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出土古地图的研究
对古地图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一个热点，近三十年来，相关研究不仅学术成果众多，而且从学术理论、方法和视角来说，大部分学者的文章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中，最为突出的成果当属对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地图和1986年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地图的研究。何双全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中综述了出土地图的整理过程和图幅内容，介绍了全图的编缀情况，研究了出土地图的编绘技术，并按图的用途所规定的内容，把放马滩秦图分别称为《政区图》《地形图》和《经济图》[13]1226。曹婉如在《有关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的几个问题》中认为，这些地图是按照一定方位绘制的，并考虑到距离原则，若以裴秀“制图六体”来衡量，可以说，这些有注记的地图是依“准望”和“道里”，而关于“分率”“高下”“方邪”和“迂直”这四项原则，则不精审[14]1825。章珊在《放马滩出土地图的年代问题》中认为出土地图的绘制年代并非秦始皇八年，而是在公元前300年以前制作的[15]58。张修桂在《天水〈放马滩地图〉的绘制年代》中从墓主的身份、经历，结合文献记载，全面论述了出土地图的绘制背景，认为1号图和2号图的绘制时间当在公元前320年左右，而3~7号图则绘于公元前305年前后[16]4448。张修桂在《当前考古所见最早的地图——天水放马滩地图研究》中认为，这些地图绘制于公元前300年以前，其中第一图组完成于公元前324年至公元前319年之间，第二图组成图于公元前311年至公元前300年之时[17]141161。朱玲玲在《放马滩战国秦图与先秦时期的地图学》中研究了这些地图的绘图成就，藉此还探讨了先秦地图的渊源[18]6167。雍际春、姜生分别在《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年）和《论马王堆出土〈地形图〉之九嶷山图及其技术传承》中按照现代、西方地图绘制技术标准来评判中国古代地图，切入的视角颇有新意[19]108114。对于宋刻《平江图》的研究，杜瑜在《从宋〈平江图〉看平江府城的规模和布局》中指出，历史文献关于宋平江府城规模及其子城范围的评判“大部分有误”，实际上大城周长约三十二里，子城周长约四里，且全城左右基本对称[20]9096；汪前进在《〈平江图〉的地图学研究》中认为《平江图》城区平均比例尺为12000，子城的比例尺为1170，比较系统、全面地反映了平江府（今苏州市）城市的地理面貌[21]378386；钱玉成在《宋刻〈平江图〉的比例》中认为该图采用的比例分为三个层次，城外仅具示意性质，无统一比例，城内北半部东西方向的比例为13000，其余采用的比例为12500，子城采用的比例最大，为16000[22]8081。陈香白、郑锡煌在《〈永乐大典〉所辑“潮州城图”考略》中根据大量史料考证出，《永乐大典》所辑“潮州城图”是元、明之际以宋代绘制的“潮州城图”为底本的摹绘图，其底本绘制于宋端平年间（1234―1235），绘制人可能是《潮州图经》（1236年）的作者黄梦锡等人[23]272279。刘建国在《〈禹迹图〉考辨》中将伪齐阜昌七年刻石的《禹迹图》（收藏于西安碑林）与绍兴十二年刻石的《禹迹图》（收藏于镇江市博物馆）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认为《禹迹图》不仅是当时科学水平很高的一幅山水地图，还是一幅严谨独特的行政区划图[24]4055。任金城在《〈广舆图〉的学术价值及其不同的版本》中论述了《广舆图》在各个方面的学术价值及其八种版本，高度评价了《广舆图》对我国传统制图学发展的贡献以及它的史料保存价值[25]118134。汪前进在《康熙铜版〈皇舆全览图〉投影种类新探》中通过对《皇舆全览图》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发现该图采用的是著名的桑逊投影原理，并非传统认为的三角投影原理[26]186194。黄盛璋、汪前进在《最早一幅西夏地图——〈西夏地形图〉新探》中否定了该图为清人所绘的说法，推测该图是宋代官吏绘于大观二年[27]177187。汪前进在《石刻〈六经图〉综考》中研究了保存在江西上饶市博物馆的石刻《六经图》中的六幅地图，并与杨甲的《六经图》进行比较，推究出《六经图》的原貌、刻图年代及二者的渊源[28]8390。汪前进在《〈静江府城图〉的成图时间、作者及地图要素》中研究了摹刻于今广西桂林市北鹦鹉山南麓石崖上的《静江府城图》，认为它绘于南宋咸淳六年三月至咸淳八年春之间，由经略使胡颖主持绘刻，是迄今所见最大的一幅宋代城市地图[29]384388。