志，则毫无现实的可能。12这首风格浅露的诗，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当事者制造的伪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范蔚宗以谋反诛》认为关于范哗谋反之说，是由于“平日恃才傲物，憎疾者多，共相倾陷，《宋书》全据当日锻炼之词书之”，关于谢灵运谋反的记载，也不妨作如是观。第三，这首诗流传很广，在谢灵运死后一百年，北魏孝静帝不堪高澄的欺凌，曾经咏过这首诗(见《魏书·孝静纪》)。这也未必不是当时为了坐实谋逆罪、平息舆论而故意扩大的影响。
退一步说，即使上面的推测不能成立，四句诗确实出于谢灵运之手，也并不能就此证明他的反对新朝是由于眷恋故国。因为如果“耻事二姓”，就无法解释他和庐陵王义真的那一段关系，也无法解释他在入宋以后用世的热衷。后一首《临终诗》一开头所举出的龚胜、李业、嵇绍、霍原，都丧生于政治动乱之中。谢灵运的用意并不重在表彰“忠义”而在感伤身世，自然也就斥责了致龚胜等人于死地的王莽、公孙述、成都王颖和王浚这些“乱臣贼子”。以古喻今，谢灵运所真正悲哀和激愤的不在于新朝代替了前朝，而在于新朝对他的迫害。人之将死，其言也真，谢灵运的《临终诗》，和谢世基、谢晦被杀以前的连句一样，放在他们各自的生活和思想中，都是可以合拍的。所谓子房、鲁连，即使真是谢灵运的诗，充其量也不过是故作豪言壮语，为自己的一生找一点装饰而已。
三、狂傲和热衷
自负门第而瞧不起北府兵中的“老兵”，这是谢灵运不甘心于“低头执版”的主要原因。但如果我们的理解仅止于此，那就流于一般，而且也无法解释某些重要的事实。
狂傲和热衷是谢灵运性格中两个鲜明的特征。《南史》本传评论谢灵运说：“灵运才名，江左独振，而猖狂不已，自取覆亡。”史臣的所谓“猖狂”，和王勃《滕王阁序》“阮籍猖狂”的用法相同，意即桀骜不驯，肆意任性。吕思勉先生在《两晋南北朝史》中提出：“南北朝时，狂傲之甚者无过谢灵运与王僧达。”(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989页)这是在全面考察的基础上所作的结论。谢灵运本人确实也具有狂傲的资本，从小聪明颖悟，“少好学，博览群书”(《宋书》本传)，涉猎过“兵技医日、龟筴筮梦之法，风角冢宅，算数律历之书”(《山居赋》)，“文藻艳逸”(《晋书·谢安传》)，“辩博，辞义锋起”(《南史·王惠传》)，在晋宋两代的甲族子弟中，无人可以与之抗衡。《高僧传·慧运传》说他“负才傲俗，少所推崇”，甚至连殷仲文这样的前辈，他也用似扬实抑的口气加以讥嘲：“若殷仲文读书半袁豹，则文才不减班固。”(《晋书·殷仲文传》)
这样的性格，在政局稳定的时代，人们可以目为放达不羁；然而东晋王朝风雨飘摇，谢氏家族又是众所瞩目的对象，就极可能招致人亡家破的后果。谢混也许正是意识到了这潜在的危险，曾经批评过他“无检”、“诞通度”(《南史·谢弘微传》)。谢混的批评没有收到多少效果，所以又让谢瞻加以劝告。《宋书·谢瞻传》载：
灵运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谓瞻日：“非汝莫能。”乃与晦、曜、弘微等共游戏，使瞻与灵运共车。灵运登车，便商较人物，瞻谓之日：“秘书早亡，谈者亦互有同异。”灵运默然，言论自此衰止。
撇开时局的因素不管，狂傲如果仅仅在文学的领地里横行，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才气；要是跨进了政治的界线，那就极少有好结果了。事情就有那么不幸，偏偏谢灵运正是一位热衷于政治的文人。
南朝甲族“以二十而登仕”(《梁书·高祖纪》)，谢灵运具有在政治上腾达的各种条件，试比较王僧达“自负才地”，授尚书右仆射后，“一二年间便望宰相”(《南史·王弘传附王僧达传》)，当不难想见谢灵运的抱负。不过谢灵运的诗多作于元嘉以后。已经找不到类似的趾高气扬的语言。《南史·谢晦传》载：
灵运问晦潘、陆与贾充优劣。晦日：“安红谄于权门，士衡邀竞无已，并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闾勋名佐世，不得为并。”灵运曰：“安仁、士衡才为一时之冠，方之公闾。本自辽绝。”瞻敛客日：“若处贵而能遗权，斯则是非不得而生，倾危无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甚在此乎?”
