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国国民经济学说:助推经济飞越的理论动力
1．1生产率立国“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具有机械和制造工艺优势的国家必将在力量上是优异的，并能保持这种优势地位。”［3］很明显，早在19世纪中叶，美国的经济战略家们就已经认识到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在于生产效率，即强调技术对于一国经济的重要性。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首先，美国的技术革命推动了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导致产出大幅度增加，同时机器的使用也推动了劳动力从产业链的低端向高端转移，表现为大量具有高技能的熟练工人去从事设计、制造及操作工作。追逐利润的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更倾向于使用机器进行生产，以期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如此反复，最终成为美国技术革命的内在推动力。这一过程的内在逻辑关系可作如此表述:高生产率推动了工资水平的提高，由此扩大了消费数量、提升了消费水平，从而提高了社会对其产品的需求水平(事实上，此处需求水平的提高具有质和量的双重含义)。而高工资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样一来，就需要企业生产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以满足不断扩张的需求水平，从而实现经济体系的内部均衡。其次，生产率立国学说还提出了一个新农业生产理论，即随着工业生产率的提高，技术进步将使农业生产由李嘉图的农业生产规模报酬递减转变为规模收益递增。这是因为，新的技术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充生产要素的损耗，从而与工业生产的进步重新达成一种相辅相成的状态。1．2贸易保护主义由于拥有大片可供耕作的土地资源，因而根据比较优势理论，美国适合走农业发展优先的道路，但这一观点却受到“美国学派”坚决反对。他们认为由于国际竞争力的根本在于国家的生产效率，而生产效率则体现在劳动力和资本的结合程度上。很明显，相对于农业部门而言，工业部门更有利于进行创新以提高本部门的生产效率。与此同时，工业部门的存在，不仅为农业生产提供了生产率更高的机器设备以及持续补充土地肥力的物质资料，而且也为降低产品的商业交易成本提供了基础，这些好处使得美国走工业化道路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由于事实上存在的农业生产的国际比较优势，使得当时的美国发展制造业的成本相对较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劳动力的成本较高，从而导致其工业生产部门的生产效率远不及农业部门，所以在自由贸易体系下，发展工业将使得美国完全没有国际竞争力，因而美国学派提出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此外，单一的农业出口使得土地资源损耗极大，这样一来，在没有工业技术支持的条件下，土地肥力的消耗很难得到补充，从而也要求贸易保护政策发展工业从而支撑本国的农业生产。1．3国内市场贸易保护主义策略实施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高筑关税壁垒，但如此一来，美国必然会遭到其他国家报复，从而导致其农产品在世界范围内遭遇抵制。然而，另一方面，恰恰是在贸易保护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工业体系以及城镇化进程，为美国农业生产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国内市场。再加之美国当时的工业化进程还处于起步阶段，生产的产品显然在国际市场处于竞争劣势，因此只能在受保护的国内市场出清自己的产品。这样一来，工业和农业就形成了体系内的良性互动，这也保证了这一阶段美国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相对均衡发展。但是这种理想的均衡状态需要一个很重要的基本条件，那就是存在统一的国内市场，所以美国对外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同时，在其国内实行的基本类似于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即政府利用关税所得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国内贸易壁垒，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与发展。1．4国民银行美国起初并没有中央银行，但后来相继出现的第一、第二美国银行在稳定货币、增加公共信用、限制州银行过度扩张、维护全国性的统一币值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美国学派”的核心思想就是利用贸易保护手段保护本国相对落后、较为弱小的行业，使之能够在一个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下不断发展、不断强大。但对于贸易保护政策而言，拥有一个统一稳定的国内市场却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也正是基于这种贸易保护措施，使得美国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很低，这也使得美国在后来的南北战争中能够果断的摆脱英国控制下的金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为赢得国内战争而顺利融资，从而进一步扩大了美国的国内市场。1．5利益和谐经济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环境，这也是在贸易保护政策的规制下，“美国学派”的高工资学说及其对国内农业进行保护的基本理由。也正是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美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都得以考虑和调整，并最终形成了各种较为良性的互动关系。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在于，高工资推动工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又会吸收农业部门由于生产率的提高所产生的剩余劳动力。此外，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得劳动工资率提高，这又会进一步扩大对产品的需求，从而推动对农产品的需求加大，这一机制保持了美国农业生产的持续性，同时也维持农产品的高价和农业部门的高收入，进而刺激国内消费以扩大对工业品的需求，这将是一个相对和谐与可持续的互动关系。
2中国经济转型:寻求适于自身特点的发展方向