曹婉如在《现存最早的一部尚有地图的图经——〈严州图经〉》中根据现存最早的一部尚有地图的图经——南宋《严州图经》卷首所附九幅地图与三卷经文的记述进行了研究，认为经文不是地图的文字说明，而是记述地图所绘的地区之情况，推翻了人们通常的认识[30]374382。朱玲玲在《从郭璞〈山海经图赞〉说山海经图的性质》中把郭璞的263首赞文分为八类，详细分析了每类所赞之图的性质，认为均非地图，只是一些动植物神怪之类的绘画，从而否定了《山海经图》系指地图的说法[31]6167。郭红在《两幅大同镇图比较研究》中对明代《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和《三云筹俎》中的大同镇图进行了研究，确认了两图对于地名学及军事史的研究价值[32]239。汤开建在《祝淮〈新修香山县志·澳门图〉研究》[33]6271和《雍正〈广东通志·澳门图〉研究》[34]5460中专门研究了早期澳门地图，为澳门城市的发展研究提供了很多珍贵的史料。张连生在《八卷本〈扬州图经〉作者质疑》中通过对焦循、江藩两人的年谱和传记进行考察，对一些出版社出版的署名为焦循、江藩的嘉庆时刻八卷本《扬州图经》提出了质疑[35]7175。郭声波在《沈括〈守令图〉与荣县〈守令图〉关系探源》中探讨了两者的关系，认为沈括《守令图》的传绘本就是宣和《守令图》的最早底图，只要将宣和《守令图》作一定处理，一幅失传800年的精品地图就可重现于人间[36]114119。周运中的《论〈武备志〉和〈南枢志〉中的〈郑和航海图〉》为《郑和航海图》原貌的复原提供了依据[37]145152。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以古地图为视角进行历史研究。苏洪济等人在《〈静江府城图〉与宋代桂林城》中以《静江府城图》为依据，探讨了宋代桂林城的建置沿革，详细地分析了该图中各种军事设施的今昔状况及其作用与功能[38]277286。李孝聪在《消失的边界，中国古地图启示录》（香港里昂证券有限公司出版，1997年）中提出了通过古地图来认识中国文明的观点，中国地图的种类、式样、风格与内容都表达了中华文化独有的特性，地图展示的差异是中、西文化上的差异，并举例批驳了西方学者认为古代中国地图精度不高的看法。仓修良、陈仰光在《从敦煌图经残卷看隋唐五代图经发展》中通过对敦煌文书中的图经和其他文献的考索，认为所谓图经实际上是卷首都冠以各种地图，但并不皆以图为主的著作，隋唐五代图经发达是中央集权制加强的表现，各地州县必须按时向中央呈送图经，中央借此达到控制地方的目的[39]117140。潘晟在《谁的叙述：明代方志地图绘制人员身份初考》中通过对绘图者身份的研究，揭示了明代方志绘图丰富的个性特点[40]7482，并在《明代方志地图编绘意向的初步考察》中从思想意识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明代方志地图的编绘更多地强调了舆图的政治功能[41]115124。于风军在《释“瀵”——基于对方志舆图符号的解读》中对“瀵”加以释读，完善了方志地图当中的符号形象[42]99104。陈广恩在《〈长安志图〉与元代泾渠水利建设》中对《长安志图》所载元代泾渠的水利建设、管理、历史教训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丰富了该图志的史料价值[43]8894。刘迎胜在《〈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出版，2010年）中对两图进行了对比研究，描绘了六七百年前东亚人所了解的世界，同时还认为两图是内陆亚洲学、伊斯兰学、东西交流史研究重要的工具资料。
二、不同历史时期各类地图集的编绘
在综合性历史地图集方面：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1996年）刊绘了从原始社会到鸦片战争前夕的各种地图共191幅，其中既有原始社会遗址分布图，又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各个朝代的全国形势和行政区划图；既有全国或区域类型的一览图、主要农民战争图、历史战役图，又有文化、经济繁荣地区的明细图以及各种经济图、中外历史交通图，是一部综合性的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1996年）全书共八册，堪称“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共收有图304幅和约七万个地名，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基本的工具书。曹婉如等人编绘的《中国古代地图集》（文物出版社出版，1990年）代表了古地图研究的最高水平。另外，目前尚未完全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包括疆域、政区、民族、人口、文化、宗教、农业、手工业、城市、交通、战争、地貌、气候、灾害、植被等图组共一千多幅地图，将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和历史地图学的一个崭新里程碑。