一段对话，鲜明地表现了三个人的不同性格，谢灵运之所以肯定潘、陆，正因为他自己也是以才华作为邀竞的资本的：灵运为性褊急，多愆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自谓才能宜参机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庐陵王义真少好文籍，与灵运情款异常。(《宋书．本传》)义真聪明爱文义，而轻动无德业。与陈郡、谢灵运、琅玡颜延之、慧琳道人并周旋异常，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徐羡之等嫌义真与灵运、延之昵狎过甚，故使范晏从容戒之。义真曰：“灵运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鲜能以名节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赏，故与之游耳！”(《宋书·武三王传》)
义真貌美、聪明、能文，在刘裕的七个儿子中特受宠爱，颇类似于当年的曹植。刘裕有一度曾经因为长子义符不称心意而想改立义真，为谢晦所劝阻，事见《南史·宋宗室及诸王传上》。义真自此与谢晦和徐羡之、傅亮形成水火，谢灵运也随之而再一次卷进政治漩涡，并由此而最终灭顶。谢灵运之接近义真，当然也不止于义真喜爱文人，气味相投，而是看到了义真有继位的可能，用谢晦的话说，就是干进邀竞。义真所谓“灵运空疏”云云，不过是一句随口的敷衍，而“以灵运、延之为宰相”则是少不更事的真实表白。
门第观念，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和政治的利益所决定的。谢灵运瞧不起刘裕，但是当改朝换代已成定局，在毫不容情的现实面前，主观和客观都不允许他像陶渊明那样，不愿以心为形役，就回家种地。他只能对心理状态作自我调节，以适应新的现实。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虞承唐命，周袭商艰。江之永矣，皇心惟眷。”也许是言不由衷，不过毕竟是在颂圣了。当这种心理状态稍趋平衡，他就想在新朝取得由于改朝换代而来不及在旧朝所取得的东西：“宜参机要”，“应参时政”。刘裕和刘义隆仅仅把他当作文学侍从之臣，而且不止一次地把他罢官、外放，阶级意识的委屈、热衷的破灭，再加上根深蒂固的狂傲，就使谢灵运和刘宋王朝的矛盾一步一步激化，终于不可收拾。
对政治上的不信任和打击，谢灵运毫不退让，一贯不知收敛，在永嘉“肆意傲游，遍历诸县，动踰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刘义隆诛徐、傅、谢晦，召为秘书监，“多称疾不朝值”，“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再度罢归始宁，寻山涉水，从者数百人，惊动了地方官，以为“山贼”。不理政事，本来是高门的故态；寄情山水，借大自然的风光来冲淡抑郁，一般也意味着在现实面前退却逃遁。然而这些在谢灵运身上则更多地带有负隅顽抗的成分。汉朝的士大夫已经懂得韬晦，比如杨恽免官，孙会宗劝他“杜门惶惧，为可怜之意”(《汉书·杨恽传》)，杨恽不听，反而在复信中嬉笑怒骂，结果为此丧命。谢灵运当然记得这些殷鉴，但骄纵恣肆远远超过杨恽，可见其愤懑狂傲的难于自制。反映在白纸黑字的作品上，多数情况下要显得含蓄、收敛，然而内在的傲岸并未减杀。典型的诗篇是他的名作《登池上楼》：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宵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嵌。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故，无闷征在今。
以潜虬、飞鸿托物起兴。虬以深潜而自媚，鸿则奋飞而扬音，出处虽殊，都能各得其所。虬是古人心目中的神物，鸿则是一举千里、横绝四海的健翎。以这两种形象起兴而兼自比，怀抱不言可喻。当时出守永嘉，庐陵王义真尚在人世，这一时期的诗歌，基调是感伤年华易逝、怀才不遇，很少颓丧的成分。“初景革绪风”四句写眼前实景，大地春回，为谢灵运带来了欣欣的生意。二十年前，吴小如师见告，说俞平伯先生一次谈到李后主，以为真正惹起杀机的是“小楼昨夜又东风”而不在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这是极有启发性的见解。谢诗李词，不妨参观互读。以下又用《豳风·七月》和《楚辞·招隐士》的典故，按照传统的理解，前者是“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苦也”(《诗》毛传)，后者是“小山之徒，闵伤屈原”(《楚辞章句》)。提到周公和屈原，表面上似乎忧谗畏讥，实则是从字里行间透出了不安分。
