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阿勒坦汗时期土默特草原的退化与防治
１．１土默特草原退化的出现土默特草原的首次退化，出现在明朝中后期阿勒坦汗进入土默川之后。当时，随着气候的不断转寒，土默特草原上的风雪灾害开始显著增加，屡次发生牲畜大批死亡的事件。同时，蒙古的敌国明朝对草原采取了极严厉的经济封锁政策，导致经济结构单一的土默特部盐、茶等多种物资奇缺，而长年大规模战争更造成草原人口严重减员，使畜牧业生产的维持日益艰难。为了解决面对的难题，阿勒坦汗决意牺牲部分草场以换取经济结构的调整。为此，他开始吸引汉人到土默特草原垦殖务农。３０多年间，阿勒坦汗掠夺与吸引明朝农业人口“岁以千万计”［２］，到其末年，土默特阴山南麓已经有数处地区“废毡包而建平房”，起造了苏木沁、察素齐、陶卜齐等八大板升（房屋），并为阿勒坦汗在哈鲁兀纳山南近黄河之地修建了“库库和屯”城［３］，明赐名“归化”，即今呼和浩特旧城。土默特部在归化城周边发展农业，使塞外“开云田丰州地万顷，连数出百万”［４］，后来明朝使臣出使蒙古时，所见到的已经是“夹路离离禾黍稠”［５］的情形。蒙古土默特部籍此渡过了最艰难的生产残破的时期。１．２阿勒坦汗防治草原退化的措施垦殖需要化草原为农田，会不可避免地造成草原的退化，于是阿勒坦汗实行了一系列的严厉措施来控制局面。其一，严禁汉人、蒙人于板升外开垦草原。尽管阿勒坦汗全力在板升内发展农业，但他对于在草原上随处乱垦的行为却是绝对禁止的，为此他不断派出游骑兵在草原上巡逻，将在草原深处开垦的民人一律抓回板升惩处。其二，农牧并举。在鼓励农垦的同时大力发展畜牧业，对于来草地的汉人给以牛马使能立即从事放牧，以此解决畜牧人口不足的问题。其三，颁布法典，使保护草原生态的习俗成为文化。他继承成吉思汗《大札撒》，颁布了《阿勒坦汗法典》。法典为保护草原生态制定了极为严厉的措施，例如，为保护草场、防止过度放牧，规定每个牧户必须按时在夏营盘与冬营盘之间倒场放牧，且在每个营盘须移营８～４０次不等，而且对移营距离也有规定；再如，法典规定严禁污染宝贵的水源，包括不许向水中投掷脏物、禁止向水中溺尿、春夏两季民人不可以白昼入水、不许在水中洗手等一系列规定［６］。考量阿勒坦汗的措施，可以清晰地看出，他采取的仍是草原本位的政策，相对于整个土默特部的草原畜牧业生产来说，农业只是必要的补充。因为有这种清醒的认识，土默特部较好地处理了这一时期尖锐的人地矛盾。在没有对草原生态造成根本性破坏的同时调整了生产结构，应该说这种处理草原退化的措施是比较成功的，是符合自然经济规律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种文明进步的表现。
２清前期土默特草原的严重退化与防治
２．１清朝前期土默特草原的严重退化土默特草原第二次大的退化发生在清朝前期。这次退化也主要是人为造成的。清康熙时，为应对与葛尔丹的战争，清政府将土默特草原作为征伐葛尔丹的前沿阵地与粮食征集存储地，由此组织了大规模的“官垦”。“官垦”首先使用“征用”、“效纳”、“奏请”和划拨等手段从蒙古领主与牧户手中占有土地，而后由政府组织招徕口内农民入边开垦，政府按亩征收地租。“官垦”数目巨大，如康熙年间，即先后在清水河境内及归化城东分别“效纳”公主汤沐地４８０顷；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年），清政府几乎一次开垦土默特两翼牧场４万顷。乾隆二年，政府又开垦大量官地２１０００余顷［７］。清朝前期的开垦政策造成了土默特草原的严重退化，草场面积大量减少。至乾隆中叶，土默特大青山以南已无大片草场，蒙汉牧民饲养大畜的数量也已大为减少。２．２清政府防治草原退化的措施虽然清政府是这一时期土默特草原退化的主要责任者，但其随后的禁垦措施对保护草原也起到了良好效果。顺治二年（１６５５年），清政府颁布禁垦法令，规定内地汉民“不得往口外开垦牧地”。［８］即使在康熙时期，进入蒙地也需要执有“印票”。