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般认为，道家思想对科学技术起促进作用，本文提出不同见解，认为它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起了制约作用。本文从道家的社会历史观、人生观、认识论等方面分析了其对科学技术的阻碍，道家思想又影响儒家思想，从而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起束缚作用。
关键词：道家思想；老子；庄子；科学技术；制约
法国前总理克理孟梭有句名言：“战争太重要了，不能单由军人来决定。”美国著名科普作家阿西莫比由此引出另一句名言：“科学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学家来操劳。”诚哉斯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与行为，它深深地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道家思想就是影响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道家思想对科学技术的促进作用
道家学派，始创于老子，大成于庄子，其他重要的思想家有杨朱、列子等，老子和庄子是道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合称“老庄”。本文所述道家思想主要出自于老庄学说。道家思想，其体系完备，既有完整的自然观、宇宙观（如“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又有认识论（“涤除玄览”、“致虚极，守静笃”等），人生观（“无为而无不为”、“贵柔”、“守雌”等），不象儒家、法家等偏重于政治伦理、社会规范，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多认为，道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主干。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说：“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象大树没有根一样。”[1]对于道家与科学的关系，李约瑟说：“道家……发展了科学态度的许多最主要的特点，因而对中国科学史是有头等重要性的。此外，道家又根据他们的原理而行动，由此之故，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和药物学都起源于道家。他们同希腊的前苏格拉底的和伊壁鸠鲁派的科学家有相似之处……道家深刻地意识到变化和转化的普遍性，这是他们最深刻的科学洞见之一。”[2]道家为追求长生不老、羽化登仙，在炼丹的过程中观察到各种物质在特定条件下的物理和化学反应，也能按照固定的操作程序制造某种具有特定形式和结构的物质，是为近代化学的先导。正如恩格斯所言：“化学以炼金术的原始形式出现了。”[3]韦尔奇•霍姆斯也说：“道教运动有时被称作西方科学在中国的相应之物……在很大程度上，道士们实践了经验科学。他们不愿在逻辑推理法或者实验法之间做前提性的选择，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走上了实验的道路。是他们，对染料、合金、瓷器、药物、指南针和火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假如中国的这些最好的思想没有为儒家正统所排挤，他们会发展的更多。”[4]正是这样的意义上，李约瑟指出：“道家思想乃是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根本。”[5]
二、道家思想对科学技术的束缚作用
如果说道家思想对科学技术有促进作用的话，那也只不过是它的副产品罢了，无意插柳而柳成荫。究其本原而言，道家思想对科技发展具有明显的制约作用。其一，“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严重抑制了社会对科技进步的需求。老庄所生活的春秋战国时代，社会极为混乱。“礼坏乐崩，瓦缶雷鸣”，“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老庄对严酷的社会状况痛心疾首，然又无可奈何。因此，只有开历史的倒车，幻想回到“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老子对其理想社会的描述是：“小邦，寡民，使仟佰之器勿用，使民重死而远徙。有舟车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用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邦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6]在这样的社会里，生产效率高的“什佰人之器”弃而不用，人民结绳计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根本不可能产生对科技进步的需要。庄子则比老子更消极，他所向往的是“神农之世，……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7]比老子那个“带着时代的创伤，逃向原始的乐园”的“小国寡民”社会更为古远，更为原始。恩格斯提出：“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愈来愈是对自然界认识进展的主要动力。”[8]“社会上一旦有技术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的大高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9]一个社会只有形成了对技术的强烈需求，才能为技术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否则就会出现技术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同时，技术的发展只有较好地适应了社会的需求，才能获得不竭的社会动力。科学社会学的开山之祖罗伯特•墨顿在其著作《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书中，就通过对详尽的资料进行分析，指出在十七世纪英国正处于世界科技中心的地位之时，其科学研究的“30~60%，受到实际需要的影响”，[10]海上运输与航海、采矿与冶金、纺织工业、军事技术等都与英国当时的社会需要密切相关。既然科学技术进行的主要动力是社会需要，在“小国寡民”甚至是“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社会状况下，科学技术能有多大的进步，就只能是天知道了。