庐陵王义真在政治上一度给谢灵运以腾达的憧憬，谢灵运对此终身不忘。永初三年，离京赴永嘉太守任，在两首诗里都叙述了当时心情：“生幸休明世，亲蒙英达顾”、“将穷山海迹，永绝赏心晤”(《之郡初发都》)，“解缆及潮流，怀旧不能发”(《邻里相送至方山》)，许多评注家都以为是指义真。所谓“赏心”，意指感情上的沟通、契合，《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的“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是一般的泛指，这里的赏心，则专指和义真、颜延之的关系。在到永嘉以后所写的山水诗中，又两次提到“含情尚劳爱，如何离赏心”(《晚出西射堂》)，“我志谁与亮，赏心惟良知”(《游南亭》)，也是专指义真。诗人谢灵运的精神世界是复杂的，狂傲中混杂着真挚，邀竞中又产生了对义真的理解，一再流露于诗中的感情，不仅是感恩知己而是兼有失意的同情和共鸣。他被宋文帝征召入京，宋文帝问他“自南行来，何所制作”，他回答说：“《过庐陵王墓下作》一首。”(《文选》卷三十二《过庐陵王墓下作》，李善注)这一极不得体的回答无异于当面挑衅，是强烈的感情爆发，也是鲜明的性格体现，同时又表明了谢灵运热衷于政治而缺乏政治家的起码素质，否则就不可能这样完全失去克制。
诗人和政治家是两回事，能够做到“二难并”的杰出人物在历史上并不多见。文学史家可以称赞李白忧国忧民的抱负和兼济天下的雄心，然而诗人李白真要当上宰相，十之八九会把事情弄糟，至少我相信如此。谢灵运和李白，在气质上颇有共同的地方，不过由于时代和其他条件的差异而表现不同而已。傲视一切而偏偏要投身政治，李白遭际明时，还落一个流夜郎的下场，谢灵运的结局，即便没有王弘、孟凯和其他什么人的落井下石，也早已洞若观火的了。
四、燥热的化解剂——玄言、佛理
谢灵运的世界观，带有鲜明的时代和阶级印记。
清谈玄理是两晋士族的一个重要标志。太元以后，谢氏家族以其政治上的地位而隐然在清谈界执麈尾，谢安、谢玄都是颇负盛名的清谈家。到谢灵运兄弟一辈，由于《世说新语》没有记载他们的谈锋，详细的情况已经很难了解，但是史籍中仍然可以见到一鳞半爪。《南史·徐羡之传》记羡之与傅亮、谢晦宴聚，“亮、晦才学辩博，羡之风度详整，时然后言”，《王惠传》记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风起，文史间发，惠时相酬应，言理清远，瞻等惭而退”，“素不与谢灵运相识，尝得交言，灵运辩博，辞义锋起，惠时然后言。时荀伯子在座，退而告人日：‘灵运固自萧散直上，王郎有如万顷陂焉。’”可见谢灵运也不时参与清谈，不过由于时代风气的转变，清谈的内容，于辨析名理之外又间以文史，这种转变，和诗歌中的“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也正相一致。
汤用彤先生曾把魏、晋玄学分为四派，即王弼、何晏之学，释氏所谓本无义；向秀、郭象之学，释氏所谓即色义；心无义；不真空义。谢灵运不以玄学名家，但在作品中，“三玄”的哲理和语言俯拾即是。从作品所反映的思想来看，他对玄学的理解，大致在王何、向郭两家的范围之内而并不拘执一端。
谢灵运熟精玄理，但从反映于作品中的具体情况来看，他于玄理并不囿于烦琐概念上的辨析而重在致用。魏晋玄学的四个派别，不论其本体论和社会观的差别如何，归根到底，都在经济上服务于自给自足的庄园制，政治上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思想上则是放浪形骸的兴奋剂和克制燥热的镇静剂。像谢灵运这样热衷仕进而又性格强烈的诗人，在人生道路上却屡经蹉跌，如果没有玄理的化解，其后果就是更早地不为刘裕父子所容，或是彻底地陷于精神上的崩溃。谢灵运在诗篇里装进那么多的玄理，正是缘情言志而不是无病呻吟。有的评论家对谢诗的“玄言尾巴”表示不满，其实从山水和玄言的关系以及谢灵运本人对玄言的需要来说，即使是“尾巴”，也是诗篇本身的天然肢体而非硬安上去的义肢，试比较谢诗和东晋其他玄言诗人的作品，问题不难清楚。至于对这些诗中的玄理在艺术上应该作什么评价，那是另一回事。