如前所述，美国学派的国民经济学理论所强调的保护主义政策及一系列与之配套的措施，有力地推动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从而推动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学术界有关“美国学派”的深度探讨并不多见，而国内对“美国学派”的研究大多基于史实资料的考察。尽管如此，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却能较为清晰地洞悉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其崛起背后的关键因素。因此，“美国学派”的理论观点及其政策主张值得当下的中国细细品味，虽然历史难以全盘复制，但借鉴学习却可以成为一种使然［4］。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国际经济的现实状况使得实施贸易保护措施的难度明显加大，但作为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却需要认真审视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在当今纷繁复杂的世界经济环境中，欧美大国仍未完全摆脱金融危机的阴影，但随之而来的欧债危机却使欧美发达国家经济持续疲软，从而加重了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困难。然而，反观以美、英、德、日为代表的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差不多都是借助保护主义之策实现经济起飞的。与这些成功经济体相比，我国的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则表现为一种低端化的外向型经济，即主要依靠低附加值制成品出口，大规模吸引FDI等来推动经济发展，而这种传统发展模式很可能会使中国经济陷入路径依赖的困境。但应该明确，这一经济运行模式却有其历史渊源，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所导致经济缺乏活力、生产效率及生活水平低下诱发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希望通过发展市场经济能使本国生产力得到很好释放。但相对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这一阶段的中国缺乏发展经济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基于此，国家和政府提出了对外开放，借助于“引进来”的战略措施来实现“市场换取技术”。如今30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水平确实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国民生活水平也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这其中外向型的发展战略可谓功不可没。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却使我们重新认识到这种粗放的外向型经济具有其内在的不稳定性，与此同时，由于体制转轨的滞后，使得国内收入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由此导致国内市场需求萎靡、地区和城乡差异相对扩大，这些因素叠加，将会进一步导致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加大。因此，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就成为一种理性选择。然而，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转变?我们认为，美国学派有关国民经济的理论和政策或许能够为我们走出困局提供某些思路。首先，重新审视美国学派的政策主张，我们可以发现，早在美国还处于英国金融霸权控制下的金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之下时，为了本国的发展，适时地采取了贸易保护政策，并最终赶超了英国而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主导。反观当下的中国，恰处在美元霸权之下，而低端化的出口导向型模式使得中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部环境。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外贸企业在国际分工大多处于不利竞争地位［5］，主要表现为市场中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出口的则大多是低附加值产品，技术含量低，尤其是与当时的美国相比，中国的自然资源相当缺乏。这就意味着，在目前的发展中，我们不得不在美元控制下的原材料市场高价进口初级资源，同时却出口这些低附加值产品。这样一来，为了维持生产活动的连续性，企业不得不压低劳动力成本、降低工人的工资水平，从而影响国内消费水平，而积压的产品则需转向国外市场，这将会进一步加大本国的出口压力。随着这些效应的不断显化，又会导致工业部门利润率的下降，从而导致技术创新缺乏其所必需的资本投入，并且低端的工业生产也使其对高素质的劳动力要求不高，这也增加了高学历人才的就业难度，同时也使这些企业从事技术创新的人力资本相对缺乏，此外，这些模式化生产的企业由于自身的原因也缺乏创新的动力。所有这些都会严重影响和制约一国生产效率的提高。其次，基于市场换技术的指导战略，大规模地引进FDI，会使原本就相对弱小的中国高端制造业直面世界高新技术的冲击，从而导致目前中国有相当一部分高新技术企业隶属于外国资本［6］。以高端装备制造业为例，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进口率达到80%，大型石化设备进口率达到40%，汽车制造关键设备及先进集约化农业设备进口率达到70%，而与之相对应的自主品牌却只占20%左右①。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些内含先进技术且直接反映一国生产效率高低的行业中，中国的话语权还相当弱小，从而在国际高端市场上没有能力与发达国家进行有效抗衡。再次，目前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是国内需求难以启动的一个重要根源，尽管这种结构模式的形成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但我们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低端化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由于人为压低劳动力成本，从而使得工资率降低，进而导致消费需求水平降低。这种模式对工业和农业部门都会产生显著的不利冲击，这是因为工业发展水平低端化将会使其需求乏力，进而导致农民收入水平难以提升［7］。中国的人口构成中，农民所占比例相当大，加之广大农村地区在社会福利保障等公共资源分配上处于劣势，导致这部分人群的消费潜力难以得到释放，从而内需难以拉动。对此，可通过中国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异作较为直观的分析。