其二，消极无为的思想状态，泯灭了科技进步的主观努力。王国维曾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独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最后才能到达“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最高境界。亚里斯多德在其《形而上学》一书开篇也说，哲学和科学的诞生有三个条件，第一是对大自然的好奇心与求知欲，这是研究大自然的目的和动机；第二是“闲暇”，不为生活问题操心才有精力从事科学研究；第三是“自由”，不为其他目的和利益干扰，自由地做学问，自由地发展观点。科技进步是通过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完成的。认识活动的进行中，主体的兴趣、爱好、情感等主观因素往往起着理性因素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是关键的作用。德谟克利特宣称：“给我一个因果关系的解释，我宁愿放弃波斯王位。”这句话充分表达了希腊人对知识的热爱。正是由于希腊人对知识的热爱，才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科学高峰，奠定了流传至今的科学精神。但在老庄那里，知识、技术等都是洪水猛兽，都是要毁灭人生的异己力量。《庄子•天运》中的一则故事，清楚地表明了道家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子贡过汉阴，见一老人抱瓮汲井灌园，事倍功半，大为不解，于是就问老人为何不用“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溢汤”的机械。很明显，用此机械事半功倍，劳动效率可大大提高。结果子贡遭到老人的一番训斥：“……有机械者必存机事，有机事者心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明知机械事半功倍，有利于人，不仅弃而不用，反而深以为耻。明知科技的威力，老庄为什么还要大加指责呢？那就是他们看到了科技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科技进步可能引起人们心机、心智的变化，从而引起人的思想道德的堕落，从而带来社会动乱、社会纷争。诚如马克思所言：“在我们这个时代，每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为有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智慧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可能指明是技术）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之间的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和无庸争辩的事实。”马克思还批评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种种错误论调，如反科学技术论，他说：“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向希望抛开现代技术……”[11]马克思的这段话似乎是对老庄等人的写照。老庄等人极力否定科技进步，主张让老百姓愚昧无知，没有欲望，过那种原始简朴的日子。老子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12]那怎么办呢？老子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突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也。”[13]一言蔽之，就是要让老百姓成为“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顺民、愚民。和老子的“愚民政策”不一样，庄子更多地追求人自身的精神自由，安身活命，以尽天年，而不屑于认识世界，追求知识，他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14]他清楚地知道个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知识是无限的。但为了保全性命，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无穷的这一点，他就顾不上了，只是想着如何泯灭人们的各种主观愿望，在思想上放松自己，麻醉自己。他说，人“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进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平？终身役役而不见成功，…可不哀耶？”[15]为了避免这些人生的悲哀，庄子采取了主观的精神胜利法，希望实现精神上的绝对自由，达到了无牵挂、死生无惧的“真人”状态。庄子的这些观点，用荀子的话来说就是“蔽于天而不知人”，完全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取消了，支撑科技进步的精神支柱也就轰然倒下了。其三，片面强调直觉，否定理性思维，杜绝了科技进步必由之路。在认识的过程中，理性思维等理性因素与直觉、灵感等非理性因素相素依赖，理性因素保证认识的正确性，直觉、想象等保障思维的创新性，二者缺一不可。爱因斯坦曾说过，物理给我知识，艺术给我想象力。知识是有限的，而艺术开拓的想象力是无限的。他甚至讲，科技研究中真正可贵的因素是直觉。但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从中引申出理性因素无足轻重的结论。事实上，爱因斯坦非常注重理性因素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他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所发明的（欧几里德几何中的）形式逻辑体系和（文艺复兴时期）对通过系统的实验找出因果关系的这种可能性的发现。”[16]无论是逻辑体系还是科学实验，都是典型的理性思维方法：用数学来进行判断、推进和分析，并通过实验论证。即使是在与西方科学传统截然不同的中医研究中，也有“望、闻、问、切”等诊疗手段和经络、阴阳等中医理论。由此可见，在科学研究中是有许多共性的，但老庄对这些共性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反而将其称之为悟道的障碍。