正是从这样的需要出发，谢诗中的玄理体现了诗人谢灵运人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侧面，从《老子》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十九章)出发，进入到“致虚极、守静笃”、“归根”、“复命”的境界(十六章)，回归于自然。他用“居常以守终，处顺故安排”(《登石门最高顶》)来自我譬解，用“矜名不足道，适己物可忽。请附任公言，终然谢天伐”(《游赤石进帆海》)来自我警惕，以期到达“未若当疏散，万事恒抱朴”(《过白岸亭》)的自我满足，王弼所谓“羡其朵颐而躁求，离其致养之至道，窥我宠禄而竞进，凶莫甚焉”(《易·颐》“观我朵颐”注)，郭象所谓“都忘内外，然后超然自得”(《庄子·齐物论》“吾丧我”注)，被和谐地结合在失意的精神世界之中。
这些玄理，也就是谢诗中一再出现的“理”的主要内容；而诗中的“情”，则是诗人的热衷与狂傲、抑郁与焦虑。谢诗里经常可以看到“理”与“情”的矛盾，并在多数情况下以“理”胜“情”，获得了暂时的解脱。在离建康出守永嘉时，谢灵运已经悟出“含情易为盈，寡欲罕所阙”的道理(《邻里相送至方山》)，不过情理的交战还是经常出现，永嘉辞官归始宁。“早闻夕飙急，晚见朝日暾。崖倾光难留，林深响易奔。感往虑有复，理来情无存”(《石门新营所住》)，前四句是写景的名句，用字的险仄可以见出心情的烦忧，却由于玄理之来而得扫荡以尽。同一时期的《石壁精舍还湖中作》和《从斤竹涧越岭溪行》，情调要轻快得多，“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是“物赊于己，故理为情先”(《答僧维问》)，“情用赏为美，事昧竟谁辨。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则是心与物契，情理一致了。在玄理中，谢灵运找到了欣喜，也化解了痛苦。不过一旦痛苦过甚，麻醉剂也会失去作用：“理感心情恸，定非识所将。”(《庐陵王墓下作》)理胜而情不胜，谢灵运没有能力对这种矛盾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安排徒空言，幽独赖鸣琴”(《晚出西射堂》)，“安排去化”的玄理不再能说服自己，乃不得不借助于其他的排遣手段。
谢灵运的思想体系比较庞杂，除玄理而外，还曾受过很深的佛学影响。东晋时期佛教的发展和佛理的侵入清谈，人所共知，无需赘述。谢灵运本人，少年时代曾信奉道教，很快又转而奉佛，先后和名僧慧琳、慧运、昙隆、慧严、慧观、慧睿等往来，《高僧传》中记载过不少片段事迹。谢灵运并没有专门阐述玄理的文章，但《广弘明集》中却录有他的佛学论文《辨宗论》、《佛影铭》和为慧远、昙隆写的两篇诔文。此外，他还曾和慧严、慧观共同润色过《大般涅槃经》昙无谶的译文。经过润色后的译文比原译远为流畅优美，世称南本，原译则称北本；又有《金刚般若经注》，已佚。
《佛影铭》和《慧远法师诔》都是晋亡以前的作品，文章写得很有文采，但于佛理并无发明。真正可以看成哲学论文的是《辨宗论》(包括答问)。
魏晋清谈中有一个命题，即圣人是否可至。汉代以来儒家的基本观点认为，圣人不能至，因此也不能学；佛教的基本观点则认为，圣人(佛)可以至，其途径是“祛练神明”(《世说新语．文学》)即不断地修炼。晋末名僧竺道生独标新义，认为臻至圣人的途径在于“顿悟”而无关乎修行积累。这些不同的主张有其不同的社会背景，这里不必具论。谢灵运的《辨宗论》在竺道生的论点基础上进一步作了发挥：
有新论道士，以为寂鉴微妙，不容阶级，积学无限，何为自绝。今去释氏之渐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极。
二教不同者，随方应物，所化地异也。大而校之，华民易于见理，难于受教，故闭其累学而开其一极，夷人易于受教，难于见理，故闭其顿了而开其渐悟。渐悟虽可至，昧顿了之实；一极虽知寄，绝累学之寄。