在区域性历史地图集方面：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出版社出版，1988年）是我国第一部地方性历史地图集，介绍了自远古至新中国成立前整个历史时期北京的发展变化过程，尤其是对自金代以后北京发展情况的叙述更为详尽。司徒尚纪主编的《广东历史地图集》（广东地图出版社出版，1995年）分序图、政区沿革图组、军事·政治斗争图组、人口·民族统计图组、经济图组、文化图组、城镇图组、自然图组等内容，是我国首部省区历史地图集。史念海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1996年）是以今西安市区所辖七区六县为主的区域历史地图集，共有正图89幅及与它相配合的图片89张，且各图均有必要的文字说明，反映了上起蓝田猿人旧石器时期，下至公元1995年西安历史时期的政治沿革、环境演化与城市变迁情况。周振鹤主编的《上海历史地图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反映了上起秦帝国建立（公元前221年），下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上海的政区沿革及变迁情况。刘和平、谢鸿喜主编的《山西省历史地图集》（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再现了从旧石器时代至清末期间山西地区历史上的沧桑巨变。断代、专题性历史地图集方面：海军海洋测绘研究所和大连海运学院航海史研究室共同编制的《新编郑和航海图集》（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1988年），利用大量中外航海图和航海指南等资料进行航海推算，反映了当前有关《郑和航海图》的研究水平，纠正了前人考证中的失误和疏漏，还解决了一些长期存疑的地名问题。郭毅生主编的《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1990年）是以太平天国战史为主线，全面反映太平天国革命过程的专史地图集，该图集将实地拍摄与地图制版相结合，从细小处着手，极尽求详，比之同类地图集更为翔实直观。钮仲勋等人编著的《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图》（测绘出版社出版，1994年），采用历史文献、野外考察、沉积分析、遥感技术等多种方法和手段，根据上至先秦，下至明清各历史时段有关黄河下游故道的研究成果绘制而成，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国家地震局编著的《远古至元时期中国历史地震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1990年）直观地将破坏性地震的震中位置、承灾体受损程度和波及范围绘制在当时的地理图上，并附有简短的震情介绍，为地震评估提供了宝贵的依据资料。
三、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评介与研究
蔡美彪在《历史地理学的巨大成果——〈中国历史地图集〉评介》中颇有新意地认为，《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我国第一部包括了整个中国历史疆域的地图总集，它不仅集中了秦汉以下各时期的地图，而且把那些政权较为稳定且文献记载也以较为详明的年代作为标准年代，不仅在广度上包括了整个中国历史领域，而且在纵深方面也有所发展，超越了前人[44]2530。陈桥驿在《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以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中国历史地图集》作了全面点评，认为《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运用现代绘图方法进行编绘的图集，与我国古典式的示意图相比，地理意义更为完整，计量也更为精确[45]137144。韩光辉等人在《〈北京历史地图集〉编制理论实践和社会评价》中介绍了《北京历史地图集》的编绘缘起、编绘过程、理论基础及其编绘时的总体设计和技术处理，对《北京历史地图集》的学术、现实价值予以了充分的肯定[46]227250。周长山、陈大克在《广西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地图再现——关于〈广西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及其数字化工程》中对广西发展的基本轴线进行了梳理，并从发生学的视角将历史文献、文化遗产、出土文献等各类信息中所包含的广西历史文化信息用地图语言表现出来，更加直观、形象地反映了广西人与自然的互动[47]2426。王逸民在《1609中国古地图集：〈三才图会·地理卷〉导读》（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年）中对《三才图会》进行了校释整理，称其为中国十七世纪百科图集，纠正了前人学者对其评价过低的观点。