在老子那里，“道”是可以认识的，“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但是“道”不能通过正常的学习方法来认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其出弥远，其知弥少”，[17]对外部世界接触了解越多，对“道”的认识就越少。老子彻底否定、排斥感性经验和感性材料的可靠性与客观性。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结论呢？老子认为：“五色使人盲目…五味使人口爽，五音使人耳聋。”[18]外部环境的刺激使人的感官都失灵了，于是老子主张“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杜绝人的感官的作用。同时，老子认为，语言也不能起到显示事物的特征的作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语言已成为认识事物的障碍了，怎么办呢？于是老子主张用心灵、思想去直接体验、体会“道”，“致虚极，守静笃”，“涤除玄览”。庄子也认为，要认识“道”，须用“坐忘”的方法，也就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19]同样也是用直觉去认识“道”。摒弃了感性活动，否定了理性思维，人对世界的认识也就只能停留在一片臆测与迷茫之中，最终只能导致神秘主义，归于荒诞迷信。其四，相对主义的认识论，违背了求真务实的科方精神。竺可桢指出：“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改换，而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变的。”在短时间内，人们也许难以判断哪一种学说更科学，更接近于真理，但是，追求真理的总目标是肯定的。但庄子并不认同这一点，他对事物的性质、人们认识能力都提出了相对主义的观点，最后在真理标准上，他更是顺理成章地提出了“齐是非”的相对主义真理观，实际上是取消了真理标准。相对主义有其合理的方面。庄子看到了事物的差别，也看到了人的认识的局限性。在《齐物论》中，庄子指出，人睡在潮湿的地方会得腰痛病，难道泥鳅也是这样吗？人爬到高树上，就会心惊胆颤，猴子也这样吗？那么，人、泥鳅、猴子三者，究竟谁算知道合适的住处呢？对于这三者来说，确实不存在一个共同合适的生存的地方，但是庄子把这种差别绝对化了，从而提出了相对主义的结论。他说：“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事物的大小、有无都不是由客观事物本身性质所决定的，而是由认识者观察事物时的主观出发点决定的。列宁指出：“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就必然使自己不是陷入绝对的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诡辩，就是陷入主观主义。”[20]庄子最后也确实陷入了绝对的怀疑论，这集中表现在“庄周梦蝶”的故事中。庄子梦见自己变为一只蝴蝶，醒后就开始怀疑、思考，到底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呢？在庄子看来，认识主体与客体相互混淆，无法分辩，实际上是取消了认识的客体，也否定了主体。而科学研究就是主体认识客体、客体制约主体的过程。主客体不分，当然也取消了科技进步的可能性。
三、道家思想对其他学派的影响
道家思想并不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主流，但其文化影响却极为深远。道家系统地提出了宇宙本体论的问题和一整套的概念、范畴，并以理论思维的形式，构建了一个由宇宙到人生，从“天之道”到“人之道”的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其哲学范畴如“道、德、气、自然、有无、动静，体用”等几乎涉及了后来哲学派别的要探索的重大哲学问题。范文澜先生就称老子是站在中国哲学起点的“一位无与伦比的伟大思想家”。据《史记》记载，孔子曾问礼于老子，并称赞老子学问渊博，为“犹龙氏”。老子思想影响孔子是可以肯定的。老子主张“绝圣弃智，绝学无忧”的愚民政策，孔子也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愚弄百姓；老子主张“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孔子亦盛赞尧、舜、禹、汤、文、武等君主统治的时代，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说什么“甚矣吾衰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久矣”；老子主张“贵柔”、“守雌”，消极避世，孔子也感叹：“吾道不行，乘槎浮于海”，要“适彼乐土”；老子主张“使什佰人之器勿用”，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儒道两家的渊源远不止这些。理学大师朱熹受道家影响甚深，人称“朱子道”，心学大师王阳明的“灵明”概念来源于庄子的“灵台”……在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主张里，我们又何尝不能体会到庄子式的消极避世呢？大抵中国古代的文人，在政治上失意以后，不是信奉老庄，就是皈依空门。可以说，道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流。儒家在接受了道家思想之后，同时也继承了道家思想束缚科技的传统，将科技视为“奇技淫巧”。原本带有研究自然、外部世界的“格物致知”最后变成唯心主义的“格物乃格心”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学者们躲进书斋，两耳不闻窗外事，躲进小楼成一统。尽管生产实践推进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主要是技术）的进步，但终究要被倒退的历史观、相对主义的认识论、漠视理论等沉重的历史包袱给拖下来，最终远远地落在于西方列强的后面。到了清末，曾经领先世界千余年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只剩下中医在苦苦挣扎了。而中国也成为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了。老庄生活于乱世，心系黎民却无力拯救，想要精神自由却饱受饥馁之苦，确实是他们个人的不幸。但他们个人的不幸竟演化为我们民族的不财政经济期刊幸，这惨痛的教训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作者：王永 单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