很明显，谢灵运企图折中儒佛，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统治中国封建社会的理论基础——儒学的强大和稳固。虽然受到“异端”的冲击而不被同化，相反还有同化“异端”的潜力，在此之前，应贞、向秀就标举“孔、老可齐”，“儒道为一”(《辨宗论》)，阮脩回答王衍“老庄与圣教”“将无同”(《世说新语·文学》)，也可以说明这一看法。谢灵运强调“顿了”，但并不完全否定“渐悟”，从这层意思上说，似乎又是在调和顿渐，归根结蒂，就是钱锺书先生所指出的：“悟必须‘慧业’，故‘成佛’甚速，若夫不由慧生悟而只修行持戒，则能免于地狱诸苦恼而未遽得正果也。”“‘华民’恰与‘上根人’相当，而‘中根以下’者乃‘夷人’也。”(《管锥编》第四册，第1292—1294页)
这自然又是在为“第一流”人物作论证，22舍甲族子弟和天才文学家如谢灵运而外，还有什么人有资格具有“慧业”呢?《南史》本传：
(会稽)太守孟凯事佛精恳，而为灵运所轻，尝谓凯曰：“得道应须慧业，丈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凯深恨此言。又与王弘之诸人出千秋亭饮酒，倮身大呼，凯深不堪，遣信相闻，灵运大怒曰：“身自大呼，何关痴人事！”
孟氏在当时不能列入甲族。顗兄昶，义熙间曾为尚书左仆射，卢循攻京畿，忧惧而死。孟昶是刘裕起兵反对桓玄的赞助者，孟顗大约也凭借这一层关系而为刘裕父子信用，23谢灵运鄙视孟顗，认为像这样的人不配具备慧业，也是很自然的事。
佛理之于谢灵运，不仅是玄言中的一种新鲜义理，也不仅是用来论证自己的高贵，更多的用处也像玄言一样，可以溶解愤懑，冲淡燥热。所以在《山居赋》中，佛理玄言混杂间出，既有“抚鸥□而悦豫，杜机心于林池”的解脱，也有“钦鹿野之华苑，羡灵鹫之名山”的向往。“观三世以其梦，抚六度以取道。乘恬知以寂泊，含和理之窈窕”，更是玄佛一体。三世，佛家谓过去、现在、未来；六度，即忍辱、精进等六波罗密；恬知和理，则又来自《庄子·缮性》“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神游于空无清静之中，心寄于浊世浮生之外，谢灵运乃得以从容自适。《过瞿溪山饭僧》、《石壁立招提精舍》、《净土咏》等诗篇，同样体现了这种作用。他的绝笔《临终诗》，“惟愿乘来生，怨亲同心朕”，平生的恩怨统统消溶在“我佛慈悲，怨亲平等”之中，从而获得了心灵上的最后一次解脱。
中国的封建社会中，从来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可以彻底排斥取代儒家学说，在玄学最盛行的魏晋时代亦复如是。过于强调玄言佛理与儒家学说的对立而忽视它们之间的渗透，是一种偏颇的看法。政治、法律、道德、伦理、文学艺术的观念和实践之中，儒学的王统地位并没有在根本上动摇，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馆，儒学仍然居于首列。从谢灵运本人来说，情况也不例外。表现于作品中的热衷用世之情，处处都以儒家的学说作为理论上的依傍。反之，“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穷则独善其身”这些原则，也可以当作精神避风港。这个问题比较清楚，无须再多作论述。
近几十年来，对谢灵运的研究比较落寞，原因或许是对作品的思想内容不大好作恰当的评价。本文探讨了谢灵运的政治态度、门第观念、性格的特征以及玄言佛理对他的世界观发生的影响，还来不及对谢灵运的诗歌作正面的分析，仅仅是期望通过这些探讨，为研究谢诗提供一些知人论世的参考意见。不当之处，敬待指正。
注释：
1陶诗“似澹而实美”的韵味和“声色大开”似乎不相干，但是陶渊明的水墨田园和谢灵运多色调的工笔山水，在使诗歌由说教回到形象上，可以说起了殊途同归的作用。
2见《南史·王僧达传》、《宋书·张邵传附张敷传》。
3今吴语中尚有这层意思，“笃”字读“浊”音。
4《谢晦传》叙刘裕于彭城大会，命纸笔赋诗。谢晦恐怕刘裕出丑，于是代作。紧接着说“时谢混风华为江左第一，尝与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日：‘一时顿有两至人耳。”’但谢混在义熙八年就被‘赐死”’，彭城之会在义熙十四年。史家多称《南史》文约事详，不过这一段记载却简约得在时间上过于含混。《晋书·谢混传》和《宋书·谢晦传》则不记此事。
5参看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十二《江左世族无功臣》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