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大部分欧洲人对于中国的意见都靠不住……”次年同样是在《现代》杂志上，刊出朱湘的《子沅书信》，其中有致赵景深的一封：“景深，你知道西方人把我们看作什么？一个落伍，甚至野蛮的民族！我们在此都被视为日本人！……他们对中国的态度不是轻蔑便是怜悯，因为他们相信中国是一退化或野蛮的国家。”［3］以上这两则事例，外国作家因在“中国的居留”而得到的“教训”，英年早逝的中国诗人的激愤，共同指向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在追寻“现代”的过程中，持续而又显著的困境———如何向“他者”表达自我。而四十多年前陈季同关于“双向翻译”的提倡，早已在尝试因应这一焦虑。1929年10月，杜衡翻译了小泉八云著的《文学和政见》。这篇论文以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作品在西方世界被译介为例，探讨全球化的时代中，文学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所肩负的功能。“一个民族却并不靠着智力而能够在外面被了解。使俄罗斯被了解的大工程，大部分是它底小说家和讲故事的人所完成了。”［4］“小说家和讲故事的人”用他们的劳作，证明“人心在俄罗斯也正像在英吉利，或法兰西，或德意志一样地感着又爱着又苦痛着”。正是这样，在武力和智力之外，文学家用“一种单纯的力”完成了“公使、外交官、有学识的团体底代表”所未能完成的任务，“一个人写一部书对于他底国家的贡献也像打一次胜仗那么大”。这篇论文更加珍贵的地方在于，它指明：一个民族国家应该平等地进入、参与现代世界，成为世界公民———“西方诸大民族便不能再以为俄罗斯人是一种和他们不同种的人民了”；但与此同时，要捍卫自身独特的禀赋不至于被删刈———“但是它们也说明了一些关于俄罗斯人，俄罗斯群众底特殊的又很伟大的美德的情形———他们底无限的忍耐性，他们底勇气，他们底忠实，他们底伟大的信仰心”。“同种的人民”的资格的获得，与“特殊的又很伟大的美德”的葆有———这正是追求在尊重差异基础上的平等参与，而这一过程由文学，由“俄罗斯大作家底法文、德文和英文翻译”奠定基础———“一切的偏见却是为了不了解；不了解最好是用对于更高尚的情绪的控诉来消灭。而更高尚的情绪最好是用纯文学来引起”。
文化不是被后来“附加”到民族身上去的；相反，正是文化、文学想象确定了民族与民族认同这些概念本身的含义。文学想象通过抽绎、展示民族性格（“特殊的又很伟大的美德情形———他们底无限的忍耐性，他们底勇气，他们底忠实，他们底伟大的信仰心”）等方式来建立共同体的存在。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看来，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是一个集体的文化运作，它通过对成员及外人的表征来创造一个民族，而小说与报纸为这样的运作过程提供了技术手段。既是向内的组织，也是向外的昭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纯文学”具备了“对于他底国家的贡献”；尤其对于长期被排斥在世界公民之外的民族、现代国家之外的国家来说，这更是“一种政治的必需”。小泉八云的这篇文章是面向日本民众的，而杜衡翻译《文学和政见》这篇文章，显然有本民族自身的现实针对性，即如朱湘所说：“西方人把我们看作什么？一个落伍，甚至野蛮的民族！”身处日本的有识之士对于如何“在外面被了解”是这样的焦灼，更何况被视为日本人之“映像”的中国民众呢（“我们在此都被视为日本人！”）？套用小泉八云的话说，当务之急是：“由中国文学家来办，由中国人来想，由中国人来写”。
萨义德通过《东方学》提出的警示是：在西方看来，东方不是思想与行动的自由主体，而是一个被剥夺了话语权的“他者”，它不能自己表达，只能依靠西方“代言”。东方并不是一个自然地理方面存在的“客观事实”，而是欧洲的“发明”和“建构”。西方世界的殖民权力不仅立基在经济和政治统治之上，同时也仰仗于它自身关于东方以及其他殖民地的文化———知识生产，而如果我们缺乏了面向西方说出自己，以求“在外面被了解”的能力，那么在上述与殖民统治勾结一体的文化———知识生产面前，我们将无所作为，最终的结果就是鲁迅所忧心的“没有声音的民族”与“无声的中国”。在早于《东方学》出版近半个世纪而被杜衡译成中文的《文学和政见》中，小泉八云注目于一种与东方主义针锋相对的生产方式，它不依赖武力征服和经济渗透，而以文学这样“一种单纯的力”来完成。再往前推四十余年，陈季同已然孤鸣先发般阐明了同样见解，通过“双向翻译”来参与“世界文学”，以消除隔膜与成见，而《黄衫客传奇》这一中国作家创作的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且在西方世界获得好评的小说作品，其内容的中国特色与表达方式的现代，证明了“中国现代文学在发生时就有‘民族’、‘世界’的双重性”［5］。以上接过严先生的话题往下说，正是为了进一步照应“双向翻译”之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意义所在。