四、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
朱玲玲在《论先秦时期的地图》中探讨了我国地图的起源、春秋战国时期的地图、《周礼》中的地图、《山海图》中的地图等内容，认为有确凿的材料证明西周初年我国就已在使用地图，先秦地图有种类多、用途广、制图技术已有相当水平三个特点。曹婉如在《中外地图交流史初探》中认为，中外地图交流可能以唐代中国与印度、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交流为最早[49]287295。汪前进在《历史上中朝两国地图学交流》中认为，中国的地图知识在公元1世纪以前就已传入朝鲜。杨雨蕾在《利玛窦世界地图传入韩国及其影响》中考察了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传入朝鲜半岛的概况，并就其对朝鲜半岛的影响作了评价[51]9198。韩昭庆在《中国地图史研究的由今推古及由古推古——兼评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中研究了中国地图流传中的一些现象，并建议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应注重古地图的研究[52]7682。喻沧、廖克在《中国地图学史》（测绘出版社出版，2010年）中则全面系统地概括了中国先秦至今各个历史时期内的地图学成就，同时还提供了大量的历史地图和文字资料。
五、国外藏中国历史地图复原与研究
任金城在《国外珍藏的一些中国明代地图》中考察了国外搜集整理的一些有关中国地图的种类和保存情况，对中国明代地图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有益补充。谭其骧整理出版的仅留存日本、国内业已失传的宋本《历代地理指掌图》，对于古地图的整理保存贡献很大。李孝聪在《记英国伦敦所见四幅清代绘本北京城市地图》中就地图所表现的内容，结合文献史实及现存北京古旧城市地图，逐一考定了四幅地图成图的时代、错讹、文物价值与学术价值；在《欧洲所藏中文古地图》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综述了海外中文古地图的收藏与研究情况，介绍了19世纪末以来国外学者对流散在海外的中文地图研究，提出了中国学者判识古地图绘制年代的几种独特方法，披露了经作者调查的海外各国图书馆中文地图的收藏情况，并肯定了这些中文古地图的学术价值；在《马国贤与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印制》中根据他在意大利拿波里的调查，介绍了马国贤的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以及收藏在意大利的《康熙皇舆全览图》，并对有关马国贤在拿波里创办中国学院的中文地图以及早期中文地图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作了概述。华林甫在《英藏清军镇压早期太平天国地图考释》中对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的几幅太平天国原始地图进行考察，修正了目前流行的有关永安北路清军驻兵数的观点。王大学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松江府海塘图〉的年代判定及其价值》中考证出该图绘制于乾隆时期，同时也对《松江府海塘图》的完整性做了很高的评价。华林甫的《英国国家档案馆庋藏近代中文舆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2008年）公布了大量的珍贵舆图史料，是海外舆图资料研究的主要成果。近三十年来，历史地图学的相关研究成果突出，但也有一系列不足之处，如历史地图学理论基础方面的成果就较少。自从GIS技术引入到历史地理学当中后，历史地图学研究开始向如何实现GIS技术与历史地图学相结合的方向发展。葛剑雄在《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到数字化》中认为，历史地图数字化的实现可将中国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的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理论、方法，并同国外学术界进行对话，有助于推动历史地图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作者：郑鹏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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