“印票”由户部发放，每年发放的数量受到严格控制，大约每年发放八百张，而且实行一年一换的严格的检验制度。自乾隆朝起，清政府觉察到赴内蒙开垦田土的汉人越来越多，便开始转入严格的禁垦蒙地阶段。乾隆十三年议准：“民人所典蒙古地亩，应计所典等分，以还给原主。”［９］次年又发谕令，不再允许留居者多垦地亩。为了落实禁令，乾隆令理藩院选派司官，会同地方官对内蒙古进行巡查，并对当地违禁官员采取严厉的处罚措施。官员违禁者除罚俸、罚牲畜外，还将就地革职，鞭一百，其他容留者亦鞭一百，并罚大量牲畜。对于开垦草原者则谴回原籍，从重治罪［１０］。乾隆二十七年，又补充规定本地旗民亦不许开垦地亩。嘉庆、道光两朝延续了乾隆时的政策，而且做了更缜密的补充，处罚也相应加重，甚至规定蒙古贵族如违例招垦，则最重将“永远革职，不准开复”。普通蒙民私自招垦，则将处罚以鞭、枷等酷刑，或发往南方交驿站当苦差。汉人有敢违禁开垦者，轻则勒令抛荒，或令退回原主，重则交地方官处以枷号、杖等刑罚。严刑峻法的禁垦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康熙以来草原退化的趋势。由此说明，政府法令的实际执行情形才是保护草原、解决草原退化问题的关键。
３清末民国时期土默特草原的彻底退化
３．１清末民国的疯狂放垦对土默特草原造成致命伤害的是清末民国的蒙地放垦。在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在财政枯竭的同时又需支付巨额战争赔款，由此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于是，清政府决定“竭泽而渔”［１１］，开始筹议开垦蒙地以应付时局。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一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任命兵部左侍郎贻谷为督办蒙古垦务大臣，赴土默特推行垦务及“移民实边”新政。由此，时紧时松推行了二百余年的封禁政策被废止，代之而起的是全面放垦蒙古草原。十年之间，土默特草原共开垦农田１１２０９８顷，在蒙古人、汉人“凡有可耕之地，皆试行种植”［１２］的局面下，土默特草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而且破坏并未就此终止。由于放垦蒙地有巨大的利益可图，到民国时，尤其是在北洋政府时期，开垦草原的规模与速度更是超过了清朝。从清末至１９２８年的近３０年间，土默特草原共放垦草地１９８４９２顷，其中清末放垦７９５６０顷，占４０％；１９１２～１９２８年放垦１２０１６６顷，占６０％［１３］。这种垦荒局面又延续到日伪时期。日本侵略军在占领了内蒙古西部后，专门成立荒务局，招徕汉族农民与日本移民进行垦荒耕种，至１９４２年末，日人在内蒙古西部共收买了２０００万顷开垦用地。３．２清末民国放垦的严重后果清末民国时期的大规模放垦是对蒙汉人民的疯狂劫掠，其对草原生态造成的毁灭性破坏至今使后人深受其害。首先，植被完全被毁。其时进入蒙地汉民的经营方式粗放之极，耕种者多来自山西、河北一带，是春至草原秋回汉地的“雁行人”，他们对土地没有所有权，并不关心土地的持久利用问题，因而四处游耕、撂荒，实行掠夺性的开垦经营，使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典型的如当时越演越烈的甘草采挖造成的破坏。加之此时草原因缺乏管理，虫灾、毒草、鼠害肆虐，使防风固沙的植被遭到大量破坏，进而导致土默特草原各牧场普遍缩小，进而加重了草场的载畜量，最终导致过度放牧的恶性循环。其次，草原逐渐沙化。内蒙古大部分地区为复沙层带，腐质土一般只有３０～５０ｃｍ，下面就是沙粒层［１４］。土默特草原东部，如乌兰察布地区，地表生态更加脆弱，长时期大规模的移民垦殖将地表植被破坏殆尽，致使沙层外裸，风沙灾害频发。