借鲁迅的话来总结：“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一面“将外国的好的东西，循循善诱地输运进来”，同时又将“自身好的东西宣扬出去”［6］，“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7］———这正是“双向翻译”及其背后支撑着的现代意识的精义所在。严先生之所以在“对外交流”层面将陈季同作为现代文学发端的界标，正在于陈季同既清晰表述了中国自晚清以来所遭逢的“无声的焦虑”，又亲身示范了克服的可能（用严先生的话说是“远远高于当时国内的文学同行，真正站到了时代的巅峰上，指明着方向”）：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既进入全球化格局成为世界公民，而又葆有本民族文化血脉的特质；通过创作与翻译来追寻、塑造有能力发出“真的声音”，有能力自我言说以求得“在外面被了解”的现代民族主体与文化主体。
在文学史的视野中发现陈季同，不仅是通过“扩张材料”而别开生面地“重写起点”，而且打开了一个开放性的论域。有学者曾这样描述近十年来“新世纪文学”的意义：“中国文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结构性的要素”，而不再是一个时间滞后、空间特异、位居边缘充满焦虑的文学。比如，“像莫言等人的小说其实已经建立了一个虽然‘小众’但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力的市场，而莫言这样的作家其实已经跻身于国际性的‘纯文学’的重要作家的行列，具有相当大影响力……他们的新作出版后就会很快得到不同语言的翻译，也由各个不同语言的‘纯文学’的出版机构出版，也已经经过了多年的培育有了一个虽然相对很小但其实相当稳定的读者群，在英语、法语、日语、德语等语种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出版和阅读机制。虽然这些作品的翻译文本的影响还有限度，但显然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文学空间。中国文学的国际性已经变成了一个现实的存在，也已经是‘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性的要素。”［8］对上述略显乐观的判断可能还存有争议，但它确实指明了若干事实。在由百多年前陈季同所指明的参与“世界文学”的过程中，“新世纪文学”进入到了崭新的阶段，由此也可见出两个世纪的文学在断裂中的延续性。“无声的焦虑”、向“他者”表达自我的焦虑至今依然困扰着国人，但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这种焦虑有时会以反向的形式显现出来：随着近年来大国和平崛起，真伪国学兴盛，“文化输出”理论不断高涨，海内外学者宣布新的普世价值将由中国创造，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者寻求建立“中国学术的主体性”，文学界当然也咸与维新，作家们纷纷表示回归本土意识，走回“我们自己的路”，评论界也重新揭起“中国经验”的讨论。这些讨论当然值得用心尝试，其间的反省与批判意识———例如反对将原产于西方的特殊理论上升为普遍范式，来涵盖、曲解中国经验———自有正当性。但依然不能掩饰背后深植的一系列问题：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民族性”“中国化”的强调不绝如缕，今天的重提是在延续战争文化规范（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在近代备受欺凌又长期处在外界压力下的国家的必然选择），抑或是新形势下出现了新的必要性？相关讨论会否微妙开启中国在现代转型和崛起过程中残存的帝国意识？更进一步，“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到底是为了向世界解释中国发展的意图，还是树立另一个和西方相抗衡的主流文化？还是参与塑造一个更为公平、和谐的东西方文化秩序？”在此形势下，把握严先生对陈季同的研究，就有了现实意义，孟繁华对此已有剀切论述：陈季同的文学观和创作向我们指明，“中国现代文学在发生时就有‘民族’‘世界’的双重性……晚清—五四时代，中国文学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在保持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同时，以开放的眼光吸收世界所有的先进文化。这种吸收不是全盘照搬，它是在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的吸收和学习。也只有这样，民族文化才有了‘世界性’通约的可能。
作者：金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