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高于西部，带动了这一地区的农业发展，也使得其人均收入水平高于西部，从而地区消费需求也大于西部，从理论上来说也就是经济结构自身协调程度的差异造就了地区差异。虽然东部地区经济结构的合理性要优于西部，但距离“工农业互补”的协调状态还有相当距离。客观地讲，当中国经济运行到目前阶段时，就需要停下来重新审视之前的发展历程。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尽管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同时也付出了较大代价，表现为环境压力日益变大、外向型经济难以为继、产业升级迫在眉睫。因此，我们认为，东部沿海地区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尽快步入以提高自身技术水平为导向的资本密集型发展轨道。为此，就需要将其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内陆地区转移。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产业在地区间的这种梯度转移却未能取得多少进展，原因有许多，关键在于高端制造业尤其是高技术水平生产环节被外资牢牢控制，从而导致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生产难以向西部转移，进而影响到东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毋庸置疑，经济转型是一个长期过程，稳定的发展环境是其前提条件，因而我们并不赞成过于激进地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同时采用极端的贸易保护主义。事实上，目前国际经济环境也使我们无法完全效仿美国的经验。面对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及维持社会稳定的需要，不能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毕竟与经济发展一样，就业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具体操作中，对于不同产业和地区可以区别对待，如东部地区应逐步取消对外贸部门的补贴，转向对技术创新进行补贴，或对那些向西部地区转移的劳动密集型生产进行补贴。与此同时，还应加大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的投资力度，并采取优惠政策措施吸引并留住优秀人才，从而渐次推进国内产业的合理梯度转移。然后，纵观目前中国那些外向型企业，其中大部分都是先在国内市场上起步的，尤以温州企业最为典型。根据学者有关调研，这些企业在起始阶段都是立足于国内市场的，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开始逐渐转向外部市场。原因在于，相对于国内市场，国外市场的交易准则清晰明确，尽管地理距离遥远，但实际上相对于国内市场，其交易成本并不是很大。此外，虽然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压价很厉害，但是其需求量却是巨大的。这样一来，要想使曾经的外向型经济转向内部市场，那么就必须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就当下的现实情况而言，物流成本居高不下，设“租”寻“租”现象时有发生，基础设施地区差异明显等因素的存在，严重阻碍了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经济起飞阶段，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统一健全的国内市场更为迫切。而这一市场的形成首先需要消除地区差异，进而在相关政策的引导下，将资金、技术、人力等资源向内陆地区转移。因此将这一逻辑推演开来，我们认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成功推进，首先需要解决西部的基础设施问题，以便人力和物资能以较低的成本进出西部地区。应当指出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周期较长，投资回报周期也较长，因而对此就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而舍弃长期的投资建设。事实上，恰恰是由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缺乏和滞后才影响了其投资环境，才使得西部的经济效益低下，本质上是一种恶性循环，因此，要想取得西部开发的重大突破，就必须打破这个循环。最后，美国崛起之前，国际货币体系处于体现英国金融霸权的金本位制的治理之下，但美国却借助中央银行制度的构建逐步摆脱了英国的控制。现阶段，处于美元霸权治理下的金融秩序与以往有着很大的不同，由于大部分自然资源和初级原材料都以美元进行结算，这使得美国能够牢牢掌握许多国家的经济命脉［8］。尤其是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资源相对匮乏的现状，使得我们不得不接受美元的盘剥，且在短时期内很难有根本改观。因此，就需要我们理性地扩大人民币的世界影响力，在进行对外贸易的时候适时选择以人民币作为国际结算单位，从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3结语
美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具有很好的示范和借鉴意义，这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学习借鉴先进国家经验时，不能生搬硬套，毕竟这么多年之后的今天，时代背景完全不同，国际化趋势无法逆转，人类的文明进程以及技术更新与产业更迭的速度与以往相比，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其在许多方面与美国有着本质的区别，如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不同、资源禀赋存在差异、文化及价值观也各具特色。但就外向型经济与内向型经济模式本身而言，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建国初期至今的成就足以说明这点。我国人口众多，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仍然存在，因此不能因为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就断然放弃外向型经济模式而完全转向内向型模式，这种做法显然不科学，同时也不可取。相反，我们必须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理性地学习和借鉴别人的经验教训，结合自己的具体国情适时转变发展战略，成功地探寻出一条适合于中国自身特点的崛起之路。
作者：肖黎明 陈诚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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