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在１９４９年前的２１０多年中，内蒙古地区平均约３０年发生一次大的沙尘暴，到１９５０～１９９０年间发展为约２年一次，而１９９０年之后则每年都会发生，并且这种趋势现在仍在加剧。新中国成立后虽也提倡种树种草，但迫于粮食生产压力垦殖活动仍在继续，导致沙化面积继续扩大［１５］。例如，鄂尔多斯地区１９４８年前沙化面积为１０１万ｈｍ２，１９７７年增加至３５０万ｈｍ２，到１９８１年已增至１／１５亿ｈｍ２［１６］。目前，内蒙古地区已沙化和潜在沙化土地面积已占全区总面积的３０．８％，是我国土地沙漠化最严重的省区之一。
４土默特草原退化的启悟
经过３个时段的破坏性开垦经营，土默特草原的生态发生了彻底的逆转。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伊克昭盟沿线与北部河套一带已经完全变为农业区，“土默特草原”这一名称也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语境而成为了历史的记忆。考察土默特草原５００年来的退化轨迹，可以清晰地发现：第一，自然条件对草原退化的影响实际上居于次要地位，大多数情况下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已经积累了抵御自然条件变迁的经验，所以过分诿过于自然是无说服力的。第二，草原退化主要受人类经营活动的影响。在所有经营活动中，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是，人们在选择一种生产方式代替另一种生产方式时，往往采取了极端野蛮粗暴的方式而不自知，因而给后代造成了持续性的灾难。这一点在清末放垦蒙地所造成的可怕后果中已显现得特别清楚。而其现实意义在于，这一点不仅在草原牧业空间受到农业侵占的过程中是其关键，其在草原牧业空间又一次被工业侵占的今天尤其应该被给以高度关注。今天我们所拥有的草原资源已不及古人的１／１０，而采矿、建厂、城市化等现代经济行为的吞噬力却远超农业生产数倍。如果制定政策时不能真正将保护草原放到首位来考量，仅凭单纯的实施退耕还草、补贴牧民等被动的补偿性措施，恐怕仍将难以阻止草原生态进一步恶化的态势。第三，树立全面正确的生态观念是一项当务之急。树立正确的生态观念，首先是指对农草关系、草业与工业关系等的重新认识。例如，北方草原其实是整个中国生态的安全屏障，而至今各界在宣传草原作用时的主题却主要是以其作为肉类、药草、旅游等资源的供给地或畜牧业生产基地为多。再如，整个中国文化界还在为过去肆意破坏草原的行为“欢欣鼓舞”，草原被称为“荒”，各种媒介充满对“开荒”、“垦荒”的肯定甚至赞美。潜藏在人们心底深处的错误利用草原的观念不去除，仍不善待和不尊重草原，不增强天人合一、人地和谐相处的观念，即使下再大的力气宣传保护草原生态，其结果也必被狭隘曲解为只是在保护一些可供长期利用的资源，而不是尊重、热爱草原本身。其次，树立正确生态观念一定要要尊重历史，重视研究草原史。事实上，草原文化本就是在国际上有相当影响力的学科———“欧亚学”的中心内容之一。在“欧亚学”的视野里，农耕文明与近代工业文明实际无一例外是以草原文明为其发展根基的。虽然国内的草原史研究刚刚起步，但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开始汲取历史上治理草原退化的成功经验，总结草原退化的深刻教训，努力避免历史悲剧一再上演。土默特草原退化的历史已经清楚地表明，趋利与避害的强大冲动会促使人们做出短期行为，仅仅依靠法制或宣传远不足以防止这种行为的产生，只有一方面综合多学科的成果，充分发挥学术的导正作用，另一方面逐步探索出使人们可以通过旅游、种草、生物培养等多种获利的生产形式，多管齐下，形成合力，才能使草原生态恶化的局面和态势得到扭转与控制。
作者：刘利利 刘天明 单位：内蒙古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